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學鋒：六朝建康城的考古發掘與展望

南京大行宮工地出土東晉磚鋪道路及側溝

相比西安、洛陽、鄴城等幾大古都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六朝古都南京的考古發掘卻相對滯後。

近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張學鋒教授接受《文匯學人》訪談，從此前六朝建康城發掘滯後的原因講起，兼述個人研究，最後談及對未來的展望。

張學鋒認為，認真梳理歷史文獻，不輕信明清以後的方誌及地方文人著述，是復原出六朝建康城基本框架的重要一步。

然而，像都城牆、環濠、城門、宮城牆、宮殿、水系等構成都城的具體要素，最終還是需要通過考古工作來一點一點摸索。

最早將建康城發掘資料納入研究視野的是盧海鳴《六朝都城》（2002），其後，建康城發掘主持者王志高與羅宗真合著的《六朝文物》（2004），以較大篇幅介紹了早期建康城發掘資料。

幾乎同時，發掘者也在不同場合撰文對建康城的部分發掘成果做了介紹，如《六朝古都 掀起蓋頭》（2004）、《南京大行宮地區六朝建康都城考古》（2004）、《南京發現的孫吳釉下彩繪瓷器及相關問題》（2005）等。

張學鋒2006年發表文章，對建康城發掘作專論後，增訂為《六朝建康城的研究、發掘與復原》一文。

東晉規劃新都時的示意圖

六朝建康城被直接壓在今南京市核心區域之下，是建康城考古工作無法與北方古都比肩的最重要原因

文匯報：中國的幾大古都中，西安、洛陽、鄴城等都城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工作近幾十年來進步顯著。

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就您所知，目前在考古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

張學鋒：正如你所言，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幾大古都中，如秦阿房宮遺址、西漢長安城遺址、漢魏西晉北魏洛陽城遺址、曹魏鄴北城遺址、東魏北齊鄴南城遺址，以及隋唐長安城遺址的考古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雖然綜合性的考古報告還比較少見，但具體地點的發掘簡報及通過學術會議、學術講座等形式透露出來的成果，非常令人矚目。

與之相比，六朝建康城的考古發掘工作則面臨很多困難。

文匯報：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張學鋒：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遺址的保存現狀不同。

位於北方地區的西漢長安城、漢魏西晉北魏洛陽城及曹魏鄴北城和東魏北齊鄴南城，在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展開之前，大多處於空曠地帶。

也就是說，這些都城被廢棄以後，長時間處於虛空的狀態，後代沒有中心城市或大型聚落直接疊壓在遺址上，因此，地下遺址保存得相對較好，調查和發掘工作也比較好展開。

相對北方幾個著名古都而言，六朝建康都城的城邑宮室，在隋平陳時被徹底摧毀，「平盪耕墾」，成為廢墟，唐人對此多有憑弔。

五代楊吳、南唐在建康城廢墟上重新規劃建設金陵城。

兩宋尤其是南宋時期因地位的特殊，建康府城在南唐金陵城的基礎上又有了較大的發展。

明初定都應天府後，大規模擴展城郭範圍，成為此後明清兩代江南地區的中心城市。

民國定都南京後，基於「首都計劃」，對南京城市的格局做了較大的調整，並一直影響到今天。

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現代化城市建設中，南京市沒有採取擇地新建的模式，而是從市中心的改造開始，向四周擴展，六朝建康的宮都遺址因此被直接壓在了今天南京市的核心區域之下。

今天，這裡已是高樓林立，鮮有插針之地，所以，要想像西漢長安城、漢魏西晉北魏洛陽城、曹魏鄴北城、東魏北齊鄴南城那樣展開調查發掘工作，不僅是難度比較大，甚至可以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這應該是建康城考古工作一直無法與北方主要古都比肩的最重要原因。

此外，調查發掘投入的力度不同。

上面提到的幾個北方主要古都的考古調查和發掘，都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直接負責的。

他們在這些城址建有考古工作站，科研人員本身就有很好的學術素養，流動性又小，幾乎一輩子就在做一座城，因此非常有利於資料的長期積累和學識的不斷提升，從而獲得令人矚目的巨大成果。

與之相比，負責建康城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的是南京市考古部門，諸方面資源配置與社科院考古所存在差距，而且作為基層一線考古單位，承擔著轄區內的所有考古工作，而且幾乎全部是搶救性發掘，工作的流動性非常大，遇到史前的就得做史前的，遇到六朝的就得做六朝的，遇到明清的就得做明清的，對發掘的資料很難有足夠的時間精力來吸收沉澱。

這也是所有地方考古單位的現狀。

還有一點，與南京這座城市的地下遺物分布有關。

南京雖然號稱「十朝古都」，但地下遺物主要集中在六朝和明朝。

地下遺物主要分兩大類，一是城市遺址，一是墓葬。

就南京而言，大型城市遺址只有一座，還被死死地壓在繁華的街市之下，因此長年以來南京市文物部門的主要工作自然就偏向了墓葬的發掘，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但相對而言，對城市遺址的關注度不夠，我覺得這很大程度上是客觀原因造成的。

文匯報：也就是說，在南京城市遺址研究上，今天各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為？

張學鋒：是的，在這裡要特別提到，進入本世紀以來，在南京市文物部門尤其是王志高先生（現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的努力下，建康城考古實現了零的突破，在今南京市區大行宮地區及其周邊的多個地點發現了建康城的重要遺蹟，為基於考古學的建康城研究帶來了契機。

老一輩學者蔣贊初、梁白泉、潘谷西等高度關注這些發現，並進行了相關學術討論。

2008年夏天，在民國總統府東側原漢府街長途汽車站的發掘過程中，南京市有關部門還召開了「六朝建康都城學術研討會」。

王志高先生做了專場報告《思路與方法：六朝建康城遺址考古發掘的回顧與展望》，不僅讓更多的中外學者了解到了近十年的調查發掘情況，也讓與會者有機會觀察到了發掘中的建康城遺址。

南京市文物部門隨後對這個地點進行了現場保護，新建了六朝博物館。

我本人也是在這十餘年間，有機會多次參觀現場，與發掘者探討有關問題，獲得了寶貴的現場感受。

這成為我關注建康城考古及研究的重要契機。

復原都城框架，不可盡信明清以後的方誌及地方文人著述

文匯報：那麼我們下面來談談您這十多年來的主要研究方向——六朝建康城。

您是如何展開研究的，也即最早的突破點在哪裡？

張學鋒：我本科階段學的是考古學，雖然碩士研究生階段攻讀的是中國古代史唐史方向的學位，畢業留在南大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但還是經常參與指導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實習工作。

在日本京都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專業方向是東洋史學，但2001年回校工作時被安排在了考古教研室，這樣一來就不得不以考古學研究為主業了。

因為自己的求學經歷相對複雜一些，所以，在考古學研究中，運用歷史文獻的自由度相對較高，所占的比重也相對比較大一些。

我在自己不多的考古實踐中，一直對遺址相對感興趣，1991到1992年鎮江花山灣古城和鐵瓮城的發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理過的墓葬也都是遺址發掘過程中遇見的，沒有專門做過墓葬的發掘。

因長年生活在南京，又對六朝歷史比較感興趣，因此隨著建康城考古的展開，這麼多年來也一直關注建康城考古工作的進展。

對建康城的研究，我也是從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開始的。

在最初的一篇試論《六朝建康城的發掘與復原的新思路》（2006）中，我對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發現在一些關鍵環節存在問題。

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前人探討建康城的空間，並沒有能夠完全基於史料批判的立場利用可信史料，更多的是使用宋明以來的方誌和地方文人的著述。

例如朱偰先生在認識六朝台城的北界時，就偏信了民間的附會及清人著作中的說法，將今雞鳴寺後的一段城牆視為台城，因此得出的建康城四至當然就有問題了。

當然，在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環境中，朱偰先生能做出這樣的工作已經非常

難得，也對建康城研究有深遠的貢獻。

此後的學者則多從朱偰先生的觀點出發，基於不同史料對其觀點進行小範圍的補正，但還沒能真正推進對建康城的認識模式。

隨著文獻資料搜檢範圍的擴展以及研究的深入，到上世紀90年代郭湖生先生的《六朝建康》（1993）、《台城考》（1997）和馬伯倫、劉曉梵所編《南京建置志》（1994），建康城的研究大大地向前進了一步。

此外，在這裡想重點提一下的是日本學者外村中先生所撰《六朝建康都城宮城考》（1998）一文。

外村先生基於六朝唐宋歷史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得出的復原圖，與後來基於部分發掘資料所復原的圖非常相近。

從外村先生的這項工作中我們不難看出，其實只要認真梳理歷史文獻，不輕信明清以後的方誌及地方文人著述，就有可能復原出六朝建康城的基本框架來。

當然都城牆、環濠、城門、宮城牆、宮殿、水系等構成都城的具體要素，最終還是需要通過考古工作來一點一點摸索的。

文匯報：您的研究目前處於什麼程度？我們知道您在2015年發表的《所謂「中世紀都城」——以東晉南朝建康城為中心》一文中，將始於曹魏、終於隋唐的歷代都城所特有的規制命名為「中世紀都城」。

可否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概念？

張學鋒：我認為「中世紀都城」有六項基本特徵：有明顯的城市中軸線；宮城位於中軸線北端；政府衙署分列於宮城之南的中軸線兩側；宮城之北設有廣闊的苑囿；宮城及政府衙署所在地的東、南、西三面規劃整齊劃一的里坊；城市管理上實行宵禁制。

「中世紀都城」在華北地區始於曹魏鄴城，以後的北魏平城、北魏洛陽、東魏北齊鄴南城、隋唐長安城、洛陽城均踵其跡。

「中世紀都城」有別於古代都城的多宮制形式，它的出現，與中國從3世紀開始進入中世紀社會的步調一致。

東晉南朝雖然立國於江南，但東晉成帝時規劃設計的建康城，也沒有逸出中世紀這一時代的框架，成為中世紀都城發展史上的關鍵一環。

如果把「中世紀都城」和「近世都城」連貫起來看，中世紀都城又有大而不當及過於封閉的缺點，因此，當社會邁入近世以後，人們在利用中世紀都市的同時，無一例外地對其進行了整改，拋棄了封閉的坊市，城市的空間範圍大大縮小。

這些問題我在另一篇文章《「近世都城」的出發——以南唐金陵城為例》里做了討論。

總之，近世都城正朝著更加開放、更加合理化的方向發展演變，建於六朝都城基礎上的楊吳南唐金陵城也不例外。

這些認識主要來自文獻中關於城市空間的記載以及對歷史背景的考察，思路和結論是否準確，需要考古資料驗證。

雖然已經有一些發掘地點的資料可以支持，然而目前建康城的田野資料總體而言還相當有限，加之建康城沿用的時間又非常長，因此，不同時期的城市格局，宮殿、苑囿的位置等等，太多的具體問題還無法展開，所以要期待今後田野工作的積累。

也正因為如此，這裡提供的建康城圖只是東晉規劃新都時的一個示意圖。

南京大行宮工地出土東晉磚鋪道路及側溝

南京大行宮工地南朝房屋遺址之間的排水通道

南京市大行宮工地清理的六朝早期木橋橋樁

如果熟稔文獻資料，哪怕是淤泥，也可以成為復原城市遺址的「史料」

文匯報：您剛才提到，迄今為止的發掘資料尚未正式公布，而且由於六朝建康城直接疊壓在今天南京繁華街區之下，考古工作困難非常大。

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做怎樣的努力推進建康城的研究呢？

張學鋒：確實無法做到有計劃地展開，只能見縫插針，能做一點是一點。

但有兩方面的工作是可以且亟需展開的。

第一是對文物部門的期望。

前面曾經提到過建康城考古的難度，尤其是與長安城、鄴城、洛陽城相比，難度真的是太大了。

然而，能做的工作還是有的，整理既有的資料是當務之急。

在2008年的「六朝建康都城學術研討會」上，徐苹芳先生就再三強調必須要有一張建康城遺址總圖，發掘一個點就補上一個點。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樣的圖至今尚未看到。

建康城遺址總圖對研究的展開至關重要，但繪製總圖的前提是對田野資料的逐一整理，這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不是管理層下一道命令就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的。

我想，逐一整理資料才是考古部門的當務之急。

我非常希望能設立專門的城市考古部門，在展開新的考古項目的同時，分出力量整理近20年來的建康城考古成果，從而繪製「六朝建康城遺址分布總圖」。

這樣能夠促進不同發掘人員的相互了解，有利於形成整個考古研究院對南京城市考古的共識，發揮集體力量，更有針對性地展開工作。

從事建康城考古的工作人員應該熟悉總圖上的每一處遺蹟，並密切關注時下城市建設的新動向，不斷發現新的可發掘地點，完善總圖。

第二是考古單位以外的研究者都能夠參與的，就是詳細梳理與建康城空間布局相關的文獻史料，隨時準備與考古資料對接。

眾所周知，《三輔黃圖》對於西漢長安城、《洛陽伽藍記》對於北魏洛陽城、《長安志》對於隋唐長安城都是關鍵的文獻史料，對建康城而言，最重要的一部文獻就是唐人許嵩編撰的《建康實錄》了。

雖然《建康實錄》中與建康空間有關的內容大多屬於許嵩的自注，分量也不是太多，但因成書較早，所引六朝人的著述也比較豐富，因此對建康城研究而言彌足珍貴，史料價值遠超宋元以降的方誌及明清地方文人著述，非常值得關注。

這部書我以前也讀過，但當時只是把它單純地作為歷史文獻在讀，只有時間脈絡，少有空間概念。

現在有了一些可作參照的考古材料後，閱讀時的感覺就大不一樣了。

文匯報：可否給我們講講具體的例子？

張學鋒：有很多。

例如，今六朝博物館地下一層的夯土城牆遺址，原本我們都覺得這是都城的城牆遺址，因為外面有二十餘米寬的護城濠。

但從復原的位置上來看，又應該屬於宮城的東牆。

我們讀《建康實錄》時看到一條材料，說宮城城牆外有城濠，城牆與城濠之間的空隙種的是橘子樹，牆內種的是石榴樹。

宮城外有城濠這條記載，讓這段城牆遺址應該是宮城東牆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依據《建康實錄》的正文及許嵩的自注，我們基本上可以畫出類似徐松《唐兩京城坊考》中所附的唐長安城宮都示意圖來，這樣的圖雖然不夠精準，但會對今後的考古工作有很大幫助。

我還想講兩個具體事例，一開始都是覺得得不出什麼結論，而在進一步結合文獻後，就能夠提取出有價值的信息。

多年前，在南京市中心的明瓦廊北口與石鼓路交界處曾進行過配合基建的考古發掘，結果都是淤泥，似乎沒什麼發現。

其實這也是許多城市考古最後給出的結論。

然而，如果事先通過文獻對歷史上南京的城市結構有所了解，那麼，這個地點的淤泥也就有價值了。

根據文獻記載，東晉南朝建康城的西牆外有一條人工運河，叫作運瀆。

但它具體在哪裡，文獻里不可能有答案。

在我看來，明瓦廊北口發現的淤泥就是運瀆中的淤泥，由此我們就能確定建康都城的西界。

可見對歷史文獻的熟悉程度直接影響到對考古遺存性質的判斷。

文匯報：這是確定建康城西界的問題，那麼東界呢？

張學鋒：在六朝博物館往東不足兩百米的毗盧寺西側，前不久南京市文物部門正在進行發掘。

這處遺址是一個很大的水塘，發掘範圍正好處在水塘的岸邊，由南往北傾斜。

水塘里的主要堆積是包含前代遺物在內的宋代建築垃圾。

宋代堆積層上是平整過的明代層，再往上就是清代地層，而宋代堆積層以下直至生土層，未能確認到六朝隋唐的地層。

儘管在這裡沒有發掘出我們通常認識中的有價值的文物，但是結合歷史文獻，就能從這個地層的疊壓關係及所含遺物中做出這樣一個判斷：這個地方是六朝隋唐青溪的一部分，五代十國時期楊吳南唐重新規劃金陵城之際，把素有九曲之稱的青溪拉直作為東城濠，青溪彎曲的部分就在城內形成一個個水塘。

宋代以後，尤其是進入南宋以後，建康府作為留都，人口大量增長，這些水塘就慢慢地被建築垃圾填塞了。

南京著名的秦淮河，按照唐人道宣的記錄，寬度為一百步，約合今140—150米，而今天流經市區的秦淮河（除夫子廟前那一段外）寬度都不足20米，同樣是在宋代以後隨著人口增長被慢慢地填塞了。

據歷史文獻記載，六朝都城建康以青溪為東界，因此，毗盧寺西側這個地點，對於確定建康城的東界意義重大。

水塘堆積中出土瓦當、筒瓦、板瓦等較多的東晉南朝遺物，製作精良，是高等級建築上的建材。

由此我們還可以判斷，這些建材是開皇九年（589）隋平陳以後將建康城「平盪耕墾」時留下的遺物。

還有一個例子，也是最近的一次發掘。

在利濟巷侵華日軍慰安所舊址東側地塊進行鑽探，鑽探的結果推測也是一條河道的一部分。

面對這樣一處地下遺存，較多的意見仍然是「沒什麼」，似乎要放棄。

但是，在建康城的初步復原示意圖上，這條水道與六朝博物館地下保存的城濠是在同一條線上的。

這樣一來，慰安所東側的這處河道淤泥也就不再是一般的「淤泥」了，它極有可能來自建康宮城東牆外城濠，是解決六朝宮城東牆位置的重要參照地點。

文匯報：因此，如果我們有了基於文獻的預設，在真正面對出土遺蹟、現象時，就能更快地做出一些判斷？

張學鋒：正是。

就像最近發掘的碑亭巷玄武外國語學校工地，揭露出來的水道、涵洞、道路等遺蹟現象，基本上就可以判斷為孫吳晚期孫皓「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巡繞堂殿」的遺存。

不僅其性質可以推定，而且還能確定這個地點在孫吳晚期的昭明宮範圍內。

我給出這麼多例子，是想告訴大家，在城市考古中，如果對文獻資料熟稔到一定程度，哪怕是淤泥，也可以成為我們復原城市遺址的「史料」。

同樣，廢棄在水塘里的建築材料，也不是單純的廢棄物，而是還原歷史現場的實物依據。

長期以來，人們的關注多在於出土的金銀陶瓷器物，忽視淤泥、建築垃圾等其他材料，但就專業的考古學理念來說，更應該用好發掘過程中觀察到的地層堆積等現象及磚瓦等出土遺物。

文匯報：您剛剛非常強調《建康實錄》在建康城研究上的意義，並且正著手對這部文獻進行注釋，在這方面大概有哪些可預期的成果？

張學鋒：在發掘資料尚未完整公布的狀況下，再次精讀《建康實錄》並非退而求其次，而是一項積極的舉措。

我們正採取讀書班的形式來輪讀這部文獻，一方面是希望班員們能夠掌握文獻的閱讀方法，另一方面是群策群力，更廣泛地掌握相關的各種信息。

目前《建康實錄》通行的點校本有兩種，一是張忱石先生的中華書局版點校本（1986），一是孟昭庚等先生的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7）。

兩種點校本在所選底本的基礎上參校了幾乎所有的版本，旁及相關歷史文獻，出版以來澤被學林，但又各有長短。

我們的工作是充分尊重兩種點校本的既有成果，不再重複文獻學意義上的版本校對，工作的第一步是互校兩種點校本的異同，訂正文字、句讀的錯誤，同時參校兩種點校本均未涉及的日本靜嘉堂藏陸心源抄宋本，做出一個更加完善的文本。

第二步是對《建康實錄》進行注釋。

就歷史文獻的注釋而言，傳統的文獻學方法是以書校書，但近年來也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勢，就是在以書校書的同時，將書本以外的資料也納入注釋範圍之中。

這樣的嘗試從金子修一主編《大唐元陵儀注新釋》（2008）、窪添慶文主編《水經註疏譯註》（2008、2011、2015）、李曉傑主編《水經注校箋圖釋》（2017）等著作中可窺一斑。

這些著作注釋歷史文獻時，在傳統的文獻學方法以外，還吸納了歷史圖片、歷史地圖、出土文字資料、地面文物、現場考察圖文記錄等，給讀者一個嶄新的全方位視域。

我們希望借鑑上述幾種文獻譯註的經驗，加入與建康城有關的城市遺址、墓葬等的資料，將《建康實錄》中關於空間分布的信息儘可能以圖示化的形式呈現出來，使《建康實錄》這部傳世文獻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展現給讀者，為建康城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礎。

文 : 石外

編輯製作: 范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