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鳳君著《骨刻文》（山東畫報出版社2015年5月版）連載二

上編 理論篇

一、骨刻文的發現與命名

筆者喜歡習練書法，更鐘情於臨摹商周甲骨文和青銅銘文。

2003年筆者開始從事「中國早期文字與書法藝術」課題研究，齊魯書社賀偉編輯約筆者出版相關大型圖書。

筆者的研究生宋丙玲、彭克清和楊正陽等幫助大量搜集史前雙墩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陶器符號和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及金文資料。

在搜集和研究這些資料的過程中，筆者經常思考一個問題：雙墩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陶器符號都距今約7000—4500年，而甲骨文最早出現的時間距今約3300年。

在它們之間相距1000多年時間裡，雖然也有零星報導考古發現的龍山文化、夏文化和岳石文化等遺址出土的陶器、陶片和骨頭上的刻劃符號，有人也認為可能是字，但基本上還是一個空白期。

大家談起甲骨文和金文都認為是六書具備的成熟文字，它們應該有一個較長時間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多數學者都在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陶器符號中尋找源頭。

筆者相信這個時期肯定不是空白, 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陶器符號還不是甲骨文的直接源頭，而應在它們之間的這一千多年時間裡尋找這種符號或文字。

這種符號或文字作為陶器符號的直接傳承，才是甲骨文的直接源頭。

尋找這個時期的符號或文字就成了筆者課題研究中的主要內容。

機遇有緣，筆者的想法很快成了現實。

2005年春天，因為舉辦「首屆民間元青花瓷研討會」，筆者認識了濟南景鴻堂張春生經理。

一天下午，他拿出一塊上面有刻劃的小骨頭請筆者鑑定。

根據多年的考古研究經驗，當時筆者認定：「這是史前的一塊骨頭，上面刻劃的應該是字。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是中國早期的文字。

」當時在場的文物愛好者很多，筆者認定是早期文字的意見產生了較大影響。

當時筆者非常高興，感到已經開始發現了中國早期的文字，在課題研究過程中加強重視搜集這方面的資料。

2007年7月上旬，山東省昌樂縣文物愛好者肖廣德副主任電話和筆者聯繫，告訴筆者他收藏了一些當地老百姓在古文化遺址種地時挖出的、有刻劃的骨頭。

他為了搞清楚這些骨頭上的「秘密」，曾先後到濰坊、濟南和北京等地找專家請教。

有些專家認為是蟲蛀或草根腐蝕的，也有專家竟然認為是現在人刻的；有些專家則向他推薦，希望請筆者看看和作出鑑定意見。

在電話中筆者請他拿幾件實物過來看看。

7月12日，肖廣德拿著7塊收藏的骨頭來到濟南市南郊賓館俱樂部。

當時筆者正在參加山東書畫家峰會，仔細看過幾塊骨頭後，筆者就認定並且告訴他，這是人工刻劃的，造型講究而完美，多數都是弧線構成，都有一定的深度，線條流暢均勻，凹線底部都有明顯的硬劃痕，根本不是蟲蛀和草根腐蝕的，是龍山文化時期的遺物，是中國早期的文字。

同時，筆者深深感到責任重大。

筆者知道，要得出進一步科學結論還需要做大量工作，要得到學術界認可更需要付出很大努力。

應該努力做好，這是筆者的責任，沒有其它選擇。

我們對待古代文物的態度應該是老老實實承認它 ，認認真真對待它，仔仔細細分析它，實實在在解決它。

當時筆者之所以肯定這些骨頭上刻的是一種字，其主要根據有四點： 1．這些骨頭上刻寫的字符很多，應該是一種文字記事現象；2．這些刻劃符號多是人物、動物和植物的圖象形符號，「書畫同源」在這裡得到了很好解釋；3．這些刻寫文字符號的布局和結構有規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重複出現。

已經出現成行刻字，有的幾個字，有的十幾個字，辭章已經出現；4．近幾年在昌樂縣周圍的鄒平、桓台、壽光、臨淄等地，以及江蘇高郵龍虬莊和西安花樓子都已發現過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時期的文字，遺憾的是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7月下旬，筆者趕往昌樂，在昌樂縣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劉振承主任等領導的陪同下，在肖廣德家觀看分析他收藏的骨刻文 。

這些骨頭大多是牛的肩胛骨、肋骨和肢骨，還有一部分是鹿骨和象骨。

筆者還仔細看了肖廣德收集的和這些骨頭同時出土的骨耜、骨刀、骨錐以及磨光黑陶片和鬼臉鼎足等，這都是龍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或典型器物的殘件。

經過仔細觀察和綜合分析，筆者認為這批骨刻文的大體年代較清楚。

推斷其年代的根據主要有以下七個方面：第一方面，根據同出典型器的年代和刻字骨頭的石化程度；第二方面，考慮到這批字的造型特點介於大汶口文化刻劃符號與商代甲骨文之間；第三方面，許多鳳鳥紋與已發現的山東龍山文化玉鳳鳥形佩很近似，有一些近似微刻文字，和同時期良渚文化玉器微線雕有異曲同工之妙；第四方面，這批骨刻文的刻寫技法和字體造型特點均和西安花樓子龍山文化遺址出土骨頭上的刻字類同；第五方面，也考慮到有刻字的象骨，大象在這地區生存時間較長，直到商代初期才逐漸南移；第六方面，這批骨刻文的主要出土地昌樂縣袁家莊遺址是一處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址；第七方面，這批刻字是用石質工具硬刻寫的，與安陽甲骨文用金屬刀刻的儼然有別。

經過這樣綜合分析，當時筆者向劉振承主任以及昌樂縣有關文化部門領導認真談了自己認定是文字的結論：這批骨刻文「是山東龍山文化時期的遺物，距今約4500—4000年，屬東夷文字，是中國早期的圖畫象形文字。

它與安陽殷墟占卜甲骨文不同，是一批記事文字。

這批文字的發現也是世界文字史研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它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

筆者認定是中國早期文字的結論，2007年7月30日《濰坊日報·昌樂新聞》首先公開報導，2008年的《齊魯晚報》、《大眾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香港）以及網上也宣傳報導 ，引起了社會上和學術界廣泛關注。

當時，有朋友提醒筆者：這些骨頭上的刻劃是否是現在人刻的？筆者根據長期鑑定和研究經驗，認為根據這些骨頭的石化程度和刻劃字體造型特點分析，是古人的作品無疑。

同時筆者也考慮到：如果萬一是後人刻的，後人不可能憑空編造出這種造型的字，應該有摹本。

如果是這樣，我們應該把原摹本找出來，為我們研究中國早期文字找到真實的文物資料。

為了慎重起見，2007年下半年筆者曾幾次派自己當地的學生、已分配到濰坊市博物館工作的遲延璋到出土骨刻文的遺址進行暗訪調查。

一是調查該遺址是否出土過刻字骨頭，二是調查附近現在是否有人在骨頭上刻字。

調查的結果證明：前者是肯定的，後者是否定的。

2007年下半年，筆者認定這些骨刻文是中國早期文字的結論得到昌樂縣領導重視，昌樂縣政協文史委劉興國主任向昌樂縣委、縣政府和縣政協作了詳細匯報。

昌樂縣委、縣政府和縣政協表示支持筆者進一步做研究工作，宣傳昌樂地方文化。

在昌樂縣政協滕建軍主席的具體關照下，2008年7月上旬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與昌樂縣政協文史委正式簽訂了《昌樂甲骨文（骨刻文）研究項目協議書》。

簽訂「協議書」時，「周老虎」事件正鬧得紛紛揚揚，當時有人就質疑筆者的認定研究是否「周老虎」事件重演。

所以，大家都非常謹慎。

「協議書」中商定一切學術業務均由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負責，昌樂縣政協只提供經費和研究實物及會務條件。

「協議書」主要包括以下三項內容：

1．合作雙方：甲方為昌樂縣政協文史委，乙方為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

2．甲方負責提供昌樂甲骨文研究項目所需甲骨實物及費用。

乙方負責組織整個整理、鑑定及研究所需有關事宜（整理出版《昌樂甲骨文》、C14測定、論證會、鑑定會和新聞發布會等）。

圖1 劉鳳君（左二）和李正洪（右二）、劉興國（右一）、肖廣德（左一）在袁家莊遺址進行調查。

3．甲方負責提供論證會、鑑定會和新聞發布會的場地並協調組織有關會務，乙方負責邀請有關專家、媒體單位等。

自2007年7月至2008年7月，筆者還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第一方面，筆者多次和昌樂縣政協李正洪副主席、王泳亮副主席、張春雨主任、張新傑局長、劉興國主任等到出土骨刻文的遺址進行調查，（圖1）還在遺址上採集到幾件骨刻文；第二方面，筆者對昌樂縣周圍各縣、市做了大量調查工作，發現在鄒平、桓台、臨淄和壽光等地都曾出土過類似的文字，只是沒引起人們重視；第三方面，筆者不但查閱了許多相關文獻，而且認真搜集和分析了相當於這個時期其它省區出土的有關零星資料，進一步加深了對這批骨刻文的認識。

同時拿著這批骨刻文照片請教省內外相關專家，得到了很多專家的大力支持。

2008年3月30日，筆者應邀參加在山東省青州市召開的「東夷文化研討會」，提交了以昌樂骨刻文為基礎撰寫的論文《東夷文字芻議》，並作了重點發言。

2008年6月20日《齊魯晚報》介紹「東夷文化研討會專家發言摘要」，對筆者的發言作了重點摘錄：「東夷文字的發明和創造是對我們古老華夏文明最大的貢獻，⋯⋯東夷地區也是文字起源的主要地區之一 。

」2009年1月齊魯書社出版王立勝主編《山東青州東夷文化研討會文集》，登載了筆者《東夷文字芻議》全文。

2008年7月30日，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在昌樂縣政協的協助下，邀請王宇信教授和張光明副局長等在昌樂進行了一次座談會。

經過認真觀看骨刻文實物標本和充分討論，與會專家一致同意筆者的認定結論：這批文字是比安陽甲骨文更早的一種原始文字。

在會上，筆者和其他專家都認為這批文字與安陽甲骨文不同，是一批記事骨刻文。

因其中一部分出土於昌樂縣袁家莊遺址，當時稱「昌樂骨刻文」。

2008年12月12日《光明日報》發表趙秋麗、呂善錕：《昌樂骨刻文破譯出哪些信息 或有中國第一「龍」字》一文。

文中說：「在山東昌樂發現的骨刻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年左右。

這意味著中國古文字的出現時間將大大向前推進，甚至已知的中國文字發展史也有可能發生改變⋯⋯作為昌樂骨刻文的發現者和鑑定者,劉鳳君正全力進行著對這批文物的解碼和破譯工作。

」 2008年12月，筆者編著出版《昌樂骨刻文》。

12月9日，新華網山東頻道 發表評論文章《研究早期文字的奠基之作〈昌樂骨刻文〉面世》。

文中說：「昌樂骨刻文的發現者和鑑定者、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所長劉鳳君教授編著的《昌樂骨刻文》⋯⋯是一部融文字學、考古學和藝術學於一體的力作，是一部昌樂骨刻文學的奠基之作。

」

值得一提而又令人不解的是，參加昌樂骨刻文座談會的王宇信教授，時隔僅一年，2009年8月15日，他在煙臺「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公開宣傳昌樂骨刻文不是文字，是自然形成的骨花。

王宇信教授本人沒有說明他急轉彎的原因，許多人都知道王宇信一年內的前後變化，但都不知是什麼原因。

2009年12月31日，筆者向中央高層領導提交了一份關於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及重大意義的書面報告。

中央高層領導非常重視，認為「這是我們民族的一件大事」，立即委託國家文物局召集專家進行研究論證。

「2010年2月中旬，國家文物局邀請在京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王宇信等7位「教授專就昌樂骨刻文進行了論證，並一致認為骨片上的痕跡是骨花而不是人工刻痕」。

這次論證會否定了筆者對骨刻文的發現與研究，國家文物局向中央高層領導匯報了這次論證會的否定結論。

2010年10月「甲骨文專家王宇信28日作客中新網視頻訪談時表示，此前媒體所報導的山東昌樂『骨刻文』和甲骨文沒有聯繫，也並非文字。

」「他表示，有些專家非得說是文字，那絕對不是文字。

」「不需要研究了」。

2012年9月筆者向中共十八大提交議案《中華文明五千年不容質疑——加快對中國早期文字骨刻文的研究與認可》，中央高層領導人非常重視，並對筆者發現與研究骨刻文給予高度評價。

圖2 陝西省旬邑縣大店村古文化遺址採集的刻「鳥」字石鏟

筆者發現骨刻文的消息被多家媒體公開報導後，許多文物愛好者都和筆者取得了聯繫。

2009年1月31日，西安市文物愛好者龍建雄拿著兩件石鏟，請筆者鑑定石鏟上的刻劃是花紋還是字。

（圖2）據他介紹，這兩件石鏟是他在2005年11月調查陝西省旬邑縣大店村古文化遺址時採集的。

他還講述，採集到石鏟後，自己感到上面的刻劃很重要，請教和詢問了許多專家都沒有結果。

去年底前往北京故宮博物院請專家鑑定，該院領導告訴他，這兩件石器「應為古人製造的石鏟、石斧。

至於是否是龍山文化時期的石器，以及石器的圖案是否是文字，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的鑑定最為權威」。

所以，他又專程來山東大學請筆者鑑定。

筆者看過兩件石器和石器上的陰線刻劃後，確認這兩件石器是陝西龍山文化時期的遺物，上面刻劃的是字。

龍建雄請筆者為兩件石器的刻字出具鑑定書，筆者同意並在3月16日出具鑑定書給他。

全文如下：「龍建雄先生在古文化遺址採集的兩件石器，根據造型、製作技術和使用痕跡及其風化程度分析，應是陝西龍山文化時期遺物。

兩件石器都有刻劃，其中一件較薄的石鏟兩面都有陰線刻鳥的形象，應是刻的『鳥』字；另一件石器的正面刻著字，可惜風化的不清楚。

這兩件石器上刻劃的文字，是研究關中地區文字起源的重要實物資料。

」3月25日《三秦都市報》記者趙福生主任撰文《「鳥」字比甲骨文早產千年》，全文登載了筆者的鑑定書。

2009年4月23日北京文物愛好者程天來也專程來山東大學請筆者鑑定十幾件刻字骨頭和幾件刻字石器。

據他介紹，這些文物一部分出自關中地區古文化遺址，一部分是內蒙古赤峰地區古文化遺址出土，還贈送給筆者幾件關中地區出土的骨刻文。

筆者認為他所介紹的幾件屬於關中地區出土的骨刻文和刻字石器，都是陝西龍山文化時期的遺物，上面刻劃的字雖多已風化較甚，但都與長安花樓子和旬邑大店村遺址出土的文字藝術風格雷同。

看到這些文字，結合這一地區有關的考古發掘資料，筆者相信：在龍山文化時期，今天的關中及其周圍地區和今天的山東地區一樣，確實已經產生和使用文字。

2009年7月24日，筆者在《齊魯晚報》發表《昌樂骨刻文關中地區有「姊妹文」》。

文中明確闡述：「根據目前的微弱資料分析，良渚文化時期的長江下游地區也可能已經產生和使用文字，我們翹首期盼這一地區的進一步發現。

昌樂骨刻文和關中地區早期的文字，它們都對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產生過直接的影響，都屬於中國早期的文字。

」「昌樂骨刻文和關中地區的早期文字都屬於距今4500—4000年的龍山文化時期，兩地都進入了文明社會的初期。

文獻記載中的黃帝、炎帝、蚩尤和他們的繼承人堯、舜、禹等都大體活動在這一時期的這些地區。

他們分屬於華夏和東夷兩大文化集團。

兩個地區文字的發現，把長期以來關於東夷西夏高度發展文明的研究和爭論引向了深入，也把長期以來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和產生問題的爭論，從文明起源的時間和產生文明的主要內容方面作了實實在在的詮釋。

」

圖3 劉鳳君（中）和王麗（右一）、李彥霖（左一）在赤峰孤山子遺址調查。

另外，程天來介紹的幾件赤峰地區出土骨刻文，筆者也進行了仔細觀察分析。

早在2008年10月間，江蘇省沛縣「愛收藏的人」胡存珠電話聯繫筆者，告訴筆者他收集了一件從赤峰文物愛好者手裡買的骨鏃，上面有刻劃的符號，並從網上發給筆者兩張照片。

看過照片，筆者認為是古代人刻寫的文字符號。

現在又看到程天來介紹的赤峰骨刻文，筆者相信赤峰地區也出現了早期文字。

2010年5月20—26日筆者帶領研究生李彥霖到赤峰調查孤山子、遲家營子和三座店等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文化遺址，陪同我們調查的還有赤峰學院美術學院王麗副教授和當地文物愛好者郝鳳亮。

（圖3）據郝鳳亮講，上世紀末，他在收藏赤峰地區古文化遺物的同時，也收藏有刻劃的骨頭和骨器。

當時郝鳳亮一見到筆者就反覆說：「我收藏這些有刻劃的骨頭，到北京請許多專家看過，也到天津和西安找專家看過，多數都說不是人工刻劃的，是自然形成的。

找到史樹青先生, 史先生說：『你好好收藏著，以後會有人來找你。

』他真說對了，我盼到了，今天你找我來了。

」筆者認真觀看了他的收藏，同時也認為他確實保存了許多赤峰地區的骨刻文實物。

從赤峰迴山東大學不久，赤峰學院美術學院馬岩副教授把他在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調查時採集的幾件刻字骨鏃送給筆者。

本書圖版赤峰卷所用骨刻文一部分原是郝鳳亮收藏和馬岩贈送的。

圖4 劉鳳君（左）和陳冠軍在壽光市聖城街遺址調查。

2009年5月，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文物愛好者於文水拿著幾塊刻字骨頭到筆者家中請筆者鑑定，筆者認定是龍山文化時期的骨刻文。

於文水告訴筆者，他收藏了一部分壽光市聖城街古文化遺址出土的骨刻文。

2009年4—11月間，筆者帶領學生李森、陳冠軍、李彥霖、何永玲、王洪讓和呂魯超等對該遺址和周圍其它主要遺址進行了10多次調查，並採集了一部分骨刻文。

（圖4）聖城街遺址面積較大，大約有幾十萬平方米，可惜已遭嚴重破壞。

結合調查壽光市紀台遺址時發現骨刻文的情況分析，發現今天的壽光市是骨刻文產生和流行的主要地區之一。

2010年5月筆者出版《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壽光骨刻文》書中所用骨刻文是聖城街遺址出土的。

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經過廣泛聯繫和深入田野調查，筆者了解到山東地區的淄博、濟南和關中地區、內蒙古赤峰地區及蘇北地區的許多遠古文化遺址都出土這種刻寫文字的骨頭。

隨著視野的不斷開闊、研究資料的不斷積累和綜合研究的不斷深入，筆者逐漸認識到這種早期文字，是當時淮河流域、黃河流域和遼河流域華夏族和東夷族共同創造和使用的一種文字。

把其它地區出土的骨刻文再稱為「東夷文字」或「昌樂骨刻文」已經不科學，應該直接定名「骨刻文」更科學。

圖5 2008年9月24日劉鳳君（右）在北京大學和高崇文觀看骨刻文。

圖6 2009年1月7日劉鳳君（左）和張學海觀看骨刻文。

圖7 2009年6月20日劉鳳君（左）和張文彬合影。

在這一年時間裡，為了將這種早期文字的名字在「東夷文字」和「昌樂骨刻文」的基礎上定名為「骨刻文」，筆者請教了許多專家教授。

2008年9月24日筆者專程到母校北京大學請教學業恩師高崇文先生；（圖5）2009年1月7日筆者與山東省文物局組織的專家一起考察袁家莊遺址和崇山石祖林，筆者與張學海先生詳細談了骨刻文及命名問題；（圖6）2009年6月20日在山東諸城舉辦「大舜文化學術研討會」期間，筆者把自己的這種想法向前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先生作了匯報；（圖7）2009年8月15—16日在煙臺舉辦「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15日晚，筆者與彭適凡研究員、許智范研究員、周廣明研究員、岳洪彬研究員和賈宇主任等關於骨刻文的定名問題促膝長談至深夜。

與師友同仁經過近一年時間的交流，他們都贊成筆者把這種早期文字直接定名為「骨刻文」。

2009年9月，筆者將這種早期文字定名為「骨刻文」，開始編著《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

擬定叢書中每本書名「骨刻文」前冠以出土地名或更醒目的文字標誌，如《龍山骨刻文》、《赤峰骨刻文》和《臨淄骨刻文》等。

這樣可以使讀者知道出土地點，進行分區研究，探討各地區之間早期文字產生和發展的相互關係。

《昌樂骨刻文》出版後，已經產生了很大影響，再版時繼續把它放在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中保持書名不變。

這樣做不但對今後骨刻文研究不會造成混亂和麻煩，而且其研究結果會更接近中國早期文字產生和發展的進程。

2010年2月24日《中國文物報》發表筆者小文《「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出版的前生與後世》，文中詳細介紹了定名為「骨刻文」的過程和意義。

2009年11月6日光明日報記者賈宇主任給筆者來信說，你直接定名為「骨刻文」，「這樣與已成慣例的商周甲骨文、金文所對應，以便順利地被納入國內古文字研究體系」。

圖8 2010年2月25日，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召開骨刻文座談會。

圖9 骨刻文座談會合影：前排左起方輝、王育濟、王志民、張學海、劉鳳君
後排左起姚榕華、唐仲明、臧麗娜。

2009年10月，山東大學「985」工程為筆者「骨刻文研究」立項支持。

「山東大學認為，幾十年來劉教授已為山東大學的教學和科研作出了突出貢獻。

特別是他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推動和倡導的中國美術考古學，如今在考古學界和美術學界已蔚然成風。

他的代表性學術專著《美術考古學導論》被學界公認為是『給中國美術考古學搭構了一個基本框架』 ，『是第一部全面系統採納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把中國美術考古系統化、規範化的著作』，為山東大學爭得了很大榮譽。

山東大學經過認真的研究和廣泛徵求意見，認為劉鳳君教授近幾年對骨刻文的發現和研究是紮實的，也是科學的，相信劉教授發現和研究的骨刻文很快會得到學術界和社會上的認可，把中國文字的歷史提前到距今4500年左右。

山東大學為劉鳳君教授立項『骨刻文研究』，使我國骨刻文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起點和轉機」。

2010年2月25日，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舉辦「骨刻文座談會」。

（圖8、圖9）「 與會專家王志民、張學海、王育濟、方輝在觀看了大量的骨刻文字照片和實物之後，進行了深入研討，同意『骨刻文』發現者、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所長劉鳳君教授的鑑定意見，認為這批文字是龍山文化時期的一種原始文字，並強調了這批文字的重要性，提出應把它作為中國的一件文化大事來做」。

歷史文化學院院長王育濟先生主持座談會，他說，專家們的發言「給我帶來了非常大的啟示，就是這個課題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已經得到了在這個領域內最權威專家學者的認可。

至於說是不是文字大家還有一定的爭議，但是對這項研究的價值和意義都是肯定的。

這無論對鳳君教授還是歷史文化學院還是山東大學來說都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情。

在這個方面我的確是有一些想法，骨刻文進入研究層面以前，收藏者搜集啊、收藏啊，那還談不到研究層面，真正進入研究的層面還是劉鳳君教授個人長期以來獨自進行的，在2005年開始可能更長的時間」。

圖10 劉鳳君（左）和趙鵬在馮家遺址進行調查。

骨刻文座談會之後，筆者帶領研究生趙鵬和李彥霖等對濟南市章丘龍山鎮古文化遺址進行了多次調查，特別對經常出土骨刻文的馮家遺址進行了重點調查。

（圖10）2011年是山東大學110周年華誕，山東大學評選從「山東大學堂的成立（1901年）到山東大學發展的各個時期在全國各個領域屬於第一的人物和事件138條」。

「劉鳳君與骨刻文」被推選為138條「百年山大第一」之一。

2012年1月，筆者出版第三本骨刻文專著《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龍山骨刻文》，書中所用骨刻文是當地文物愛好者呂安軍在馮家遺址採集的。

該書出版後得到學術界和社會上的進一步好評，讚譽筆者「不但發現了骨刻文,而且把骨刻文的一些相關理論研究已闡釋清楚,為今後骨刻文的研究提供了可遵循的較為系統的理論指導思想」,「是骨刻文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