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被誤解的開路者

中國史前考古學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學是從安特生開始的。

安特生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前後，在中國北方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動，揭開了中國近代考古學序幕。

他也由此被人們譽為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

然而，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里，安特生卻被一些人橫加指責，以至於這位中國考古學的開路者被人們產生了諸多的誤解。

安特生在甘肅的相關活動情況，以及如何認識安特生在中國北方及其蘭州周邊進行考古活動，著名考古學家郎樹德先生，給我們講述了他所了解的安特生的相關情況。

郎先生長期致力西北史前文化的研究，曾主持了大地灣等古遺址的發掘。

馬家窯的發現

今天，人們說起我國史前文化的代表彩陶，總是不由自主地要提到：馬家窯、馬廠、辛店、齊家、半山等名詞。

它們是中國彩陶及史前文化的斷代分期的名詞，是以該類型彩陶的最初發現地而命名的。

馬家窯、半山、馬廠、辛店等名詞不僅和安特生密不可分，而且也和甘肅這塊土地血肉相連。

走在臨洮、臨夏、民勤地方，人們在不知不覺，就會發現，那些不為人注意的山溝中，竟然隱藏著一個個名揚世界的地方。

馬家窯、半山、馬廠、辛店、沙井等地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安特生在甘肅考古時發現的。

可是，人們想不到最先發現馬家窯、辛店等遺址的安特生卻被人們橫加指責，連日的採訪給我們揭開了這位被啟蒙者曾經的往事。

安特生是瑞典著名地質學家。

1906年至1914年曾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

1914年，他受中國北洋政府的邀請，作為農商部（後來名稱曾多次發生變動）的礦政顧問來到中國，協助中國地質學家尋找鐵礦、煤礦。

他到中國時，正是軍閥混戰之時，戰亂不斷，人民流離失所，找礦只能成為一句空話。

看到採礦、找礦工作無法按計劃進行，安特生只好向當時擔任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的丁文江提出採集古生物化石的計劃。

當時，雙方商定所采化石歸中國地質調查所和瑞典一些博物館所收藏。

從1917年開始，安特生在河北、遼寧、北京等地採集了不少的化石，同時也發現了一批石器。

1921年，安特生髮掘了河南仰韶村的一處古遺址，並將其命名為仰韶文化。

後來發表了《中國新石器類型的石器》一文。

這是目前發現安特生所寫文章中最早一篇提到考古學的。

以蘭州為中心的調查

1923年，安特生髮表了《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安特生把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亞的安諾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進行了比較。

安特生髮現兩種文化類型的彩陶其紋飾非常相近，由此安特生產生了一種想法。

這就是「中國文化西來說」。

他當時認為，中原地區的彩陶文化可能是西方傳播來的。

基於這一觀點，安特生決定遷往西北的陝、甘地區，尋找那裡的史前文化遺址，以此來驗證它的觀點。

1923年春天，他從西安向蘭州進發。

從此時候起直到1925年返回瑞典，安特生一直在西北的陝、甘、青三地區進行野外考古調查。

他主要活動在以蘭州為中心的，半徑400公里範圍內。

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們在西寧十里堡、貴德羅漢堂、西寧朱家寨等地進行考古調查，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尤其是朱家寨遺址的發掘成為安特生學術生涯的一個轉折，意味著他開始脫離地質行業，全力轉入到中國的史前考古中來。

在西寧朱家寨遺址，他們共發掘出43具人骨和大量的隨葬品，是當時國內僅次於仰韶村的一次發掘。

這次發掘的成功，促使安特生進一步在甘肅境內開展工作。

1923年秋，安特生又在距離朱家寨7公里的地方發現了卡約文化遺址。

然後，他們回到了蘭州，準備過冬。

在蘭州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並沒有閒下來，他們利用蘭州輻射甘肅的地理位置，他們收購了一批相當精美的彩陶。

後來安特生把這批彩陶基本上都寫入了他的考古報告。

冬天過去了，天氣漸漸變暖了，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們繼續開展考古調查工作。

1924年4月23日，他們離開蘭州，沿著洮河一路南下，在助手們的幫助下，安特生抵達洮河西岸，再次進行了大量的發掘。

在洮河的階地上他們發現了臨洮縣的灰嘴遺址和辛店遺址，同行的袁復禮測量了準確的地形圖。

然後，他們又在洮河西岸的廣河縣發現了齊家遺址。

不久在助手的幫助下他們發現了馬家窯文化遺址。

1924年6月26日，他們發掘出了廣河的半山文化遺存，隨後他們又發現了寺窪文化遺存。

到1924年7月中旬，他們在洮河流域的工作基本結束了。

為了尋找仰韶半山文化和辛店等文化的中間缺失環節，他們把目光再次投向西部，尋找地域也被擴大了許多，為了趕在冬季之前完工安特生的助手居某又在西寧河谷的民和縣馬廠塬發現了馬廠文化。

而安特生直接去了河西走廊，不過在河西走廊他們的工作時間並不長，在民勤沙井村，他們發掘出了並發現了沙井文化，一共發掘了四十餘個墓葬。

至此他們基本上完成了在甘青地區的調查。

1924年10月安特生回到了北京。

1925年他返回瑞典，1927年、1937年他曾兩次到中國進行一些短暫的考察。

此時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國史前文化研究上。

引起爭論的西來說

安特生先後出版和發表了《中國遠古之文化》、《中國史前研究》、《甘肅考古記》等多部關於中國史前文化研究的考古專著。

對中國史前文化的發展、起源、分布、分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觀點，至今他的看法和觀點成為中國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有些是依然影響中國史前文化研究的指導性觀點。

安特生提出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軒然大波。

起初，他認為，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亞的安諾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有非常相似的內容。

由此，他提出一個推斷中國彩陶文化可能源自於西方。

此說提出後，引起了軒然大波。

儘管幾年後，安特生修正了自己的觀點，但至今餘波仍然未平。

許多人並沒有詳細了解他後來的觀點，只是一味的責難這位啟蒙者。

到了後來，民族主義情緒極端爆發的年代裡，他和其他一些「竊寶者」相提並論。

這對他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誤解。

在1923年前，安特生比較了仰韶文化和西方中東等一些地方的彩陶尤其是中東的安諾以後，提了「中國文化的西來」假說。

這只是一個推測，可許多人不明就裡。

安特生是這樣認為的：「仰韶彩陶和安諾等近東和歐洲的彩陶相似，可能同出一源，而巴比倫等地的彩陶年代要早於中國仰韶，因此中國彩陶有可能來自西方。

」這些觀點就是針對彩陶而言的，與文化、人種等沒有關係，而且他聲稱這僅僅是一種假說。

隨著甘青地區發掘的完成，許多新的想法和觀點也在醞釀中，他也利用大量的材料，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

1924年安特生髮表了《甘肅省的考古發現》一文。

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中國文化是在新疆地區生長起來的，並從兩方受到影響。

這個觀點又一次在學術界引起了大爭論。

一些東西方的學者基本上否定了他的假說。

安特生對這些觀點再次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並利用他們再次修正了自己的觀點。

1925年他的《甘肅考古記》發表了，在文中對之前的觀點再次進行了修正。

此文他否定了前面推測的中國文化源於新疆的假說，肯定了彩陶及一些農業技術是從近東起源的。

並沿新疆、甘肅傳入河南，河南仰韶是自成體系的文化。

隨著一次次的研究，到1943年安特生出版了《中國史前史研究》，這是他長期研究中國史前史的結晶。

他再次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得出了仰韶彩陶與近東無關的結論，也意味著它徹底改變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觀點。

然而人們並不是這樣認為，他們把安特生當成一個有種族偏見的帝國主義御用學者後大加批判。

所謂的盜挖彩陶

人們對於許多來到中國的西方學者給與批評，是因為他們是一群強盜，打著文化研究的幌子，在中國大地上大肆盜挖中國文化珍寶。

安特生和那些強盜學者們截然不同。

他到中國各地進行的一系列田野考古調查活動得到了當時中國北洋政府的批准，儘管當時中國南北兩個政府對峙，但北洋政府也是代表中國的政府。

安特生和中國北洋政府曾經簽訂過一個協議，早在1924年12月，瑞典「中國委員會」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致函中國地質調查所，建議雙方中國和瑞典，將安特生的收藏平分。

可見，安特生在中國內地的考察時向中國進行了申請的，且經過了中國政府的批准。

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國委員會」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國地質調查所丁文江、翁文灝兩位所長，提出中國和瑞典兩國將安特生在中國的收藏平分，先全部運去瑞典記錄和初步研究，而後將一半退還給中國。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灝徵求上級部門同意後，代表中國地質調查所覆信給瑞典「中國委員會」，同意關於平分安特生收藏的辦法，並要求有關研究資料只發表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出版系列中。

「這封公函即代表中國官方對相應協議的批准。

」

1936年，南京港口，安特生目睹最後一批仰韶文物從瑞典運回到中國，如釋重負。

作為兩國協議的一部分，當時的中國政府同意安特生把在河南發現的仰韶文明時期的陶器運回瑞典整理研究。

在研究完成之後，再把其中的一半歸還給中國。

這個協議從1927年開始，到1936年安特生最後一次來中國，進行了9年。

「安特生當時在仰韶發掘了大約3萬件未經修復的陶片陶器，並運回瑞典，安特生依託這些中國文物，建立了瑞典東方博物館。

目前仍在東方博物館收藏的仰韶陶器大概有400多件。

」

以此推斷，當年安特生歸還中國的那一半總數至少也要在400件以上。

據東方博物館的記錄，文物退還總共七次，1927年開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兩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9月為最後一次。

1936年安特生最後一次中國之行，在當時中國地質調查所新建的博物館中，看到了他寄還中國的最後一批文物。

遺憾的是，由於當時局勢動盪，這批珍貴的國寶神秘消失，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