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甲雲、陳戍國、鄒遠志：古代禮學文獻的分類及其學術意義

［摘要］由於學界對於禮學的概念存在分歧，禮學文獻的分類難以取得一致意見。

在總結前人的禮學文獻分類法的基礎上，可以將古代禮學文獻按照其所在古籍類型分為十類：周禮類、儀禮類、禮記類、禮典與三禮總義及通禮雜禮類、其他經書之禮學文獻、史部禮類文獻、子部禮學文獻、集部禮學文獻、方外（佛教、道教）禮學文獻、出土禮學文獻與地方志族譜少數民族相關的禮類文獻。

相比以前的分類，此種分類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禮學文獻，打破了以前禮學專屬經學的慣性思維，體現出禮學文獻資料遍布經史子集而存在的特點，同時這種分類法有助於當前禮學文獻的全面整理與深入研究。

［關鍵詞］禮學；禮學文獻；文獻分類；文獻整理

［作者簡介］蘭甲雲（ １９６３ —），男，湖南洞口人，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博士 ． 研究方向：中國禮制史、易學、網絡文化傳播倫理 ．

孔子在《論語》里說過：「不學禮，無以立」，「不知禮，無以立」。

又說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可見，在孔子時代，人們便公認禮是非常重要的立身處世的技能與學問。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曾經說過：「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

」［ １ ］ 對於禮的認識，目前學界有一個基本的共識，那就是中國禮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華文化區別於世界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徵。

鄒昌林先生認為「禮」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特有標誌。

［ ２ ］ 姜廣輝先生也指出：「從古代文獻看，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禮制，周代禮制已極其完備，一個『禮』字已涵蓋了制度文化的一切方面，其涵義略近於今日所稱之『文化』或『文明』。

」又云：「中國漢代以後的思想文化可以兩字概括之，宋代以前以『禮』字概括之，宋代以後以『理』字概括之。

……但禮學與理學並非截然兩事，宋明理學也可以說是儒家禮學的理論升華。

而『禮教』作為『儒教』的代名詞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一直綿延至近代。

這種文化現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特殊的。

」［ ３ ］

既然如此，與「禮」相關的文獻自然是卷帙浩繁了。

如今，禮學或者說禮文化的研究漸趨繁榮，但是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也深深感受到研治禮學的殊非易事，尤其是禮學文獻紛繁複雜，散亂無章，難以收集與查閱。

正是在此背景下，古代禮學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已經提上日程來了。

但是，中國古代禮學文獻究竟有哪些？而對於這些文獻又該如何進行正確的分類，以利於研究？我們在多年來的禮學文獻整理過程中進行了一些探索與嘗試，現就相關設想陳述出來，向學界同仁請教。

一 禮、禮學及禮學文獻

禮是什麼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王國維認為：禮是指「奉神人之事。

」沈文倬先生將禮分成廣義與狹義兩種說法。

沈先生說：「在古代，禮字本有廣狹二義：就廣義說，凡政教刑法、朝章國典，統統稱之為禮；就狹義說，則專指當時各級貴族（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經常舉行的祀享、喪葬、朝覲、軍旅、冠昏諸方面的典禮。

」［ ４ ］

確立禮的基本概念與定義，那麼根據沈先生廣義、狹義的意見，我們認為禮學是指圍繞禮典禮制而展開的一系列與禮相關活動的學問。

諸如記載禮典的禮經《儀禮》，以及解說禮經的《禮記》，述說職官制度當然包括禮制在內的《周禮》，包括各朝歷代的禮典、禮制、禮教、禮治等實踐史實等文獻記載。

簡言之，禮學就是指與禮相關的一切學問。

凡是與禮學直接相關的古代典籍文獻都應該屬於禮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範疇。

目前學界對於禮學的概念理解存在著以下三種主要觀點：第一種觀點是認為禮學即是圍繞三禮而進行的相關文獻研究及理論闡發。

其概念基本等同於禮經學。

這一觀點，從今天來看，其外延過於狹窄，現實中難以遵循。

第二種觀點認為凡是與禮相關的都可以視為禮學，既包括禮儀、禮制、禮教等的文獻典籍，也包括禮俗在內。

這種觀點目前較為流行。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申報立項的《中華禮藏》整理項目的編撰中，就擬將歷代禮俗納入禮學典籍的範圍，整理成果將命名為禮俗卷。

這種禮學觀是否科學，可能值得商榷。

我們認為俗雖然與禮的關係非常密切，並且在過去二者常常交互影響，共同促進，但是二者並不能等同。

就文化的層級來看，禮是大傳統文化中的社會行為規範，其中貫穿著特定的整合社會的理念，具有規整、嚴密、適於操作的特點，而俗只是民間小傳統文化中的行為習慣，並且具有紛繁的複雜性特點。

將俗視為禮，將禮俗資料視為禮文獻資料，這導致了禮學概念的泛化。

如果依此思維而進，那麼中國古代的法學文獻也應該納入到禮學文獻範圍之內，因為古代禮與法關係之密切程度並不亞於禮與俗之關係。

事實上，如果這樣做，那麼就等於把禮這個概念給否定了，無所不包實際上就等於什麼也不包括。

此外，將禮俗資料視為禮文獻資料在實際的文獻整理上也將會遇上巨大麻煩，禮俗包括的內容非常廣，涉及到域內各個民族的禮俗文獻，此類文獻作為禮類的一個部分，不光會造成比例的失調，而且很可能會因為在整理過程中難免掛一漏萬，導致名實不符的結果。

第三種觀點認為禮學是整理研究禮經、禮儀、禮論以及與古代禮儀制度相關的禮儀、禮制、禮治與禮教等在內的學問，其範圍包括禮經學、禮儀學、禮論及泛禮學。

楊志剛先生就認為，中國古代禮學史的研究，應以泛禮學為鋪墊、作襯托，而集中於禮經學、禮儀學、禮論這三類禮學的研究。

［ ５ ］ 楊教授所謂泛禮學並非無所不包，而是特指禮經、禮儀等在制度、器物、行為、觀念、心態等層面的體現，實際上就是不同載體或不同形式中禮儀制度的分散呈現。

這一禮學概念，我們認為是把握了禮的特點，既強調了古代禮學的核心，也兼顧了禮學在古代人們生活實踐中的普遍性。

我們的觀點與這一觀點接近。

我們認為：古代禮學文獻是指古代所有與禮典、禮制、禮儀、禮教、禮治等相關的文獻及資料，其範圍包括晚清及其以前所有記載、研究、體現中國古代禮儀制度、禮教傳統、禮儀禮制實踐以及各階層的禮儀活動的文獻典籍，也即後人研究中國古代禮典禮儀制度、禮教、禮治所必須參考之文獻。

這些文獻不僅以單部典籍或單篇文章的形式集中存在，也分散見於歷代經史子集的文獻之中。

二 現有的禮學文獻分類形式

禮學文獻卷帙浩繁，整理古代禮學文獻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明確各種禮學文獻的類目，類目既明，則文獻各歸其類，後之治禮者便有門徑可登禮學之堂。

唐代以來的學者在編著相關的制度彙編、類書或叢書時對禮學文獻進行了不少分類的嘗試，值得我們借鑑。

茲舉幾部以分析之：

（一）杜佑《通典·禮典》分類原則

開元末，劉秩仿周禮六官所職，根據經史百家文獻資料，撰有《政典》３５卷。

大曆初，杜佑受此啟發，並參考歷代史志，增其類列，費時３０餘年最終編定《通典》２００卷，其中《禮典》 １００卷。

《禮典》除了「禮序」與「目錄」１卷外，其餘九十九卷分為「歷代沿革篇」與「開元禮纂編」兩大類。

「歷代沿革」下按吉、嘉、賓、軍、凶順序收錄先秦至唐代五禮的沿革，所收文獻包括五經、歷代禮志及禮書、朝儀與漢魏經師註疏、皇帝詔敕、禮官奏議等。

「開元禮纂」悉收開元禮，未有刪改。

子類以五禮統之，並附以序錄，文獻資料以類相從，相互啟發證明，這是《禮典》分類的基本特徵。

由於收集了大量禮學文獻資料，同時類目清晰，本書為後之研治禮學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當然，作為歷代典章制度的彙編，受到體例限制，《通典》對於古代禮學文獻的收集，尤其是對歷代禮學專著的徵引只能做到擇其要點，而難以照顧到文獻的完整性。

《通典》之後的《通志》、《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清文獻通考》、《清續文獻統考》亦錄有禮類文獻，分類稍有不同，如《文獻通考》禮類分見《郊祀考》、《宗廟考》與《王禮考》之內，總體不如《通典》分類之集中與科學。

（二）《藝文類聚·禮部》的分類方式

《藝文類聚》是唐初官修類書。

此書分４６部，每部又列子目，所用文獻按目編次，事與文兼，故事在前，詩文在後，均注出處。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此書：「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

」該書《禮部》共三卷，分 ２０ 類：禮、祭祀、郊丘、宗廟、明堂、辟雍、學校、釋奠、巡守、籍田、社稷、朝會、燕會、封禪、親蠶、冠、婚、諡、吊、冢墓，單從這些子目來看，所涉禮類並不全面，但是作為「藝文」之類書，子目下遍及詩文之屬文獻，足以啟發後人在禮類文獻整理時應當對集部文獻加以重視。

後之《北堂書鈔》、《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類書雖部頭比《藝文類聚》大，綜合性更強，但是在禮部的分類上並無多少超越《藝文類聚》之處，譬如《太平御覽》之《禮儀部》除敘禮之外分八十小類，內容含括除軍禮外四禮之具體儀節及其他相關的變禮，對於各類儀節，如郊丘、迎氣、禘祫、五祀、居喪、奔喪、訃告等，概述皆引文獻釋其義、述其史。

另《學部》有「禮」小類，主要引用各種文獻釋禮、總論三禮之言；《宗親部》亦引用《禮記》、《儀禮》之文頗多。

該書所收禮類文獻亦包括經史子集四部，視野廣闊，然分類欠斟酌，禮類文獻遍及各部，治禮者難以從此書中迅捷地獲取各類禮學文獻，反不若《藝文類聚》方便。

（三）《四庫全書·禮類》的分類方式

《四庫全書》的編撰是清代最為浩大的文獻整理工作。

與《四庫全書》相適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則是目錄學的經典之作。

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禮類》按照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等６類對所收禮學文獻進行分類編排，相比經類文獻，其部類尤為精細，可見當時王朝對於禮學之重視，亦可見中國古代禮類文獻的豐富程度。

由於是叢書，不能像類書及制度史那樣從其他非專論之作中摘錄禮類文獻。

故治禮者僅由《四庫全書·禮類》而收集資料仍有遺漏之處。

其他大型叢書如《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續修四庫 全 書》等，禮 類分類方式亦仿照 《四庫全書》。

（四）賀長齡、魏源所纂《皇朝經世文編》成書於道光六年，凡 １２０ 卷，分為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八類，類下又分子目。

禮學文獻編排於禮政下，分為禮論、大典、學校、宗法、家教、婚禮、喪禮、服制、祭禮、正俗等十類子目共 １６ 卷。

其分類是按照禮學所涉範圍而定，相比《四庫全書》的分類更細，有似於類書的分類辦法。

以上諸種分類法除了《四庫全書》外，基本是按照五禮內容而定，《四庫全書》是在經學的視野下，依據傳統三禮的分類形式，視其分總情形、論說性質而定其具體子目。

這些分類形式無疑具有其合理性，可以為我們進行禮學文獻的再分類提供借鑑，同時也有不理想的地方，或分類過細或涵蓋不全、或交叉重疊，有必要再對禮學文獻進行科學的分類。

２１世紀前十年，傳統文獻的整理工作有了較大的進展，被確定為２００３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和全國社科基金２００４年重大項目的《儒藏》，其禮學文獻的收集歸併打破了以前禮學文獻分類的慣性思維，《儒藏》（精華編）分為經部禮類文獻與子部禮教文獻，這是對《四庫全書》的一大突破。

而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華禮藏》項目中將禮學文獻分為禮經卷、禮儀卷、禮物卷、禮制卷、禮俗卷、禮樂卷、禮數卷、家禮卷、方外卷（包括道教儀軌卷、佛教儀軌卷），除了禮俗被納入禮學範圍內而顯不盡科學之外，其他各類均在禮學範圍之內，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禮學文獻已經被納入視野，這比以前的視野更為開闊。

但是這種分類法也有難以實行之處，譬如禮儀卷、禮物卷、禮制恐怕與禮經卷會有交叉，如何給各類文獻進行合理的界域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三 《禮學文獻集成》（中國古代部分）所擬用的禮學分類形式

目前，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擬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其他幾家大學古籍研究所著手開展大型文獻整理項目《禮學文獻集成》（中國古代部分），此前我們已經整理出版了一批禮學文獻，如《周禮·儀禮·禮記》、《禮記點校》、《禮記校注》、郭嵩燾的《禮記質疑》等 ［６ ］ ，同時也在整理過程中推出了幾部以傳統禮學文獻為研究對象的專著，如《中國禮文學史》（四卷本，１５０ 萬 字）［ ７ ］ 、《中 國 禮 制 史》（六 卷 本，２８０ 萬字）［ ８ ］ 、《周易古禮研究》 ［ ９ ］ 等。

由於多年從事禮學研究，《禮學文獻集成》的整理研究者們在熟悉禮學文獻的基礎上，對古代禮學文獻進行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依據前述「禮學」概念，認為古代禮學文獻應該包括以下文獻：

「三禮」（《儀禮》、《禮記》、《周禮》）及《大戴禮記》的各種傳世版本，這是研究中國傳統禮制、禮學的核心文獻；歷代對於「三禮」或「四禮」的註疏及研究之作，如《周禮正義》、《儀禮正義》、《禮記正義》，等等，這是中國古代禮制的經典文獻，也是後人研究三禮之學及中國禮制、禮學史的重要文獻；歷代學者對於禮制的專章論述之作，如歷代大型文獻叢書所收之「經編通禮類」、「雜禮類」文獻，這是研究禮學及禮制史非常重要之文獻。

歷代王朝因現實需要所制定出的禮典禮儀制度，如《大唐開元禮》、《開寶通禮》、《元和曲台禮》、《續曲台禮》、《太常因革禮》、《政和五禮新儀》、《中興禮書》、《國朝集禮》、《大明律》、《大清律》等等，亦成為我們禮學文獻整理的重要對象。

二十四史之《禮樂志》、《禮書》及《禮志》以及歷代《會要》所載禮制及禮行的相關文獻資料；各種制度史、類書所載禮儀制度的文獻資料，如《通典》、《文獻通考》、《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玉海》及《群書考索》等等制度史及類書中亦有集中論纂禮儀的文獻資料。

我們擬在整理歷朝歷代禮典的基礎上，按照吉凶軍賓嘉五禮的歸類形式，以類相從，匯集古代的各種禮典禮儀，如祀享喪葬冠婚軍旅朝覲等等各種具體禮典禮儀。

我們去年的課題「傳統禮制及其現代價值」就是按照《周禮》的吉凶軍賓嘉五禮來劃分的。

我們主要對歷史上常用禮典來進行分類，非常用禮典只是概括提及。

清代秦蕙田《五禮通考》在吉、凶、軍、賓、嘉五禮基礎上，按杜佑《通典》編排順序，將全書依照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凶禮五大類細分為吉禮４４類、嘉禮１５類、賓 禮 １１ 類、軍禮 ７ 禮、凶 禮 ８ 類，總 共８５類。

晚清黃以周《禮書通故》涉及的分類有宮室、衣服、卜筮、冠禮、昏禮、見子禮、宗法、喪服、喪禮、喪祭、郊禮、社禮、群祀、明堂禮、宗廟禮、肆獻祼饋食禮等等，對於古代禮制、學校、封國、田賦、樂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均詳加考核 ［１０ ］ 。

當代著名禮學家沈文倬先生曾經說過：「經史子集，無一不可證禮。

」［ ４ ］ 清代皮錫瑞先生亦云：「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

［ １１ ］ 不唯六經，後來之十三經皆有禮在其中。

進行古代禮學文獻的整理，亦應關注除「三禮」外諸經所含先秦禮制之文獻，這是考訂先秦古禮的重要文獻資料。

歷代子書所論禮儀制度的相關篇章。

如《荀子》、《老子》、《韓非子》等先秦子書保留了大量古禮制度及先秦思想家對於禮制所持有的觀念；漢以後子部之作，如《新書》、《春秋繁露》、《白虎通義》、《孔子家語》、《抱朴子》、《顏氏家訓》、《家范》、《近思錄》、《朱子語類》及《日知錄》等亦載有大量論禮精言，為禮學史研治之重要文獻。

歷代文人所記禮儀制度或禮制實踐的作品，如漢代司馬相如《天子遊獵賦》、杜甫之三大禮賦、《太平廣記》中所記的民間禮儀活動及宗教禮儀，這是研究特定時期禮制及禮儀實踐的重要文獻資料。

對於以上諸種禮學文獻史料，截至目前，已有一定程度的整理及研究，尤其是在對「三禮」及其註疏等文獻的研究整理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禮學研究者在研究中也深感治禮之不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重要的禮學文獻散見於各經、史、子、集之中，而古代文獻浩如煙海，當今雖有數字文獻庫可資檢索，然而對於多數研究者而言，因個人精力所限，大量的禮學文獻並未進入到研究者的視野之中，在紛繁蕪雜的文獻叢書中去搜索若干禮學文獻資料畢竟總是掛一漏萬。

禮學研究的這一困境，客觀上急需對「三禮」及「三禮」之外，見之於史、子、集諸部中的禮學、禮制、禮教文獻資料進行收集、並加以科學的分類整理，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禮學文獻目錄。

如此，後之研治中國古代禮學之學者，才有治學之門楣可供登堂入室。

而新時代之新禮撰制工作亦可由此而較為順利地得到古代禮制文獻的支持。

我們在總結現有的分類方法的基礎上，初步將《禮學文獻集成》（中國古代部分）分為以下十類：

１． 《儀禮》及其相關文獻。

２． 《禮記》（包括小戴記、大戴記）及其相關文獻。

３． 《周禮》及其相關文獻。

４． 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文獻及禮典彙編（吉、凶、軍、賓、嘉五大類，附錄：禮器、宗廟、宮室、輿服、禮樂）。

５． 禮經外其他經書之禮學文獻。

６． 史部（地方志、族譜）禮類文獻。

７． 子部禮學文獻。

８． 集部禮學文獻。

９． 方外（佛教、道教）與少數民族禮學文獻。

１０．出土禮學文獻。

這一分類除了尊重古代禮學文獻的現實分布的客觀事實外，還兼顧到了古代禮學文獻研究的重點，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譬如，前面四類是禮學文獻的核心，是屬於傳統經學的範圍；第五至八類為三禮外其他經史子集之禮學文獻資料的彙編，這是對沈文倬、皮錫瑞等先生論斷的現實回應；此外，禮儀並非為儒家所專有，它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特有標誌，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佛道自然也有其禮儀，所以佛道禮儀文獻也應該納入到《中國古代禮學文獻集 成》之內；最 後一 類是 地 下 出 土 的 禮 學文獻。

出土禮學文獻是當前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重點之一。

另外，地方志、族譜、少數民族文獻中也有相當的禮學文獻需要挖掘整理，這一部分目前幾乎無人涉及。

我們認為，對古代禮學文獻進行正確的分類，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

分類不科學，將導致文獻整理難以進行，導致出現如《太平御覽》般的文獻交叉重複的現象，增加文獻整理的難度，卻又降低整理成果的文獻價值。

而分類不完善，有遺漏，那麼禮學文獻的整理必然存在遺漏，必然不完整、不完善。

因此，對於古代禮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而言，正確的文獻分類，是搞好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的基礎與前提。

當前禮學文獻整理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對於古代禮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視野不夠開闊，對於禮學文獻的外延認識不夠清晰，就是因為文獻分類不明所導致的。

我們相信，若治禮者能夠具備開闊的禮學文獻視野，並且能夠熟悉其部類，那麼必然能夠全面自由地運用所需史料，從而推進古代禮學研究的深入進行。

同時，有了明確的分類，並依此而預先設立好文獻整理的目錄，做好文獻分類與目錄提要工作，那麼我們對於古代禮學文獻整理這一浩大的工程，也就可以既從宏觀上把握其規模布局，又可分工明確地進行細緻而專門的文獻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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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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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陳戍國 ． 中國禮制史［ Ｍ ］ ．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 ８ ］ 　 陳戍國 ． 中國禮文學史［ Ｍ ］ ． 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２．

［ ９ ］ 　 蘭甲雲 ． 周易古禮研究［ Ｍ ］ ． 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８．

［ １０ ］黃以周 ． 禮書通故［ Ｍ ］ ． 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

［ １１ ］皮錫瑞 ． 經學通論·三禮［ Ｍ ］ ．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５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