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鳳君:在美術考古的空間拓展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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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日報2016年11月28日

劉鳳君:在美術考古的空間拓展前行

2011年8月6日,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原所長劉慶柱在一次研討會上見到了劉鳳君,當得知「骨刻文的發現與研究」被列入「百年山大第一」的消息,很是興奮:「你發現和正在研究的骨刻文何止山大第一,應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第一。

聽之怎能不為之一振?如果骨刻文被證明是早於甲骨文的一種早期文字,也意味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證實中華文明五千年。

發現骨刻文的劉鳳君,或許會改寫文字史,成為當代的王懿榮……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不知去向何方,卻留下萬千軌跡。

在劉鳳君已摹刻完成的軌跡中,最清晰的有兩條:學界公認的美術考古學理論體系創建第一人、濟南四門塔佛頭像回歸的文化使者。

而在他自己眼中,美術考古、佛頭回歸、骨刻文這三件大事,其實是一條軌跡——一顆包裹著自信、真誠與倔強之下的,把學問做好、把事情干成的心。

不敢越雷池一步

劉鳳君長期致力於美術考古學的教學與研究。

他將自己的學術成就歸因為於在美術考古的大框框裡搭建起的較為完備的知識平台。

沒有這個平台作支撐,或許就不會有骨刻文的發現,佛頭回歸也不會如此順利。

一個人事業之所成,追本溯源,總喜歡附以最初之夢想,而實際情況多非如此。

劉鳳君走上美術考古這條路,當真是歪打正著。

1952年生於山東蒙陰的劉鳳君,在海軍北海艦隊服過五年兵役之後,於1975年被推薦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當時稀里糊塗地進了北京大學,分配到考古專業,也不知道考古是什麼。

」從革命老區邁入了中國最高的學府,劉鳳君眼前的世界大不同。

北大求學時期的劉鳳君,儼然就是學霸。

他成績很好,當時實習五分制,都拿滿分。

「畫圖是基本功,考古專業要畫很多線圖。

」劉鳳君喜歡畫畫,成為很大的優勢。

在學習過程中,他對古代美術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觀賞著那些精美的瓷器、玉器、漆器、青銅器,撫摸著那些壁畫、畫像石上的奇特圖案,他深深沉醉其中。

那時,北大考古集合了全國的名師,且都活躍在第一線。

臨畢業時,劉鳳君去拜訪老師宿白先生,離開時老師將他送至未名湖畔的朗潤園邊,說了一番影響其一生的話。

「他說『鳳君你比較喜歡美術,考古挖掘的東西好多都屬於美術,就按考古的這個套路研究。

你學考古,畫得還可以,以後回山東大學任教,不妨把美術與考古結合起來研究。

這是當前的趨勢,也很缺的。

』」 劉鳳君說,聽老師這一席話,到現在沒敢越雷池一步。

也正是這樣一句囑託,為劉鳳君醉心美術考古、建立中國的美術考古學點亮了一展指路燈。

其後30多年間,牢記恩師囑託的他,以不悔的執著與雷打不動的堅韌,兢兢業業地耕耘在自己的美術考古的那一片田地上……

性格決定學問

考古主要劃分為兩大類,其中一大類是研究古代人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變化。

都是物質的、靜態的、美的造型藝術。

因為「無美不傳」。

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便不乏對美術考古的研究。

但多是針對陶瓷器、建築、佛像或壁畫等的專題研究、具體研究,如何跳出來做成學問呢?1978年,劉鳳君在北京大學畢業後到山東大學執教,從事美術考古和藝術史教學。

在最初四五年里,他一直在琢磨這個問題。

劉鳳君經常和名家名流交流美術考古學的問題,走南闖北,或是書信往來。

那些知名教授對年輕後輩頗為關愛,劉鳳君光信件就有一百多封,都成了珍貴手稿。

更大的動力來自於劉鳳君自身的「功底」。

他先後講授過古代書畫藝術、雕塑藝術、陶瓷史、佛像藝術、古代玉器、漢唐考古等課程,教學方向眾多,對金石學、瓷器、雕塑、山水畫、鑑定學,乃至唯物論、控制論、心理學等都頗有研究。

說起來,劉鳳君幼時喜歡畫畫,也將他帶進了書法的大門,以至痴迷古文字。

他學書臨帖自顏、柳入門,其後臨二王,非常迷戀米體,從事美術考古教學和研究以來,更喜歡金文形象、動感的風格,遍臨商周青銅器銘文拓片,將書法創作與美術考古研究結合在一起,逐漸形成了自己清新典雅、形象意美、渾厚凝重的金文書法藝術風格,被同行專家譽為「商周情懷,書道新風」。

作為國內外有影響的書法家,劉鳳君經常舉辦和參加書畫展覽,且經常應邀為許多書刊題字,其作品被視為珍品多為博物館和國內外愛好者收藏。

大家習慣稱他為「學者書家」。

千川匯海,百鍊成鋼。

經歷了那四五年的徘徊,劉鳳君找到了美術考古的學科鑰匙。

「學科的三個要素,研究對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對於美術考古學來說,前一個都是實實在在的,最後兩個是空白。

」劉鳳君將重心放在了理論與方法的提出上。

後來,劉鳳君果真做成了這件事,也創造了三個第一:第一位建構美術考古框架的學者;成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家美術考古研究所並任所長;中國大陸第一位在美術考古研究方向招收和培養研究生的導師。

「平時看著我很隨和,其實很倔很較真,有驢脾氣。

不能有半點含糊,誰也強不過我。

」劉鳳君有他獨特的學術執著和自信,不信邪,敢破釜沉舟,一竿子插到底。

正如他所倡導的,對待自己鍾愛的考古事業,劉鳳君有著基本的態度,老老實實地承認,認認真真地對待,仔仔細細地分析,實實在在地解決。

這一準則,他一以貫之,包括後來的佛頭回歸和骨刻文。

「別人說『性格決定命運』,我看啊,『性格決定學問』。

」40歲之前,劉鳳君摘到了美術考古學理論研究皇冠上的明珠。

再寫就寫不出的書

2001年10月,劉鳳君的專著《美術考古學導論》被《中國文物報》讀者投票評選為二十世紀文博考古10部最佳論著之一。

其它9部論著均為中國社科院專家獲得,與郭沫若、夏鼐等大家同榜。

要知道,這本書也僅僅是在1995年出版,占用了二十世紀二十分之一的段落。

實際上,《美術考古學導論》在1992年的時候就已經定稿了。

算起來,劉鳳君寫了十年,十年磨成驚世一劍。

《文史哲》2002年第2期把《美術考古學導論》作為20世紀第一部史學名著介紹給學術界。

學術界公認為該書「給中國美術考古學搭構了一個基本框架,初步明確劃定了中國美術考古學之範疇。

……不僅是第一部考古學家撰寫的系統論述美術考古學的專著,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統採納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把中國美術考古系統化、規範化的著作。

「沒想到能寫成,還真寫成了。

」劉鳳君說,因為前無範本,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反覆思考,有想法了就抓緊記下來,以免迷糊困頓中忘了就想不起來了。

他坦言,現在再讓他寫《美術考古學導論》寫不出來了,一方面是因為建構的理論體系難以超宇,另一方面是因為失去了當年的激情、幹勁。

其實劉鳳君這般說並不難理解,在古今中外諸多的科學家、作家身上皆是如此。

劉鳳君自認在學術上嚴謹較真、不服氣,生活上卻一塌糊塗、沒心沒肺。

當時中國文物報打電話通知他獲獎了,他正在嘈雜的飯桌上,並沒有太當回事,僅道了聲謝。

旁邊有人問他得了什麼獎,他複數了一遍,才恍然大悟,「呀,這個獎可不得了,竟然頒給我了」。

《美術考古學導論》僅山大出版社就印刷出版了八次。

2014年11月,高等教育出版社修訂再版。

出版社藝術分社社長梁存收將書寄給了劉鳳君。

拿到手後,劉鳳君看是黑色古典的版式,舊時線裝書的模樣,但唯獨封面、書脊外皮跟內頁是分開的,沒有封合在一起。

他便給梁存收打電話:「梁社長,書怎麼沒裝訂好就給我了?」「這是最新的設計啊,古典高雅,還從來不折書。

」把梁存收樂得不行。

有血統的石頭

2002年12月17日,飽受了5年顛沛流離之苦的四門塔阿閦佛頭像終於順利回歸故里。

在四門塔佛頭婉轉曲折的回歸歷程中,浸透了劉鳳君的一片拳拳熱愛文物之心。

這件事,原本跟劉鳳君並沒有必然聯繫,但他去做了,並且憑著超高的「綜合素質」,做成了。

1997年3月,濟南歷城區神通寺四門塔阿閦佛佛頭被盜,國寶丟失,世人震驚,警方歷經多年追查,雖抓獲了3名涉案人員,但佛頭杳無音信。

對佛像頗有研究的劉鳳君一直關注著佛頭的下落,他曾先後三次赴台講學,其間特別留意各收藏家和文物市場上大陸流失過去的文物,心存僥倖。

佛頭丟失5年後,一個來自台灣陳女士(曾聽他講學)的電話引起了劉鳳君的注意。

經過進一步地接觸,他初步認定陳女士口中的佛頭像極有可能就是丟失的四門塔佛頭。

2002年7月,他收到了台灣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赴台鑑定的邀請。

做過龍門石窟、青州佛像鑑定的劉鳳君,權威性無須懷疑。

但這個時候他猶豫了,一是缺乏明確性的證據鑑定,二是他去鑑定,本身就是件出力不討好、風險極高的事。

即便確認了是四門塔佛頭,後面的各個環節稍有意外必將「難辭其咎」。

家人和朋友也勸阻他。

不過,劉鳳君很快就下了決心,要走這一趟。

怎麼收集證據呢?根據他的判斷,四門塔佛像應是取材於當地的石頭。

他去神通寺周邊搜尋了一番,最後在山後邊找到了一樣的石頭。

他取下來一塊,一分為二,一塊帶著去了台灣,一塊留在了家中……

7月18日晚,劉鳳君帶著採到的石塊樣本到了台灣,聖嚴法師在台北農禪寺為劉鳳君一行設接風晚宴。

宴會剛開始不久,聖嚴法師就急切地問:「劉教授,你用什麼方法來證明,這就是四門塔的佛頭?」

聖嚴法師打了他個措手不及,但他並沒有去提及樣本的事,而是不假思索地說出了一段福至心靈的話:「大師,我是來認親的,四門塔的佛像就像我們家鄉的親人一樣,它丟失了,流落到台灣,大師您收留了它。

丟失前我們常常見到它,太熟悉了,只要一見到它,我們就認得出。

我們都盼望它能早日回家。

」正是親人血脈,盼早歸家。

聖嚴法師連連點頭說:「好!劉教授你是來認親的,明天你就會見到佛頭像, 但願它就是你們的親人。

如果是,我會親自把它送回去。

7月19日,劉教授在中山精舍見到了丟失5年的佛頭像,通過比照石塊樣本,仔細分析鑑定,他長嘆一聲:「是真的,一個血統,這就是1997年我們四門塔丟失的那件佛頭!」這中間還有個插曲,他遠處一看到佛頭,就急忙跑上前去,滿屋子哄堂大笑。

他初始以為是衣冠不整出了洋相,一聽才知道,原來是他的面容同佛頭一模一樣。

這樣的巧合,也使台灣方面徹底打消了疑慮。

後來劉鳳君給學生上課,講解四門塔佛像,圖片一放出來,學生們也都笑了。

劉教授出具了鑑定證書,並與台灣方面進行了三次商談,他們決定把佛頭無償捐獻給濟南市四門塔。

12月17日,佛頭由聖嚴法師率領的護送團和大陸迎請團護送回到濟南。

受省政府的委託,劉教授以學者和領導小組成員的身份始終參加了主要的接待和交接工作。

17日下午,劉教授參加了佛頭像交接儀式,並作了最後的驗證工作。

12月19日,劉教授和林保堯教授親自參加了佛頭和佛身的銜接工作,圓滿完成了佛頭的回歸大業,流浪5年的佛頭終於葉落歸根。

7月22日,在決定送還佛頭後,台灣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提出將石塊樣本留下,並請劉鳳君題上字。

他欣然應允,寫下了「山東神通寺四門塔隋代佛像石料劉鳳君教授敬贈2002、7、22」的字樣。

回家後,他又將另一半石頭寫上「2002年5月採集四門塔內佛像所用石料另一半我已贈法鼓山劉鳳君2002、7、28」,精心收藏起來。

劉鳳君心裡有個小願望,希望台灣回歸的時候,將兩塊石頭重新合在一起,就像四門塔佛頭回復佛身一般……

甲骨文的「爸爸」在哪

2003年,佛頭回歸後,劉鳳君開始從事「中國早期文字與書法藝術」的專題研究,齊魯書社編輯賀偉約他在2007年出版有關大型圖書。

在資料搜集過程中,他發現中國陶器刻劃符號產生於距今7000—4500年,而甲骨文出現在距今3200年左右,從刻劃符號到甲骨文之間的1300多年是怎樣的?如果說刻劃符號是甲骨文的爺爺,那爸爸去哪了?

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劉鳳君。

在他看來,陶器刻劃符號與甲骨文之間的1300多年間,一定存在著一種承上啟下的早期文字。

「現在這個專題撐不起來了,答應出書的事我只能失約了。

」劉鳳君告知了賀偉後,開始潛心研究未被發掘的「早期文字」。

2005年春天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劉鳳君在濟南文物愛好者張春生手裡發現一塊上面有刻劃的小骨頭,他拿著小骨頭仔細端詳,興奮地用舌頭舔了舔。

根據他多年的考古和鑑定經驗,當即認定這塊骨頭是龍山文化時期的遺物,並肯定地說:「上面刻劃的是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是中國早期的文字。

」 2007年7月中旬,劉鳳君又發現昌樂縣文物愛好者肖廣德收藏的一批有刻劃的骨頭,他也認定是早期文字,並及時進行了公開宣布 。

這在學術界和社會上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當時有人提醒劉鳳君:這些骨頭上的刻劃會不會是現代人刻的?劉鳳君根據長期研究經驗,分析這些骨頭的石化程度和刻寫字體造型的特點,認為是古人作品。

為了慎重起見,2007年下半年,他曾幾次派自己當地的學生、已分配至濰坊市博物館工作的遲延璋到出土骨刻文的遺址進行暗訪,調查該遺址是否出土過刻字骨頭,進一步證明,這些刻字確係古人的作品無疑。

2008年下半和2009年上半年,劉鳳君發現山東地區的淄博、濟南和陝西關中地區、內蒙赤峰地區及蘇北地區的許多遠古文化遺址都出土這種刻劃文字的骨頭。

隨著視野的不斷開闊、研究資料的不斷積累和綜合研究的不斷深入,劉鳳君逐漸認識到這種早期文字,是當時淮河流域、黃河流域和遼河流域華夏族和東夷族共同創造和使用的一種文字。

把其它地區出土的骨刻文再稱為「東夷文字」或「昌樂骨刻文」已經不科學,應該直接定名「骨刻文」更科學。

倔強的骨頭

2015年5月,劉鳳君6斤6兩重的巨著《骨刻文》出版。

這部專著第一次系統構築了骨刻文學的基本理論框架,標誌著劉鳳君骨刻文學理論的成型,在考古界和古文字界引起了震動。

2015年8月26日,劉鳳君在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專題會議上演講《中國早期文字—骨刻文的發現與研究》,詮釋中華文明五千年。

著淺色中式短衫,神采奕奕,盡顯儒鄉學者風度。

該會召集人貝克教授聽劉鳳君演講後說:「骨刻文應是東亞早期的文字,是東亞早期文明的標誌。

也就是在這一年,波士頓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藝術史與建築系主任弗雷德•克萊納教授稱讚劉鳳君發現和研究的骨刻文「是古文字研究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是對人類文明史的重大貢獻」

但對於劉鳳君來說,這些成績和讚譽並沒有使他懈怠的理由。

骨刻文的收集遠沒有結束,學界的爭論還有很多,求真之路任重而道遠。

近十年來,劉鳳君對一切學術名譽淡而不談、不求。

在國內,他已是美術考古學的泰斗,別人勸他寫幾篇美術考古論文,申報美術考古重點課題,爭取更高的學術榮譽,他總是婉言謝絕。

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骨刻文的研究上。

骨刻文沒被認可,卻已遭到較嚴重破壞。

因此,劉鳳君非常注重收集實物資料,已採集骨刻文實物標本六七百塊。

他與全國許多文物愛好者交往,從他們撿拾的骨頭中,鑑定確認刻字骨頭系出土於考古遺址的,會出巨資交換。

專心於學術、從不會討價還價的他,曾一次花費43萬元購買了71塊骨刻文。

有一次他花費25萬元買了68塊骨刻文,在前往文物愛好者家中交易時,和他同去的研究生得知手中黑色塑料袋中裝的是25萬元現金時,被這一天文數字驚呆了。

劉鳳君也被人騙過。

他曾看好了一位文物愛好者的20塊骨刻文,交易價格4.5萬元。

可當時他身上只帶了3萬元,交上定金,那人答應錢到寄貨。

但回到學校,劉鳳君收到的骨刻文,卻不是他之前所看好的真品,被調了包。

某銀行地下倉庫的幾個保險柜,是劉鳳君特意租來存放骨刻文的。

「這些骨刻文雖然現在還被許多人看作是爛骨頭,但從一開始,我就認為這些絕不是我個人的私有,它是國家的,我只有收集和保護好的權利,將來一旦被認可,我會全部捐獻出來。

」他對考古事業是如此至愛,堅守著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劉鳳君也曾跑進省文物局和國家文物局的大門,匯報發現的骨刻文,請求保護相關文化遺址。

劉鳳君前後對壽光市聖城街遺址進行過6次調查。

2011年秋天,他再次到該遺址調查時,被一座座壓在遺址上的高樓震驚。

他後悔,他憤怒,他痛心地一下子坐在地上,兩眼呆呆地流出了淚水。

為了讓骨刻文儘快得到考古學、古文字學等學術界的認識和認可,劉鳳君教授做了大量的宣傳推介。

2011年2月建立的山東大學骨刻文(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網站,成為劉鳳君宣傳骨刻文的重要陣地。

「資料是真實的,認識有差別。

」劉鳳君說,要得到學術界認可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我應該去努力做好,這是我的責任,我沒有其它選擇。

但他一直秉承著治學的態度,不為了證明而證明。

甚至於,劉鳳君將批駁他的文章也放在了網站上。

讓劉鳳君感到欣慰和振奮的是,今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科學,「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視這些學科,確保有人做,有傳承。

劉鳳君依然在守望著他的骨頭,繼續尋找著更多的骨頭,期盼著讀懂骨刻文的師友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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