拍賣品被文物局叫停的大谷光瑞是何許人？

10月21日，國家文物局給日本橫濱國家拍賣株式會社發去一份公函《關於停止拍賣中國流失文物的函》，認定該公司原定10月底在東京舉辦的一場拍賣會中的六件拍品是大谷光瑞等從中國非法劫掠的文物。

國家文物局希望對方能夠遵守有關國際公約，停止拍賣這六件拍品。

橫濱這家拍賣行隨後對相關拍賣品予以了撤拍處理。

這六件文物拍品中有：「第734號唐代天王敦煌壁畫、第735號唐代木質彩繪佛像人物故事壁畫（三件）一組、第736號唐代木質彩繪佛像人物故事壁畫（七件）一組、第737號唐代木質彩繪佛像人物故事壁畫、第738號唐代釋迦牟尼敦煌壁畫、第739號延昌——唐代國華佛典等手寫唐經等。

」

被叫停的「唐代天王敦煌壁畫」

被叫停的「唐代木質彩繪佛像人物故事壁畫（三件）一組」

被叫停的「唐代木質彩繪佛像人物故事壁畫（七件）一組」

被叫停的「延昌——唐代國華佛典等手寫唐經等」

公函中提到的大谷光瑞是何許人？與他有關的文物藏品為何成為了非法劫掠品？這還要從大谷光瑞這個人說起。

大谷光瑞(1876年－1948年），幼名峻麿,法號鏡如,京都府人,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願寺的第22代法主。

大谷光瑞於1892年與京都貴族九條道孝公爵的三女兒九條籌子訂婚，而九條道孝的四女兒九條節子已於1889年許配給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嘉仁即後來的大正天皇，節子即後來的貞明皇后），從而大谷光瑞成為了大正天皇的姐夫。

佛教是唐代時由中國傳入日本的，因而中國成為許多日本僧人嚮往的地方。

1899年1月，二十三歲的大谷光瑞借「尋佛教之根」之由，用了四個半月，訪問了中國的十五個城市，對他觸動很大。

1900年1月，大谷光瑞又以調查佛教遺址為名訪問了印度。

1901年，他又考察了英、德、法、俄、瑞典等國家，接觸了以探險為名掠奪中國文物而出名的「探險家」們，如斯文•赫定與斯坦因等，參觀了各國博物館。

當看到各國探險隊從中國掠奪的大批文物珍寶，大谷光瑞十分眼熱，對斯坦因等中亞探險的收穫，更是感到震撼，萌生了到中國尋寶的念頭。

大谷光瑞於1902年8月在英國倫敦留影

於是，大谷光瑞組建了一支有別於歐洲人的探險隊。

歐洲的探險隊清一色基督教徒，而他的探險隊全都是佛教徒；歐洲人探險僅限於我國新疆，而大谷光瑞的搜尋區域覆蓋了我國的整個西北地區。

他們在財政方面的基礎則是近一千萬日本信徒施捨的財物，因此大谷探險隊的活動近似於私人性質，而不象其它各支均是由政府機構資助。

第一次探險（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領渡邊哲信、堀賢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圓等人，自倫敦出發，經撒馬爾罕、浩罕，進入喀什噶爾。

途中大谷光瑞獲悉父親去世的消息，急忙趕回國繼任西本願寺法主。

留在新疆的渡邊哲信和堀賢雄，先考察了塔什庫爾干、葉爾羌、和闐、阿克蘇等地，於1903年3月到達庫車、拜城一帶考察，探訪了克孜爾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獲取大量佛教文物。

隨後，兩人帶著搜集品，經迪化（烏魯木齊）、蘭州、漢口等地，於1904年4月返回日本。

第二次探險（1908－1909）起自1908年6月，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榮三郎二人從北京出發，穿越蒙古進入準噶爾盆地，調查吐魯番周圍遺蹟。

次年2月，兩人在庫爾勒分手，野村榮三郎在庫車周圍進行盜掘、調查，然後經阿克蘇到達喀什；橘瑞超則進入羅布沙漠，並在樓蘭發現了著名的《李柏文書》。

《李柏文書》是目前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中國紙本書信實物標本，文書中出現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樓蘭所發現的全部文書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載的人物。

學界普遍認為，《李柏文書》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考古價值，同時也是堪與《蘭亭序》相媲美的書法藝術精品。

然後，橘瑞超沿南道經若羌、和田抵達喀什。

兩人會合後翻越喀喇崑崙山口進入印度河畔的列城，歷時18個月。

第三次探險開始於1910 年8月，大谷光瑞首先帶著橘瑞超遊覽了歐洲各國，先後會見了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勒柯克等著名的西域中亞探險家，從他們那裡得到了各種有關中亞西域的最新情況和知識。

10月，橘瑞超從倫敦出發，從俄國入境至塔城，經烏魯木齊、吐魯番，再次進入樓蘭遺址，然後又從且末北上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到庫車，經喀什、和田進入西藏北部，再取道且末、若羌抵達敦煌。

1911年，中國國內爆發了辛亥革命，形勢發生較大的變化。

大谷光瑞長時間沒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了，便決定於同年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尋找，吉川經上海、武漢、蘭州，於1911年10月5日到達敦煌，首先拍攝了洞窟。

在敦煌期間，吉川一方面派人，並向新疆各地打電報尋找橘瑞超，一方面又在敦煌進行盜寶活動，在敦煌先後得到了一些寫經、文書並騙取了幾尊彩塑。

此時，橘瑞超也正由新疆的若羌裝扮成維吾爾人向敦煌進發，在路上碰到了一位從敦煌回來的維族人，知道了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正在尋找他的消息。

於是，橘瑞超急忙向敦煌趕去，於1912年1月26日到達敦煌，並與在那裡的吉川會合。

在敦煌他們分別從王道士及其他人那裡買到一些敦煌寫本。

1912年，王道士將自己私下藏匿的部分文物賣給了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

此時，大谷光瑞一再催促他們回國，於是二人分別行動：吉川前往吐魯番，橘瑞超前往安西。

在安西，橘瑞超又收到國內電報，要求他馬上中止活動回國，於是他只好回頭，趕上吉川一起經哈密到吐魯番，吉川決定在吐魯番繼續發掘，橘瑞超則前往烏魯木齊，取道西伯利亞回國。

吉川繼續在吐魯番工作，到1913年2月才離開吐魯番，經焉蓍到庫車，調查了庫木吐拉、蘇巴什等地後，又西進喀什，南下和闐，北上伊犁，最後東返烏魯木齊，經吐魯番、哈密、敦煌、酒泉等地，於1914年5月至北京回國，從而結束了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的三次中國西北考察活動。

大谷探險隊的三次考察活動，其收穫結集為《西域考古圖譜》、《新西域記》等書。

其他著作則收錄於《大谷光瑞全集》中。

大谷探險隊的三次探險活動，與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險隊不同。

大谷探險隊的人員構成本身不是學者，更是對考古學一竅不通，而且他們考察的範圍也過於廣泛，很大程度上是以盜寶為目的進行的，他們所發掘的東西由於沒有很好的記錄，其資料意義與價值大大降低。

比如發現《李柏文書》的橘瑞超，當時只是一個不滿20歲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對出土時的情況做記錄，以至於後人在研究《李柏文書》時，有很多疑團已無法破解。

大谷光瑞先後三次親率或派遣大谷探險隊，深入中國西北地區探險，考察。

三次探險的隊員共有十八人，歷時五年零十一個月，行程一萬八千公里，足跡遍布我國新疆、內蒙古、甘肅、青海、寧夏等地四十餘座城鎮的近三百個佛跡點，其中就包括拜城克孜爾千佛洞。

年輕僧人往往會雇用當地老百姓亂挖亂掘，其對遺址古蹟所造成的破壞，甚至比盜墓賊還要嚴重。

他們從中國帶走了據估計達數以十萬計的珍貴文物，給中國西北地區文化遺存和古蹟古物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大谷曾將藏品目錄與探險隊員的部分日記一起，發表在《新西域記》中。

大谷探險隊的三次探險到底竊取、掠奪了我國多少文物，至今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

不過，大谷探險隊僅第三次探險就竊取文物86箱文物，重達6731公斤，其中在吐魯番竊取的文物就有70多箱。

大谷光瑞本人稱所竊取的文物「在時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種類上也多種多樣，頗為豐富」，「出土文物予以區分的話有佛典、經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書、繪畫、雕塑、染織、刺繡、古錢、印本等」。

據了解，大谷探險隊帶回日本的有庫車、拜城、庫木吐喇出土的塑造菩薩頭像。

這些頭像色彩保存得很好，可謂表現了典型西域樣式的精美作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從肖爾楚克千佛洞帶回的武士頭像。

他們從昭怙厘佛寺帶走的國寶級文物舍利盒外壁圖畫中所描繪的龜茲樂舞，就屬於蘇幕遮戲的一部分。

《蘇幕遮》於唐代傳入中原後，轟動京城，對中原傳統文化產生巨大衝擊，受到幾代帝王的喜愛和文人的謳歌。

在大谷探險隊掠奪的文物中，包括10具被人們習慣性稱為「木乃伊」的高昌古屍。

這些古屍大多來源於距吐魯番不遠的兩個古墓地，那裡是高昌王國和唐西州時期的公共墓地。

1910年到1914年間，「大谷探險隊」以破壞性的方式挖開古墓，發現了這些「木乃伊」。

因為在「木乃伊」身上發現了絲綢殘片，由此判斷他們生前是達官貴族。

由於當時交通不發達，大谷探險隊只能用最簡單的木箱子裝上「木乃伊」，用駱駝運出新疆。

橫濱拍賣株式會社圖錄上標明拍賣品是大谷文瑞掠奪而來

這期間，大谷文瑞於1913年還受到了孫中山的接見，並在其推薦下出任中華民國政府顧問；1914年2月，5名本願寺僧侶被抓進京都監獄，罪名是侵吞挪用教團附屬的慈善會財團及共保財金資金。

5月，大谷光瑞引咎退位，辭去法主職務。

大谷文瑞第二年定居到大連，成為滿鐵公司的文化與宗教事務幕後顧問及大東亞建設審議委員會委員。

伺候，谷光瑞成為了一個狂熱的侵華支持者，是日本殖民當局奉行擴張、掠奪政策的先鋒人物。

他曾出版過《滿洲國的未來》一書，直言「滿洲必須在日本的保護下培育發展」，侵略與掠奪的思想充斥全書。

1938年，他針對「七七事變」後的時局，寫下《中國事變後對策》一書，極力主張擴大侵華戰爭，這本書也一度被日本關東軍高層奉為經典，要求高級將領人人研讀。

1939年至1941年，大谷主編出版了《大谷光瑞興亞論叢》《大谷光瑞興亞計劃》，鼓吹「南進」論，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效力。

後來，他還歷任日本近衛文麿，小磯國昭內閣參議、內閣顧問等職，力主對華採取強硬措施。

大谷探險隊三次活動的收藏品主要存放於日本神戶郊外大谷光瑞的別墅「二樂莊」，並委託一些大學教授為他整理、分類編目。

其部分寄存在帝國京都博物館（後改稱京都帝室博物館、恩賜京都博物館，今為京都國立博物館）。

大谷於1912年11月曾在二樂莊舉辦過收藏品展覽，1915年又將所得精品，影印刊布在《西域考古圖譜》中。

1914年，大谷光瑞辭掉法主職位，其收藏品也隨之分散，一部分隨二樂莊賣給久原房之助，後來久原將所得藏品寄贈給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今藏漢城國立中央博物館。

大谷寄存在帝國京都博物館的部分，現入藏東京國立博物館。

大谷還將一部分文物賣給古董商，賺取了大量金錢。

1915年，大谷文瑞的約20000冊漢籍，裝成250多箱，由神戶登船運抵旅順，收藏於大谷的居所里。

1925年11月，大谷從滿鐵公司得到了一筆巨額資助，作為回報，他將這批漢籍中的一部分寄存於滿鐵圖書館。

1925年11月，大谷光瑞因去南洋考察經費短缺，向滿鐵會社借了一批巨款，以「寄存」在滿鐵圖書館的圖書做抵押。

1930年，大谷光瑞無錢償還借款，只好將這批圖書抵債，歸滿鐵大連圖書館所有，被稱為「大谷文庫」。

與此同時，滿鐵圖書館也開始在大谷的指導下大量收藏漢籍，並撥出特殊經費支持這項活動。

大谷文瑞

大谷光瑞抵押給滿鐵圖書館的這批藏書，共有漢籍5000餘冊，西文圖書約300冊。

其中還包括日本刻本170餘種，日文和漢文抄本25種。

從目錄學角度來說，它們幾乎涉及中國古籍分類中的經、史、子、集、叢各部類。

在180餘種明清小說中，有數十種國內外孤本，其中亦不乏稀有珍本，如明刻本《警世陰陽夢》、清初刻本《後水滸傳》等，已被公認為價值連城的稀世之珍，而《醒名花》還是世上唯一完整的版本，清朝乾隆以前刻本竟達200餘種。

在300冊西文圖書中，多為明末清初之際來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的著作。

後來，部分旅順的藏品又運回西本願寺，後寺廟將其捐贈給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其中就有那本《李柏文書》。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

當時大谷光瑞正在大連策劃一個龐大的移民計劃，要把日本青年團10萬人移住到印度。

由於日本戰敗，這項計劃也成了泡影。

1946年1月5日，大谷光瑞以患膀胱腫瘤為由住進醫院。

6月4日，他被中方以間諜嫌疑罪拘留。

7月14日被釋放後又幾度進出醫院。

1947年2月28日，大谷光瑞混上日本人遣返船隻「遠州丸」回到日本，第二年病死。

新中國成立以後，收藏在滿鐵圖書館的大谷文庫中，有600多冊敦煌文獻被國家圖書館征走，其餘被整體移交至大連圖書館。

除了最早的250多箱漢籍，大谷光瑞在大連定居的30餘年間，也一直積極配合滿鐵在中國各地不斷掠奪漢籍。

以地方縣誌為例，滿鐵圖書館中便收藏著1000多個縣誌，幾乎涵蓋了中國所有的縣。

正因如此，大連圖書館的滿鐵資料，孤本、珍本明清小說和縣誌使該館得以傲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