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常在田野之間——南陽又一位傑出的考古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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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學者郭寶鈞

他是一個道承傳統的舊知識分子，歷經社會坎坷，有幸融人現代科學考古隊列。

他自勵奮發，激揚活力，躬耕田野學苑數十載，堅持不綴，嘔心瀝血。

他治學勤奮，潛心著述，把自己經手發掘的資料，全部都公布，著作等身，業績煌煌，以垂範來者，承傳不朽。

擔任南中校長

郭寶鈞（1893~1971），字子衡，南陽市宛城區東關安樂街人。

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中國現代考古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他生於1893年12月25日。

在他出生前二十天，其父逝世，留下了年僅38歲的祖母及22歲的母親，兩代嬬居。

五服之內，沒有可以依賴的人。

為遺腹子的郭寶鈞，熟知家境清寒，深感祖母、母親撫育的艱難困苦，因此從小生活簡樸，勤奮求學，不敢怠惰。

1922年，從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後，郭寶鈞返回家鄉南陽，來到河南省立第五中學（即今天的南陽一中）任教，並擔任校長。

郭先生當校長時，有著難得的創業精神和革新意志，在教學與設施上不斷有創新舉措。

他初入社會，但不擅長適應社會，在待人接物方面有不周之處，甚至有些辦法不完全符合地方士紳的心愿。

於是，一些舊勢力的紳士就聯合起來，動員了一批年幼無知的學生，發動了一次「蹙校長」的學潮，就是趕校長下台。

顯然，他不是這些人的對手。

一氣之下，就辭職不幹了。

但他一心想把學校辦好，也得到許多學生的愛戴和一些正直老師的支持。

他離開南中時，理直氣壯，昂首挺胸，闊步走出校門，並向站在兩旁的惜別師生說：「再不要和這些貪官污吏同流合污！」

說罷，拂袖而去。

離開南中幾年後，郭寶鈞被調到開封河南省政府教育廳當督學。

督學的社會地位雖然比校長高，但是一個閒散差事。

發掘安陽殷墟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考古學者董作賓先生，在河南安陽小屯村進行試掘。

這是我國首次田野考古發掘，也是中國學術機關獨立進行考古發掘的開端。

郭寶鈞以河南省教育廳代表的身份，協助摯友、老鄉董作賓的這項工作。

他到安陽發掘後，發現這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好去處，就下定決心，脫離他所說的濁流的政治漩渦，置身於清流的考古學界。

他從事考古後，曾給自己擬了一付對聯，上聯是「古不考秦漢而下」，下聯是「心常在田野之間」，額書「與鬼為徒」。

意思是說，今後專心考古，一頭鑽進古墓的發掘中，忘卻人間的功名利祿，再不和那些奸滑貧婪之徒打交道了。

因為他考古鑑別能力銳敏，善於執筆著文，野外工作任勞任怨，遂於1930年，調入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工作。

郭寶鈞國學底子紮實，但是，自從投身於考古研究工作後，在中央研究院那樣的環境裡，他深知自己沒有受過嚴格的現代科學考古訓練，只能以勤補拙，以勞成業，生命不息，挖墓不止。

1931年，郭寶鈞分別參加了殷墟第四次和第五次的發掘。

特別是在第五次挖掘中，他吸取了山東歷城縣龍山鎮城子崖發掘城牆的經驗，並且結合文獻，寫成了《B區發掘之一》、《B區發掘之二》等報告，肯定了殷墟夯土建築遺蹟，推翻了「殷墟水淹說」等錯誤認識。

後來，郭寶鈞又分別主持了殷墟第八次及第十三次的發掘。

在第十三次發掘中，他結合殷墟的實際情況，逐漸摸索出來一種新型的方法，就是大面積翻。

這不僅可研究遺址的層位關係，還可研究各種遺址的平面分布情況。

由於發掘方法的改進，所以這次的收穫，遠遠超過以往任何一次的發掘。

其他考古發掘

除參加殷墟發掘外，郭寶鈞還先後在河南的安陽武官村、山東的歷城縣龍山鎮、河南的濬縣辛村、輝縣琉璃閣、汲縣山彪鎮、洛陽西郊等地，挖掘了大量的墓葬和居民遺址。

由於他始終堅持工作在田野，考古在現場，所以常常能有「驚人發現」。

在他那一代人中，郭寶鈞是發掘墓葬最多，經驗和感性認識最豐富，考古貢獻最大的前輩之一，被譽為考古界的「福將」、「福星」。

例如，仰韶文化的居室建築「青台」，西周的特殊殉車制度「拆開放置」， 都是經他考察發現的。

因此，他積累了許多非常寶貴的物質文化史料。

在河南安陽武官村大墓

1950年春，年過半百的郭寶鈞，重返河南安陽，發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及其附近的排葬坑。

在曾多次遭盜的遺址中，他居然發現了不少遺蹟和珍貴的文化遺物。

比如，被殉殺者的人骨，這是奴隸社會最有說服力的材料。

郭沫若先生在報紙上看到相關報導後，如獲至寶。

在這裡，他還發現了中國現存上古石磬中最精緻的虎形大石磬。

在山東歷城縣龍山鎮城子崖

郭寶鈞先後兩次參加了史語所在歷城縣龍山鎮城子崖的發掘，並與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一道，合編了該遺址的發掘報告——《城子崖》，在報告中首次提出了「龍山文化」。

他重於古代器物的考證，是命名龍山文化中常見之陶(規)(鬲)之第一人。

在河南濬縣辛村

1932至1933年，郭寶鈞主持了濬縣辛村衛國墓葬的四次發掘，清理了從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的墓葬82座，並於1936年發表了《濬縣辛村古殘墓之清理》一文。

濬縣辛村的發掘，不僅為我們研究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也擴展了史語所考古組的發掘範圍，而且在時代上由殷商延續到西周，開創了周代考古。

1964年，出版了《濬縣辛村》研究報告，為周代考古做出了很大貢獻。

在輝縣琉璃閣和汲縣山彪鎮

輝縣縣城東南郊的琉璃閣墓地，是一處戰國時期魏國貴族的家族墓地。

193512月和1937年春，郭寶鈞在此主持發掘了一批戰國墓。

可惜「七七事變」發生後，第二次發掘被迫停工。

汲縣山彪鎮的發掘，是在1935年夏季進行的。

在大部分實物材料都已經運到台灣的情況下，郭寶鈞根據自己的筆記、殘稿以及零散的資料，於1959年編寫出版了《山彪鎮與琉璃閣》專題報告，為我們研究戰國時代的歷史增添了一部非常寶貴的資料。

在洛陽西郊

1952年，郭寶鈞同夏鼐等考古學家在鄭州發現了商代早期文化遺址――鄭州二里崗古文化遺址和洛陽東郊古墓群。

1954年春，他主持洛陽西郊勘察「王城」的工作。

這次發掘，開創了我國大規模勘探城址的科學考古領域。

雖然年逾花甲，但他依然堅持每天到發掘工地，指揮全部現場工作。

為了保證發掘工作的質量，為了培養青年考古人員，先生嚴格要求工作人員，並親自檢查每一工序。

1956年，他結合文獻，先後編寫了《洛陽澗濱古文化遺址及漢墓》、《1954年春洛陽西郊發掘報告》等，為研究洛陽「王城」考古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此外，他還首創對洛陽「王城」的位置進行探索。

潛心科學研究

郭寶鈞沒有隨歷史語言所遷往台灣。

新中國成立後，他曾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首屆中國史學會理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

在1956年以前的幾十年中，先生以主要精力從事田野發掘考古工作的同時，還充分利用時間，根據新發現的材料，進行科學研究。

在玉器、漆器、古代服飾、殷周車制等方面，先生都有一定的探討，並多有撰著。

在青銅研究上，先生用力最多，收穫也最大。

從三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先生寫出了《關於戰戟之演變》等文章，編著了《殷商的青銅研究》等論著，對我國的古代青銅器作了初步的、比較系統的綜合研究。

1963年，他的綜合性專著《中國青銅器時代》出版，這是先生一生主要的研究成果。

該書從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探討了中國青銅器時代的社會狀況，即夏商周三代的社會面貌。

這本書，是先生試圖用新的歷史觀，從考古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種嘗試，為中國考古學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在他的最大著作《商周銅群綜合研究》中，他在郭沫若對青銅的分期基礎上，配合了出土物，使青銅的分期研究提高了一大步。

他還處理了以往學術缺乏專門論述的青銅鑄造技術，獨創把鑄銅技術的進展作為研究青銅器分期的標準。

培養考古後人

長期以來，先生不僅在考古學的田野發掘和科學研究中，席不暇暖，廢寢忘食，而且在培養青年考古工作者方面，也誨人不倦，精益求精。

從1951年開始，先生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和考古專業，講授「殷周考古」的課程。

1952—1955年，在全國第114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他擔任教學和指導田野實習的工作。

五、六十年代，他還多次在北京大學和考古研究所指導研究生，為我國考古界培養專業人才做出了貢獻。

歷年來，先生還擔任了《安陽發掘報告》等多家專業雜誌的編委，又被聘為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特約研究員。

人生總有遺憾

郭寶鈞於1971年11月1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

他留下了太多的遺憾：

他曾說，我這一輩子要挖至少一千座墓葬，死後在我的墳上，立一塊「千墓老人郭寶鈞之墓」碑，就心滿意足了。

實際上，當他閉目仙逝時，挖的墓還不足三百座。

他晚年患了糖尿病，只好忍痛割愛他的田野工作。

先生還在考慮科研計劃，又提出了一個綜合性的研究課題，即《〈考工記〉注釋》。

可惜還未動筆，突然逝世。

還有，他所寫的眾多的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的論文，還沒有結集出版……

從1928年開始從事考古，到1971年病逝的四十多年裡，郭寶鈞先生在田野考古、科學研究、培養人才等方面，嘔心瀝血，歷盡苦辛，為我國現代考古事業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老一輩考古學家郭寶鈞先生，德業昭著，堪誠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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