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法形名」對古代社會的維繫

中國文明成熟較早，在國家治理方面具有早熟性，這種早熟性決定了中國乃至東亞文明的政治走向。

中國幅員遼闊，族群眾多，如何維繫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歷代都做出過艱巨努力，並積累了豐富的政治智慧。

幾千年來，雖然歷經朝代變更，但整個社會尤其是基層社會大致處於穩定狀態，文明未曾中斷。

這種連續性有賴於獨特的治國理念，其精神內核值得挖掘和闡釋。

強調禮法共濟

中國古代的法律管控和政治教化，是一個相輔為用的體系，其中，禮起到重要作用。

《禮記·樂記》載：「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法律和刑辟雖然能夠防奸治邪，但只是外部強制力量。

如果僅有他律而沒有自律，法律條文、刑殺手段都難以杜絕作奸犯科。

如何才能使全社會成員形成自律，儒家主張教化，《論語·為政》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通過教化來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和是非判斷能力，社會秩序自然趨於安平。

孔子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孟子把自上而下的教化比喻為風吹草上，荀子反對「不教而誅」，他們都強調禮義教化的社會功能。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歷代官員為教化社會、培育民風做出長期努力。

無論漢代的察舉，還是隋唐及其後的科舉，但凡進入國家官僚隊伍者，都深受儒家思想薰染，其職責便是將道德禮義推廣和貫徹到社會各個方面。

在歷代正史之《循吏傳》、《良吏傳》中，傳主大多以崇禮敦教、弘風革弊、寬猛相濟為治績，充分說明了中國古代社會治理的主流導向。

不僅如此，在國家立法層面，古人也強調援禮入法。

《荀子·王制》說：「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

」禮義所包含的尊尊、親親原則都被引入法律體系，其原則是「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

這種有等差的立法思想，正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禮義原則的體現。

不過，中國歷來還存在「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傳統，《禮記·文王世子》說：「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

」因禮而廢法抗法的史例固然存在，漢代「強項令」董宣懲治湖陽公主、歷代削藩抑藩的例子也不絕於書。

儒家禮制的最大特點是等級性，雖然它在理論上會導致執法時的「差別性行為規範」，但是兩千多年來，歷代統治者在治理國家時將禮與法互濟共用，按照「刑法以禁其奸，禮教以防其欲」的原則，「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其客觀效果代有史載，不容一概否定。

注重禮政合一

《莊子》曾經批評說，「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

然而，兩千多年來，歷代專制政府正是依靠這些禮法形名，維持朝廷和地方政治的運轉。

「功成作樂，治定製禮」。

每朝伊始，首要之務便是禮樂制度建設。

歷代都制定有符合本朝需要的禮樂大典，隋朝有《開皇禮》、《仁壽禮》和《江都集禮》，唐代有《貞觀禮》、《顯慶禮》和《開元禮》，宋代有《政和五禮新儀》，明代有《大明集禮》、《大明會典》，清朝有《皇朝三通》、《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等。

在25部歷代正史中，17部列有《禮志》、《樂志》或《禮樂志》，15部列有《律曆志》或《歷志》，8部專門討論過樂律。

一些正史還列有記載專門禮儀活動的《祭祀志》、《郊祀志》、《輿服志》等。

這些國家禮典一般分為吉、凶、嘉、軍、賓五類，涵蓋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如朝會、祭祀、冊封、選舉、立儲、外交、救災、戶籍、戰爭、勸農、教育等。

歷代都有「議禮」，這些禮制大討論看似純粹的經學之爭，實質則是政治方略之爭，禮制變革實為政治變革和文化創製。

這些國家禮典的功用至少有三：一是彰顯政權的合法性。

例如，通過名號之制顯示國君是「天之子」和「餘一人」，通過郊天之禮顯示王權的合法性，通過廟祭之禮顯示皇族血統的沿續性和唯一性，通過營建都城和陵墓顯示皇權的神聖化和神秘化。

二是節制君臣的生活秩序。

君臣和貴族從生到死的各個人生環節，都有國家性的禮儀規定，其禮器和儀式不得僭越。

皇帝生日成為全國大典，其死日成為國家祭日。

皇室成員的禮儀活動都有可能導致全國放假。

大臣和貴族的衣食住行均有等級規定，無不受到上級官吏乃至皇帝的干預。

三是維持政府的有效運轉。

通過歲首大朝會來實現君臣關係及衙門之間的和洽，通過藉田禮來宣示春播的開始，通過釋菜禮來敦勵各級教育，通過賓禮展示當朝民族政策和國際地位，通過大酺和賜牛酒來落實國家惠民政策。

一言以蔽之，禮政合一。

民眾生活倫理化

與國家禮典相對，中國還存在豐富的「個人生活禮儀」。

上古將之歸入「士禮」，《儀禮》十七篇分為士冠、士婚、士相見、士喪、士虞、鄉飲酒、鄉射之類，都不是國家大典。

然而，對於中國古代士人的日常生活而言，則必不可少。

儒家把禮作為君子的基本人文修養，孔子把禮列為儒門六藝之一，主張「克己復禮」，其具體要求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作為一個社會精英，如果沒有禮的訓練和修養，其衣食住行、視聽言動、周旋揖讓都不會被全社會接受，「不學禮，無以立」。

《儀禮》十七篇所記載的每種禮儀，其儀節之細緻、動作之繁複，簡直就是一部多幕劇，西方學者稱之為「禮儀劇」。

這樣繁瑣複雜的行為規則，自然難於事事遵從。

因此，有唐一代，《儀禮》的地位反不如《禮記》，即便韓愈也感嘆《儀禮》「難讀」。

宋代，司馬光、朱熹等人將上古禮儀進行簡化和改造，創製了一批適合普通民眾的「家禮」。

其中，《朱子家禮》影響尤其深巨，第一，將民眾日常生活禮儀格式化，所有生活細節都被納入冠、婚、喪、祭之中；第二，結合祠堂建設，通過「別親疏，序昭穆」的「收族」活動，將民眾家禮深深嵌入宗法制度中，使家禮的施行更加落到實處；第三，與宋明以來的理學互為表里，使中國人的道德生活更加倫理化。

隨著《朱子家禮》的推廣和流行，中國出現大量「詩禮之家」，循遵禮義成為普遍民風。

同時，宋明及其後還出現大量族規、鄉約，約束民眾日常生活。

這對於古代中國近千年的鄉村秩序建設和基層社會穩定，都起到了直接作用。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