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去世：什麼樣的人才配稱「國學大師」

藝文容止

饒宗頤先生一生治學所及，博泛無匹，可視為20世紀人文學術之顯學與新學的全息縮影。

饒選堂宗頤先生昨日凌晨（2月6日）仙逝，哲人其萎，學林藝林同聲哀悼。

在近三十多年間，內地知識界和文化界對其評價有過一些變化。

改革開放初期，文化學術逐漸復興，隨著眼光轉向外界，人們發現竟有這樣一位久居香港的學者和藝術家博通至此，舉凡人文學科的各個門類，其人幾乎無不涉及。

在上世紀90年代的「傳統文化熱」中，饒宗頤與錢鍾書、季羨林等學者成為偶像級人物，「南饒北錢」「南饒北季」的稱譽由此出現。

然而，「博通」符合傳統文化的審美與想像，但卻不是現代學術的常態。

隨著後來學術精細化、科學化之風盛熾，「通人」錢鍾書的偶像地位被「專人」陳寅恪取代，饒宗頤也不再成為學術界頂禮膜拜的對象，晚年更以文人藝術家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他對學術史的發展有非常明確的認知，對自己在潮流和大勢中所處的位置和起到的作用也相當自覺。

2003年，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大陸版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於2009年推出，共14卷20冊，分別為史溯、甲骨、簡帛學、經術禮樂、宗教學、史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潮學、目錄學、文學、詩詞學、藝術及文錄和詩詞等。

這套學術文集的分類和編排是否合理姑且不論，但大體呈現了饒宗頤學術世界的面貌，據之足以了解先生治學的路徑與轉捩。

在這套叢書中，饒宗頤看到了近百年學術史舊學發潛、新知遞生的趨向，令他感到幸運和欣慰的是，他出生的1917年，正是王國維考證先公先王之年，而甲骨面世迄於世紀之交，恰當期頤，他不無自豪地說：

「當代學術之顯學，以甲骨、簡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穫豐富，影響至為深遠，余皆有幸參與其事。

他若楚辭與楚學之恢弘、滋大，而垂絕復興之賦學與文選學，余皆曾致力，不無推動之績。

至余所開拓之新業，如潮學，比較史前文字學與悉曇之學，則亦薄著微勞」。

李澤厚從《登幽州台歌》中看出陳子昂內心那種「得風氣之先的偉大孤獨感」，饒宗頤預20世紀學術之流，身處其間，自然而然有「得風氣之先」的感受。

而時移勢易，前輩同輩漸次凋零，那種「開先」的孤獨感則未免轉為「獨守」的孤獨感了。

20世紀80年代以後，饒宗頤多次受邀訪問內地，參與學術研討、考古發掘和文化考察，此一時段則陸續出版《雲夢秦簡日書研究》《楚帛書》《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及《甲骨文通檢》等，增進了兩地學術與文化交流。

千禧之初，先生即已感慨，晚近以來地不愛寶，新寫本不斷出土，學術界當另有新境界、新事業展開，「古典重溫，新義滋起，或可能導致未來之文藝復興，謹拭目以俟之」。

先生今歸道山，語猶諄諄，希冀在焉，來者可待。

□谷卿（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