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哪裡來之六——考古學的登場

在上一節，我們簡單講述了考古學興起的背景。

考古學的興起，歷史並不長，大約兩百多年。

這裡所說的「考古學」，是指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

如果單從字面上的「考古學」來講，中國的考古歷史恐怕是世界上最長的。

早在北宋的呂大臨（1040-1092），在他臨終前，就已經完成了《考古圖》十卷。

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帶有「考古」二字的書籍。

不過，他的《考古圖》，儘管也有一些追溯歷史的功能，但那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只能算是古器物學，頂多是考古學的萌芽。

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不僅包含古器物學，更主要的是田野考古。

簡單地說，古器物學青睞的是寶貝，什麼鼎啊尊啊玉器寶瓶等；考古學當然也器重這些東西，但是它同樣注重殘陶碎片骨骼牙齒甚至是古人類所丟棄的「垃圾」。

在考古實踐中，灰坑——其實就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垃圾坑，往往就是考古工作者眼中的寶貝。

通過對灰坑的發掘和研究，考古學家可以最大程度地獲取過去、尤其是文字沒有出現之前的遠古人類社會生活的大量信息。

正像我們在前面的文章中所說：考古學本來就是為了尋找人類的起源而誕生的。

到今天，世界上的考古學，已經發展成跨學科的、理論和手段都比較完備的一門學科，尤其是一些新技術包括DNA分析、碳十四測年、樹輪校正等新技術手段的應用，更使考古學如虎添翼。

出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在現代科學領域，當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時，我們是落後於西方世界的。

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也同樣是首先發軔於西方，然後傳入中國。

因此中國的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比西方更年輕，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後不久、也就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才開始，所以算起來不過一百來年的時間。

中國最早的考古機構應當是成立於1916年的中國地質調查所。

這個機構本來是為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找礦用的。

拉開中國現代意義上的考古事業大幕的安特生，當時的職務就是中華民國的「礦政顧問」。

安特生（J.G.Andersson，1874-1960）

安特生（J.G.Andersson，1874-1960）是瑞典人，跟諾貝爾是老鄉，而且是校友，兩人都曾在瑞典著名的烏普薩拉大學待過。

安特生不僅是一位地質學家，還是一位古生物學家。

正是這位安特生先生，發現了仰韶遺址、馬家窯遺址等一大批文化遺存，並命名了「仰韶文化」，使中國的仰韶文化，走向世界。

基於安特生的這些貢獻，人們稱他為「仰韶文化之父」，還在仰韶文化博物館門前，為他安放了一尊青銅像。

仰韶博物館門前的安特生青銅像

可以這樣說：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雖然是裴文中發現的，但是，如果沒有安特生、師丹斯基、魏敦瑞、德日進等人，裴文中的發現，將是不可想像的。

此後，像李濟、梁思永（梁啓超的兒子、民國才女林徽因老公梁思成的弟弟）、裴文中、楊鍾健、傅斯年等一大批中國自己的考古人才成長起來，這些人憋著一股勁兒，要為中國爭一口氣（他們到底在爭什麼氣？將在下節交代），因此戮力前行，推動我國的考古事業向前突飛猛進。

李濟（1896-1979）

這些人，在他們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做出這樣傑出的成就，固然跟他們自身的學養、努力有很大的關係，但是，中國這個得天獨厚的大舞台，也確實為他們的考古事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考古學也和其他學科一樣，開始的時候是幼稚的，因而也存在一些幼稚低級的錯誤。

初期的考古工作者，多半進行的是那種挖寶式的發掘。

這種發掘方法，對一些遺址造成了難以恢復的破壞。

甚至，還有一些無良學者，鑽考古學尚不規範的空子，進行學術造假，比如拿現代人的頭蓋骨配上大猩猩的下頜骨，然後宣稱發現了古人類的頭骨，等等。

現在，一兩百年過去了，世界上知名的考古學家已經多如滿天星斗，不可勝數。

正是靠著他們的辛勤工作、披沙揀金，才使現代考古學，不僅破土萌發，而且茁壯成長，為人類探索自身歷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