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我的中國夢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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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社長 饒宗頤

被稱為香港學術界「鎮港之寶」的饒宗頤先生，1917年生，字伯濂、伯子，號選堂，又號固庵，中國廣東潮州人。

中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和書畫家，三智書院名譽院長，西冷印社第七任社長。

他的治學之道博大精深，文史哲藝融會貫通，精通多種外語，被同輩學者盛譽為「業精六學，才備九能」的全才。

其著述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

我的中國夢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

饒宗頤

21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的新時代，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

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

2001年，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上預期，21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的新時代。

而今，進入新世紀第二個10年，我對此更加充滿信心。

現在都在說中國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

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甚至在相當意義上說，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我們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古老文明。

儘管在近代以後中國飽經滄桑，但歷史輾轉至今，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

推動文化的復興，我輩的使命是什麼?我以為，21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當此之時，應當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

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

但五四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看待，未免可惜，也將經學的現實意義降到了最低。

現在許多簡帛記錄紛紛出土，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而今正如蘇軾所說「大千在掌握」。

我們應該如何善加運用，重新制訂新時代的「經學」，並以之為一把鑰匙，開啟和光大傳統文化的寶藏?

長期研究中，我深深感到，經書凝結著我們民族文化之精華，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

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甚至說，這應是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立足點。

「經」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因為它講的是常道，樹立起真理標準，去衡量行事的正確與否，取古典的精華，用篤實的科學理解，使人的生活與自然相調協，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臻於和諧的境界。

經的內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有長遠教育意義的人智學。

「經」對現代社會依然很有積極作用。

漢人比《五經》為五常，《漢書·藝文志》更把《樂》列在前茅，樂以致和，所謂「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表現了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

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講人與人之間互相親愛、互相敬重、團結群眾、促進文明的總原則。

在科技發達、社會巨變的時代，如何不使人淪為物質的俘虜，如何走出價值觀的迷陣，求索古人的智慧，應能收穫不少有益啟示。

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正是發軔於對古典的重新發掘與認識，通過對古代文明的研究，為人類智識帶來極大的啟迪，從而刷新人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

我國近半世紀以來地下出土文物的總和，比較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考古所得的成績，可相匹敵。

令人感覺到有另外一個地下的中國——一個在文化上鮮活而又厚重的古國。

對此，我們不是要全單照收，而應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前人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生命點滴和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

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上世紀60年代，我的好友法國人戴密微先生多次說，他很後悔花去太多精力於佛學，他發覺中國文學資產的豐富，世界上罕有可與倫比。

現在是科技引領的時代，但人文科學更是重任在肩。

老友季羨林先生，生前倡導他的天人合一觀。

以我的淺陋，很想為季老的學說增加一小小腳註。

我認為「天人合一」不妨說成「天人互益」。

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並以此為歸宿。

當今時代，「人」的學問比「物」的學問更關鍵，也更費思量。

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

文化的復興，沒有「自覺」、「自尊」、「自信」這三個基點立不住，沒有「求是」、「求真」、「求正」這三大曆程上不去。

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