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良渚文化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

良渚文化在近年出鏡率頗高。

這一距今5300～4300年的考古學文化，曾經在今天的蘇南、上海、浙北地區創造出燦爛的文明，不斷刷新著我們對中國文明起源的認識。

在5月15、16日評選出的「2015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竟同時有兩項與良渚文化有關的發現赫然列於榜單，分別是江蘇蔣莊遺址和浙江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

新石器時代的同一種考古學文化，同時有兩項發掘成果入選「十大」，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在此之前的5月13日晚，「渚水縈迴——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進校園·良渚文化專題」活動在北京大學舉行，江蘇蔣莊遺址、浙江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及上海松江廣富林遺址的發掘者就遺址的發掘情況和意義做了精彩的報告。

這三項發現均入圍「十大」25項初選榜單，而且都與良渚文化有關。

筆者聽取完報告後的感受是，「江浙滬包郵區」的考古工作者此番集中亮劍，樣樣都是乾貨，但可惜兩天後的「十大」必然有兩項是失意者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向來強調時代與地域平衡的「十大」最終選擇了其中兩項，足見良渚文化近年的新發現在學者心目中的地位。

從「文明曙光」到「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

如果從1936年施昕更發掘浙江餘杭良渚遺址算起，今年正是良渚文化發現80周年。

在20年前，人們對良渚文化是否進入文明時代尚猶豫不決，如石興邦在紀念良渚文化發現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做總結時概括為曙光論、文明形成論、未定論。

當時除了張忠培、嚴文明等學者，很少有人強調良渚文化已經明確跨過了「文明」的門檻。

當時對良渚文化的流行表述是「東方文明之光」或「文明曙光」，雖然不否認其成就，但也只是肯定它是曙光一縷而已。

良渚文化的80年發現史，是不斷刷新認識的歷史。

二十載過去之後，畫風突變，大家對良渚文化的推崇似乎無以復加。

2010年，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被國家文物局列為全國首批12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近年來良渚遺址加快推進「申遺」的工作，國家文物局如此定位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

」由於現代以來疑古思潮的衝擊和國外學者的質疑，曾經作為常識的「中華上下五千年」似乎變得底氣不足，而21世紀以來逐步推進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扮演著通過考古學回溯中國文明發生及早期發展的角色。

正在實施中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即將良渚古城及之後的陶寺古城作為早期國家的實證，認為它們的「巨型都邑、大型宮殿基址、大型墓葬的發現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區域，已經出現了早期國家，進入了古國文明的階段」。

一些長期關注良渚文化研究的學者對此有更為明晰的表述。

如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張忠培在《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一書的出版座談會上強調，「從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來看，如果我們要談中華五千年文明，只有良渚文化的良渚遺址能拿出來」。

良渚文化歷年來發現了大量的史前刻畫符號，近年來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一些學者認為當時已經存在文字，甚至是商周文字的前身。

再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乃誠在不同的場合指出，「良渚古國是目前能夠說明中華文明史有五千年的最主要的證據」，「目前考古發現的證明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證據，以良渚文化中的發現最為充分」。

再如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的發掘領隊王寧遠強調，「良渚古城是中國境內最早進入國家形態的地點，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

近年來一些介紹良渚文化的書籍，則冠以「文明的實證」、「中國5000年文明第一證」之類的書名。

究竟是什麼讓良渚文化得到學者們的垂青？又是什麼讓良渚文化一躍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呢？

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畫符號

良渚文化石鉞上的刻畫符號

發現之路

按照考古學的慣例，良渚文化因最早在餘杭良渚開展考古工作而得名。

餘杭現在是杭州市的一個區，良渚是餘杭下面的一個鎮。

巧合的是，良渚是良渚文化的發現地，在80年的發掘中，不斷被證實為良渚文化核心區的核心所在。

其實，在施昕更首度開展發掘工作之前，江浙地區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當地史前文化的追索。

甚至可以說，他們更早發現了良渚文化，但長期以來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

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的弟子，衛聚賢在1930年開展了南京棲霞山張家庫六朝墓葬的發掘，同時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遺物。

此後，衛聚賢、慎微之、何天行、陳志良、金祖同等人在江浙一帶不斷採集、探掘到一些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和陶器，其中便包括良渚文化的器物。

在此基礎上，衛聚賢和慎微之分別發表了《中國文化起源於東南發達於西北的探討》、《湖州錢山漾石器之發現與中國文化之起源》，均認為中國文化並非起源於中原地區，而是東南江浙一帶。

這一論調姑且稱為「東南中心說」，長期以來未受重視，但在蘇秉琦提出「滿天星斗」說之前，畢竟提供了多元論的一種可能。

這一說法對「中原中心說」根深蒂固的學術界而言，無異於痴人說夢，乃至於有人認為這些出土的石器只是周代末年的產物，「江南一帶新石器時代未必有人類居住之可能」（胡行之《浙江果有新石器時代文化乎？》）。

這場爭論的文章大多收入1937出版的《吳越文化論叢》一書。

該書是吳越史地研究會的產物，而吳越史地研究會是1936年8月由衛聚賢、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創立的。

衛聚賢等人還在1936年5月初步發掘了今杭州市區的古盪遺址，這是第一次與良渚文化有關的考古發掘，並出版了《杭州古盪新石器時代遺址之試掘報告》，是長江下游第一份史前發掘報告。

參與此次發掘的青年施昕更聯想到老家良渚也有類似的器物發現，因而回鄉調查，後來代表西湖博物館於1936年12月至1937年8月間在良渚進行了3次小規模的發掘，並撰寫了著名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

施昕更的發掘，被視作良渚文化發現之始，也被視作現代考古學在長江下游的首次成功實踐。

而何天行在1935年便在良渚一帶進行調查，他的《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陶器》作為吳越史地研究會叢書第一種於1937年出版。

在紀念良渚文化發現80周年的今天，我們強調施昕更開拓性貢獻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吳越史地研究會及衛聚賢、何天行等的篳路藍縷之功。

良渚遺址首份發掘報告：《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

在1936年良渚遺址首次發掘之後，由於抗戰等原因，良渚文化的研究直到50年代才得以恢復，此後不斷有新的發現。

1959年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77年環太湖流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初步確立，同年江蘇吳縣張陵山遺址的發掘使良渚文化的玉器開始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傳統觀念中的華夏禮儀重器竟在東南一隅發現，而且時代早於夏代，令世人驚嘆不已。

80年代以來良渚文化的考古發掘得到持續的突破，尤其是1986年良渚反山「王陵」的發掘、1987年餘杭安溪瑤山「祭壇」的發掘、1992年以來良渚莫角山「土築金字塔」的發掘、2006年以來良渚古城及外圍水利工程的一系列突破，「良渚王國」由宮城到王城到外郭到外圍水利工程的輪廓已經呼之欲出：中心宮城面積30萬平方米，王城面積300萬平方米，外郭內面積800萬平方米，水利系統規劃和影響的範圍則超過100平方公里。

如此格局，已經不遜色於同時期古埃及等古代文明，甚至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環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區，良渚古城是核心區的核心。

但良渚文化的影響顯然並不局限於此，良渚文化標誌性的玉琮等器物，在廣東、山西、陝西、甘肅等地均有發現，「大半個中國都受良渚文化的輻射」。

在夏商周三代文化中，也每每能尋覓到它們的蹤跡。

由宮城到王城到外郭到外圍水利工程：良渚古城及外圍水利系統一覽。

雖然良渚文化早在1936年即已為世人所知，但由於種種原因，直到70年之後人們才認識到這片土地竟然沉睡著一個規模如此之大的王城。

發現良渚古城的消息剛披露的時候，我在上大學二年級，第一時間跑到遺址參觀。

「城」與「城市」存在區別，筆者據澳大利亞考古學家柴爾德提出的「柴爾德的十項」認為良渚古城已經能夠稱得上「城市」了（參見《從良渚古城牆的發現看中國早期城市的形成》，載《南京博物院集刊》第12輯），而現在不少學者直接認定良渚古城是王城了。

在良渚古城發現之初，陳橋驛、林華東、羅以民等曾對古城的年代提出質疑，他們認為良渚文化時期不大可能存在這麼一座城，甚至有學者將其與臭名昭著的「華南虎事件」相提並論。

最近為人所知的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比「大禹治水」還要早上一千年，但它在過去卻被一些學者誤解為唐宋時代的遺存。

在良渚古城發現兩年之後的2009年，新發現的曹操墓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質疑。

良渚古城和曹操墓的性質在考古學界是不存在問題的，正如清華簡、上博簡等出土文獻在古文字學領域沒有爭議，質疑的聲音均來自於本專業的學術共同體之外。

公眾與學術界之間、考古學界與其他學術領域之間，尚有較大的鴻溝有待彌合。

「良渚」與「龍山」之間

考古學界普遍認同「龍山時代」的概念。

狹義的龍山文化指山東龍山文化，因1928年最早發現於山東濟南龍山鎮的城子崖遺址而得名。

這種「黑陶文化」有別於仰韶文化這一「彩陶文化」，當時人們以此比附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

後來，梁思永發現了著名的「三疊層」，明確了龍山文化的時代在仰韶文化之後，而非同時。

梁思永還將龍山文化分為山東沿海、豫北和杭州灣三個區，所謂的「杭州灣區」，指的就是良渚文化。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術界意識到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北等地在同一個歷史時期有相近的文化面貌和發展進程，逐步認同了「龍山時代」這一概念。

「龍山時代」的起訖年限，過去一般認為是距今4600～4000年。

良渚文化與「龍山時代」的關係，頗類似於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一度遭遇「關公戰秦瓊」的窘境。

在施昕更發掘良渚文化之際，他即已指出良渚文化「是與山東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統的產物」。

1937年，董作賓與梁思永到良渚一帶考察參觀。

梁思永在兩年後發表的《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這篇文章中將良渚文化視作龍山文化的區域類型。

這一認識，實際上受到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舊史觀的影響。

建國後，一度中斷的考古事業得以恢復，良渚文化陸續有新的發現。

1957年10月，夏鼐為《浙江新石器時代文物圖象》一書作序時指出良渚等地出土的器物與龍山文化相近，但另有其特點。

在1959年12月26日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文物考古隊隊長會議上，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

但他仍然延續梁思永的觀點，認為「太湖沿岸和杭州灣的良渚文化，是受了龍山文化影響的一種晚期文化」。

在1972年發表的《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一文中，夏鼐甚至還認為浙江的史前文化落後於中原，良渚文化雖然有新石器時代的面貌，但時代不過相當於商周。

美國科學家利比所發明的碳十四測年法至今仍是考古學界推算年代的重要手段，這一成果曾榮獲1960年諾貝爾化學獎。

中國考古學界較早引入了這一測年手段，於1965年建立起了第一個碳十四實驗室，並從1972年開始發表測驗數據。

一系列數據表明，江浙地區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時代相當早，並不比北方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遲。

過去將史前江浙視作化外荒蠻之地的觀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在此背景下，夏鼐於1977年發表的《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一文指出：「如果這些數據都可靠，並且上引兩個數據接近於它的上、下限，則良渚文化的延續時間也達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2250年，相當於黃河流域的河南龍山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而開始的時代則要較早。

」自此之後，儘管良渚文化的下限向來有較大爭議（有距今4500年、4300年、4000年等說法），但其上限大致在距今5300年、其後半段屬於「龍山時代」則成為大家的共識。

然而，伴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推進，「3500BC—1500BC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年代研究」這一子項目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年代框架。

譬如，新的認識表明，良渚文化結束的時間不晚於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沒有進入到「龍山時代」；另一方面，「龍山時代」大概為距今4300～3800年，「龍山時代」的年代上限下調了300年，良渚文化完全是在「龍山時代」之前！過去將良渚文化視作龍山時代的一支或者認為它後半段屬於「龍山時代」的認識，都成了過去式。

年代框架的調整，將帶來一系列深遠的影響。

譬如，過去長期認為良渚文化與「龍山時代」存在交集，二者的一些共性往往被視作相互交流的結果，甚至是黃河流域文化影響良渚文化的結果。

如今新的年代框架無疑進一步拔高了良渚文化的地位，因為「龍山時代」有太多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因素與良渚文化有關，尤其是禮制、神人獸面紋、玉禮器、陶禮器等精神層面的因素，融入了「龍山時代」乃至於夏商周三代。

筆者曾在《越文化發展論》（與葉崗、王海雷合著，中華書局2015年版）一書中提出「良渚時代」的概念，以此說明良渚文化在同時代的超前性以及對當時、後世的影響。

從良渚文化與「龍山時代」的關係看，伴隨著研究的深入，良渚文化一步步從邊緣走向舞台的中央，給我們拋出一個又一個的謎團。

反山「王陵」出土的頂配玉琮

玉琮上的神徽：良渚文化先民的上帝？

「良渚人」是誰？

在很多人看來，良渚文化似乎是橫空出世的，又是突然人間蒸發的。

它從何處來？又到何處去了？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環太湖流域「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的發展譜系得到公認。

崧澤文化是良渚文化的直接前身。

2008年發掘的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表明，早在崧澤文化時期，環太湖流域已經有較高程度的社會複雜化現象，階層分化明顯。

環太湖流域的崧澤文化和安徽巢湖之濱的凌家灘文化，表明距今5800年左右東南地區已經率先出現了文明的曙光，而它們又直接為良渚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馬家浜文化大致與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同時，只不過一個在錢塘江以北，一個在錢塘江以南。

到了21世紀，人們認識到在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之前，浙江北部已經存在上山文化和跨湖橋文化。

上山文化距今約一萬年，上山文化的先民已經種植水稻，並且有較完善的聚落。

上山文化的超前性，甚至使不少學者在它發現之初懷疑測年數據的可靠性——這一情況同樣發生在發現河姆渡文化的時候。

從上山文化到跨湖橋文化到馬家浜文化及河姆渡文化到崧澤文化及凌家灘文化，可以說，東南地區長期走在時代的前列，良渚文化的文明高度不是憑空出現的。

至於「良渚文化去哪兒了」，向來是個「未解之謎」。

有人說良渚文化因為洪水消亡了，有人說因為太腐敗而崩潰了，有人說移民到北方了，莫衷一是。

過去人們認為良渚文化的後繼者是馬橋文化，而兩者之間相隔好幾百年的缺環，不能順利銜接，所以給人以良渚文化憑空消失的印象。

21世紀以來，考古學界又確認了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它們正好銜接起了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但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已經有不少北方的因素，環太湖流域的文化開始衰落並邊緣化。

自此，環太湖流域「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廣富林文化—馬橋文化」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大致建立起來了。

馬橋文化被視作後來越國文化的前身。

從目前有限的分子人類學研究成果看，良渚文化先民與後來的越人有大致相同的血統（但這不意味著良渚文化先民是古越人的直接祖先），Y染色體DNA單倍型均屬於O1。

帶有這一基因特點的人群，廣泛分布於中國沿海地區，涉及古代百越、東夷兩大族群。

他們處於蘇秉琦所說的「面向海洋」板塊，這一板塊，在「龍山時代」之前表現得更為早慧。

而在「龍山時代」，中原地區開始真正成為文化中心地帶，「面向海洋」板塊的諸多文化因素也匯聚到了這一熔爐之中。

江蘇蔣莊遺址發現的良渚文化墓地

「良渚人」究竟是誰？過去有三苗、越人、夏人、防風氏、蚩尤等多種說法。

以考古學文化去比附古史傳說，無論在當下的歷史學界還是考古學界都可以說是禁區。

學者對此慎之又慎，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這並不意味著考古學文化與古史傳說的對證完全沒有可行性，甚至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之初便是被用來驗證古史的。

考古學文化與族群並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但考古學文化的接觸和碰撞的確能反映先民活動的蛛絲馬跡。

最近獲得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金鼎獎的韓建業，多年來便致力於此。

他尤其關注考古學所反映的戰爭和部族遷徙現象，以此聯繫古史傳說，可以說是一條可行的路徑。

近年來發掘的陝北石峁古城，歷史學者沈長雲認為是黃帝的居邑，筆者對此心存懷疑，因此有了《光明日報》上的一組爭鳴文章。

編輯為了突出我的觀點，加上了「不要把考古與傳說輕易掛鈎」的標題。

其實我並不是完全反對將考古與傳說掛鈎的。

筆者在本科期間寫過一本小書，題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虞朝、良渚文化考論》（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認為良渚文化與虞舜有關（歷史學者王暉有相同的看法）；不少學者認為良渚文化可以算得上中國的第一個王朝了，實際上先秦文獻中往往虞、夏、商、周四代並提，虞代並不限於虞舜，據《韓非子·顯學》，虞代延續了一千餘年，筆者從各方面的線索推測良渚文化便是虞朝的考古學文化。

陳剩勇、呂琪昌等強調良渚文化是夏文化的源頭，筆者的小書便是在他們研究基礎上的進一步拓展。

從遠一點看，還可以與20世紀30年代衛聚賢、慎微之等的「東南中心說」相呼應。

現在回過頭來，這本小書從傾向到論證方式我都是反對的，說「悔其少作」一點都不過分。

後來我偶然看到《歷史人類學學刊》上一篇關於拙著的書評，書評認為「推論過程雖有不足，但論點確值得我們注意」，這也可以代表我現在的看法。

良渚文化確實與歷史上的虞代地位相當，但要說明二者有直接的聯繫，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無論是「中原中心說」還是「東南中心說」，都不免失之偏頗。

片面強調中原的地位，或者片面強調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學文化的地位，都難免於一葉障目。

中國文明的起源進程，需要在互動與交融中認識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需要在更廣的時空範圍內予以動態的觀照。

我們可以看到，早在中國文明從醞釀到發生的階段，這片土地上的人群便已經開始密切接觸並不斷融合，中國文化從來都是包容性極強的文化。

從崧澤文化、凌家灘文化、紅山文化的文明曙光，到「良渚時代」的文明實證，再到「龍山時代」陶寺古城、石峁古城等城池的林立，再到二里頭、殷墟、周原，中國文明的發生和早期發展有了清晰的、切實的線索，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序幕遠比我們想像的要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