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文物

湯島聖堂，日本學校教育的發祥地，由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修建於一六九〇年。

在之後的一百年中，它一直作為幕府直轄的教育機構享有盛譽，直到明治維新。

當人們以為這片代表著舊勢力的文化聖地已經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它卻以另一個嶄新的面貌繼續承載著日本的文化變革。

一八七二年三月，明治政府在湯島聖堂的大成殿舉辦了一場博覽會，展品既有繪畫、書法、漆器等文物，也有生物標本等，共計六百餘件。

博覽會大獲成功，由於參觀人數眾多，主辦方不得不將原定為二十日的會期延長了一個月。

這場日本近代的第一屆博覽會成為長期公開展覽活動的開端，而設立於湯島聖堂內的博物館也正式開館，這就是日本最早的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

南宋 李迪 紅芙蓉圖 絹本設色 縱二五·二厘米 橫二六厘米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此為《紅白芙蓉圖》之一，是南宋院體花鳥畫的最高水平之作。

清代為皇家秘藏於圓明園，後流落海外，為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

從明治時期發展至今，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藏品數量已達十一萬餘件，其中外國藏品一萬七千件，約半數來自中國。

這些外國藏品中被認定為日本國寶的有十四件，其中八件是中國文物。

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中國文物都構成了東京國立博物館外國藏品的主要部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一百四十餘年的歷史，經歷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個時代，走過了明治草創期、帝國博物館時代、戰後的國立博物館時代。

時代變遷的痕跡深深反映在博物館的藏品中，中國文物也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南宋 李氏 瀟湘臥遊圖（局部）紙本水墨 縱三〇·二厘米 橫三九九·四厘米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此圖原為清宮舊藏，貯於建福宮靜怡軒，清末流出宮廷，為日本菊池惺堂氏所得。

一九二三年東京大地震，菊池從大火中搶出《瀟湘臥遊圖》，現在是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國寶級藏品。

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年），東京國立博物館由農商務省改為宮內省管轄，並於三年後改名為帝國博物館。

由此，東京國立博物館進入了藏品極大豐富，發展極為迅速的時代，尤其是東洋美術品收藏在這一時期大放異彩。

從這一時期的博物館檔案中可以發現，歷史部、美術部和美術工藝部都分別被要求對來自朝鮮、中國的文物給予重視，進行搜集。

當時的美術部部長是明治時期日本美術界的靈魂人物—岡倉天心。

作為明治時代最早系統研究東方藝術的美學家和文藝評論家，他曾多次前來中國進行美術調查。

最早的一次在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年），他騎著驢子，打扮成中國人的模樣，遊歷了北京、開封、洛陽、西安、成都等地。

鑒於日本美術所受中國與印度的影響，他一直將中國與印度的美術作為討論日本美術的參照物，這也是明治時期東洋美術品開始入藏博物館的原因。

除此之外，另外一個名字也與此時期的中國文物緊緊相連，那就是大谷探險隊。

大谷探險隊在中國與日本具有非常不同的評價。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探險隊在中國的聲譽極差，但是在日本的聲譽卻很高。

跟隨斯坦因、斯文·赫定的腳步，大谷探險隊在明治時期三次前往新疆和中亞地區，所挖掘的珍品現在分散在中、日、韓三國。

日本的部分就收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和龍谷大學。

明治年間是日本倡導文明開化的時代，大谷探險隊的發起人大谷光瑞正是「開國進取」這一明治精神的體現。

作為京都西本願寺宗主的長子，在歐洲考察期間，他得知了斯坦因等人在中亞發現的佛教遺蹟，極為興奮，歸國後就開始籌劃中亞探險之旅。

佛教徒的背景決定了他的探險目的—調查佛教的流傳路線和佛教遺蹟，所以可以理解為何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大谷探險隊收集品均與佛教有關。

大谷探險隊帶回的雕塑作品，都是小型作品，而且破損部分較多，帶回的壁畫也只是零碎的殘片，這也許要歸因於探險隊的規模有限。

公元三至四世紀 銅佛頭 新疆和田出土 大谷探險隊收集品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大谷探險隊收集品中年代最古者是第一次探險時發現於新疆和田的金銅佛頭，它是中亞最早期的遺品之一，與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地方的石佛有類似之處，被認為是犍陀羅式佛像的典型作品。

經歷短暫的大正時期後，中國文物的入藏在昭和時期達到了頂峰，構成了目前東京國立博物館中國文物的骨架。

這時期藏品的一大特色是質量絕高的捐贈品。

捐贈品主要來自高島菊次郎、橫河民輔和廣田松繁三大收藏家。

高島菊次郎和橫河民輔都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實業家，前者曾是日本王子製紙的社長，被後人稱為「製紙王」，後者則是日本橫河電工的創始人。

廣田松繁雖不是實業家，卻經營著一家美術商店—壺中居。

高島菊次郎於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年）出生於福島縣一個貧窮的村子，祖上經營海產品。

他十八歲獨自離家求學。

大學畢業後，先後進入大阪商船株式會社、三井物產工作，期間多次被派駐香港、台灣、大連、廈門等地。

其後，進入王子製紙，開始了「製紙王」的人生。

一九四三年，在辭去王子製紙社長後的第二年，他又前往上海擔任一家公司中國分社的總裁。

二十多歲起就在中國各地輾轉的工作經歷，不僅讓高島掌握了中文，更讓他結交了許多中國朋友。

在上海工作期間，他與汪精衛關係密切，其私人公館時常出入的人士包括周佛海、梅思平、林伯生等「南京國民政府」要員及許多文化界的著名藝術家。

高島開始進行中國書畫收藏始於一九二二年，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是他購入藏品的巔峰時期，共計購入藏品四十件。

當時的高島正值事業巔峰期，而他為自己的藏品室取名「槐安居」，也正是為了紀念這段「製紙王」的人生經歷。

將「木」和「鬼」組成槐字作為自己的堂號，代表了由於製紙而奪去眾多樹木生命的高島希望其鬼魂可以安寧的願望。

高島的收藏經歷和當時的社會潮流緊密相關。

大正初年至昭和的短暫時期，是辛亥革命後中國處於社會動盪的時期，正是這一時期，日本的學者、收藏家、美術商大筆購入了許多中國文物。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日本大收藏家的收藏活動已經告一段落，收藏家們紛紛開始整理藏品目錄。

到了四五十年代，這些曾經的大收藏家陸續開始出售自己的藏品。

元 趙孟頫 蘭亭十三跋（局部） 高島菊次郎捐贈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此帖為趙孟頫賞玩《定武蘭亭》原石拓本之後所寫的十三段跋文及《蘭亭序》全文臨本。

乾隆間為譚組綬所藏，不慎被火燒殘，後為翁方綱所得，又輾轉進入東京國立博物館。

在東洋館開館前夕的一九六五年春天，高島將所藏的中國書畫、碑帖等二百餘件文物捐贈給東京國立博物館。

若將其去世後孀妻和兒子先後多次捐贈一併計入的話，捐藏總數達到三百餘件，這其中最為國人所知的非趙孟頫《蘭亭十三跋》莫屬。

此帖在乾隆年間為譚組綬所藏，後遇天災曾遭燒損，殘片幾經流轉，最後為高島菊次郎所藏。

與高島菊次郎偏愛書畫不同，橫河民輔對陶瓷情有獨鍾。

他一生捐贈的陶瓷數量達到一千餘件，來自中國、朝鮮、東南亞、伊朗等國。

兼具全面性、系統性和學術性的橫河藏品不僅構成了東京國立博物館陶瓷收藏的骨架，而且使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陶瓷收藏具備了比肩海外博物館的能力。

橫河民輔是日本近代知名的建築家，他設計的代表性建築三井銀行、帝國劇場和三越百貨等至今仍是經典之作，而他創立的橫河電機至今仍是全球工業控制領域的佼佼者。

唐 白瓷鳳首瓶 橫河民輔捐贈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二十世紀初期，橫河民輔開始了中國陶瓷的收藏活動。

當時的中國處於清王朝滅亡後的混亂時期，皇族貴胄們紛紛出售自己的藏品，包括日本在內的海外收藏家都加入到競購的風潮中，而一條鐵路的修建和一座古城的發現，更加聚攏了全世界收藏家的目光。

一九零三年，清政府開始修建連接開封和洛陽的汴洛鐵路，工程的進行使得沿線大批古墓隨葬品重見天日，為數眾多的唐三彩、釉陶等出土陶瓷器隨之出現在北京琉璃廠的店鋪中。

南宋 官窯青瓷輪花缽 橫河民輔捐贈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一九一八年，深受旱災之苦的河北巨鹿百姓在挖井取水時發現了掩埋於地下的宋代巨鹿古城及大量精美的宋代瓷器。

消息傳出，世界各地收藏家聞風而至，開始了一擲千金的搶購，橫河藏品中便有數量眾多、質量優異的唐三彩和宋代瓷器。

三彩貼花龍耳瓶是橫河藏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唐三彩作品。

龍耳瓶是源於希臘的容器造型，為了配合唐代對異域風情的嗜好而以白瓷及三彩大量製作，盛行一時。

此瓶將鮮艷的綠色與褐色釉彩交錯同施，釉液流串交融，同時伴有寶相花紋浮雕圖案，為盛唐時期三彩施釉法的典型之作。

三彩貼花龍耳瓶 橫河民輔捐贈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與日本的許多陶瓷收藏不同，橫河藏品雖然不乏世界名品，但是更有代表各個時代的資料性作品，這反映了橫河民輔希望通過各個時期的作品通觀中國陶瓷發展史的收藏觀，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明清官窯瓷器收藏上。

在清末動盪的歲月里，明清官窯瓷器大量流入古玩市場，但是當時的日本並不喜歡這類瓷器，收藏界也未表現出相應的興趣。

橫河民輔卻認為這是研究陶瓷發展史所必須的部分，應該摒棄喜惡給予正當的評價，這一決定使得橫河藏品出現了許多極為精美的官窯瓷器，極大地充實了日本國內的中國陶瓷收藏。

清雍正 粉彩梅樹紋盤 橫河民輔捐贈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橫河藏品中至為精美的一件雍正粉彩梅樹紋盤，盤中描繪梅樹正值盛放，梅花粉白相映，余白部分題有流暢的行書，印章亦採用粉彩顏料繪製。

作品畫風極盡精巧細緻，格調高雅，可以說是圖繪瓷器的巔峰之作。

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陶瓷藏品中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名字是廣田松繁。

廣田自少年時期進入著名的古董商店學習，二十七歲時和朋友一起創立「壺中居」，主要經營中國陶瓷，也因此多次前往中國，活躍於清末民初的中國古玩市場。

他捐獻的二百九十四件中國瓷器，並不具備如橫河藏品那般的全面性和系統性，從陶瓷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存有不少空白，這和作為古董商的廣田松繁一開始並沒有打算進行大規模收藏有關，廣田只是在經營商店的同時買入了一些自己喜歡的作品。

即便如此，其作為古董商所具備的美術眼光和經驗使得廣田藏品展現出極高的水準。

南宋 官窯青瓷琮形瓶 廣田松繁捐贈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廣田藏品中最為著名的是一件南宋官窯瓷器—青瓷琮形瓶。

它原為德川家康後人所藏，昭和年間流入市場，被廣田在一次拍賣中購得。

此瓶仿玉琮造型，釉藥呈現出濃厚幽深的色彩，並伴有縱橫交錯的開片，充滿威嚴而厚重的氛圍。

依據胎土和釉藥特點可以判斷，在傳入日本的南宋官窯青瓷中，此瓶是極為罕見的珍稀之物。

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文物市場上，還有一家日本古董商不得不提，那就是二十世紀初外國人在中國境內開設的最大古董買賣機構—山中商會。

唐 如來倚坐像 出自太原天龍山石窟第二十一窟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該商會在中國經營期間最為人知的事跡，除了購入恭王府內除書畫以外幾乎所有藏品，就要數其對太原天龍山石窟的掠奪了。

天龍山石窟的造像以雕刻精美而著稱。

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六年，山中商會掌門人山中定次郎兩次前往天龍山，將石窟內大批佛像盜運出國。

如今，天龍山二十一窟的一尊如來倚坐像就收藏在東京國立博物館。

雖然頭部及右臂前部缺失，色彩也幾乎都已剝落，但其以浮雕手法表現的衣紋質感和從輕薄袈裟中透出的秀麗卻不失勻健的圓雕佛身，明確展示出盛唐時期佛教造像所達到的高度藝術水準。

唐 十一面觀音菩薩立像龕 為「七寶台造像龕」中七座十一面觀音龕之一，出自西安寶慶寺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中國佛教造像方面，東京國立博物館還有一宗重量級藏品，那就是「七寶台造像龕」。

這是一組出自陝西西安的石雕造像龕，被梁思成譽為「初唐中國雕刻的代表作品」。

這些造像龕最初安放在武則天敕建的長安光宅寺七寶舍利樓閣上，後代光宅寺毀，像龕被移到西安城南的寶慶寺。

清光緒年間，寶慶寺七寶台造像龕被岡倉天心和他的助手早崎梗吉發現，隨後漸次流散海外，現今存世可考的七寶台造像龕共三十二座，寶慶寺僅剩七座，其餘二十五座中有二十一座存於日本，而東京國立博物館獨擁十五座，它們全部被評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國立博物館始於明治、經歷大正及昭和時期的中國文物收藏，反映出日本與中國文化自古以來無法割斷的關聯，而這關係又隨著時代的變遷變得異常複雜起來。

明治維新走上近代化發展之路後，西方文化及價值觀極大影響著近代日本，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日本社會「教養及文化規範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逐漸開始動搖。

在此種情況下，大正及昭和初期日本收藏家大量購買中國文物仍然反映出當時政經界人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的尊崇和親近之意。

這種尊崇和親近曾經與西方價值觀一起長期存在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社會，歷經幾番消長，直至在與近代中國幾次較量占據上風後，才日漸微弱。

但是，即便在戰爭狀態下，日本的中國文物收藏也從未停止。

正如文物無法脫離所處的社會背景而存在一樣，觀賞文物的我們也無法從文化條件中脫離。

對於收藏於日本的中國文物，我們更需要理解為何它會被藏於某處，它在時代的變遷中扮演過怎樣的角色，以及那些曾經收藏過這些文物的人們對它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