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良渚文化首度面世，１９５９年被正式命名；１９８６年對反山遺址的考古，出土了高等級墓地，其中有數以千計的精美玉器；１９８７年，對瑤山遺址的考古發現了貴族墓地，並首次發現古代祭壇；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３年，對莫角山遺址的考古發現，它的本來面目是一座人工堆築的大型宮殿基址。

從此之後，良渚文化的地位躍升，１９９４年，良渚遺址被國家文物局列入中國申報《世界遺產名錄》的預備清單。

而到２００７年底，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聯合宣布了良渚古城的發現。

它東西長１５００米至１７００米，南北長１８００米至１９００米，總面積近３００萬平方米，相當於４個北京紫禁城，一度是中國所發現的新石器時期最大的城址。

對此，中國考古學界兩位泰斗級學者均給出高度評價，張忠培教授指出，這一古城的意義不亞於殷墟，嚴文明教授則認為，它可看作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對良渚文化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從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１６年，考古工作者經過２０年的工作，又在良渚古城遺址的西北部發現了中國迄今為止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已經有５０００多年的歷史，比傳說中的大禹治水的時代還早了約１０００年。

這組水利工程由１座長堤和一組１０座高低壩組成，可以在古城的西面攔蓄出三片累計面積１１．４平方公里的水面，比杭州西湖要大將近一半。

「在上世紀７０年代末，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就曾說過，良渚應該是『最古老的杭州』，事實證明了他的遠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說，良渚遺址考古不但發現了５０００年前的古老城市，而且發現了中國進入國家形態的起點，因為興建水利工程，需要有巨大的動員能力。

（小標題）國際學界發現：遠遠低估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明程度

良渚古城大型水利工程的消息今年一經披露，就引起了學術界的濃厚興趣。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說，這套龐大複雜的水利系統不但有歷史價值，更有科技價值，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誌，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西漢海昏侯墓，體現了先民高度的規劃、組織和管理能力。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趙輝教授認為，水利工程是文明的重要標誌，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堪比古埃及、古兩河流域文明的水利系統，它為研究中華文明的演進進程提供了新資料，同時也進一步證明，良渚時期已經出現了早期的國家形態。

早在２０１５年，「權力與信仰：良渚遺址群考古特展」在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展出。

來自英國、美國、日本的學者均表示，從出土玉器看，良渚文化中的神權至高無上，並與王權緊密結合，從中也可以看出良渚文明是以神權為紐帶的文明模式。

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勳爵撰寫的全球大學教材《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已經刊印到第６版。

在２０１５年底了解到良渚文化後他表示，修訂中的第７版《考古學》將加上良渚文化的內容。

（小標題）待解之謎：良渚文明從何而來因何衰亡？

良渚先民從何而來，以何為生，玉器的原料來自何方，文明最終為何消亡，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近年來也逐漸浮出水面。

良渚古城水利工程考古領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寧遠說，根據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良渚先民應該從源自天目山脈西苕溪的河谷地帶逐步向平原地區遷徙而來，在河谷地帶他們已經發現了多處遺址點，並在當地出土了專業的稻作農具。

水稻需要熱量充足、水源充足、地形平坦、排灌便利、勞動力豐富的種植環境，而太湖平原的低平的地勢與密布的水源易於形成合適的稻田，但也極易形成水患，不適於人類直接居住。

王寧遠說，良渚先民的作法就是在水網地帶堆墩，遺址周邊的許多「山」，就是堆墩的成果。

專家認為，發達的稻作農業為手工業提供了經濟基礎，也為先民營建古城提供了物質條件。

而在《山海經》中，良渚遺址附近的天目山被稱作「浮玉之山」，更遠一點的會稽山也在古籍中有「多金玉」的描述，因此，良渚玉器的大部分材料也可以就地取材。

而良渚文明的衰亡，有專家認為可能與當時海平面抬升導致河流下泄不暢有關，也有專家認為，良渚文明可能把過多精力投入到非生產性勞動之中，影響了社會的經濟基礎，削弱了抵禦災難的能力。

「良渚遺址考古迄今為止已經有六處發現被評為『全國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項目，它已經拿出了向世界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系列成果。

」劉斌告訴記者，經歷了８０年的工作，良渚文化考古成果可謂豐碩，但是還有諸多問題需要解答，需要全社會給予更多關注、更多保護。

（記者方益波、馮源、商意盈、陳曉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