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2016年考古收穫頗豐

2016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本年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市政府出台《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實施意見》，重慶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迎來大好發展時機。

一年來，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在市文化委、市文物局的正確領導下，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在考古工作中，以主動性考古和後續三峽考古為重點，促使考古工作創新發展。

2016年，市文遺院開展考古調查30項，考古發掘53項，發掘文物點76處，發掘面積40493平方米，考古工作收穫豐碩、亮點頻出。

一、著力推進文物保護一體化，

主動探索考古發現融入地方經濟、文化建設

2016年市文遺院提出「一體化文物保護」工作思路，主動求變，力爭形成調查—發掘—保護—研究—利用的文物保護一體化工作鏈。

以考古調查發掘為基礎，先後開展了江津會龍莊、川渝古道走馬段、武隆老縣城、江津石佛寺等一批區域文物資源調查，分別形成了文物保護與利用概念性規劃，為地方經濟、文化、旅遊的發展提供重要支撐，帶動了地方政府文物保護的熱情，初步實現了文物保護與經濟、文化建設的雙贏。

佛頭（江津區石佛寺遺址，宋）

二、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積極助力釣魚城申遺。

2016年市文遺院圍繞釣魚城申遺這一核心目標，重點推進了合川釣魚城遺址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與研究工作，一是完成對釣魚城范家堰遺址的驗收，階段性發掘工作順利收官；二是開展專題考古資料整理，為申遺文本的編制建立良好的資料保障；三是創造性地採用宏觀與微觀相結合、人文歷史與考古工作相結合、考古調查與試掘相結合的研究思路，有效確定了釣魚城的空間格局，大大深化了釣魚城的文化內涵，為申遺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合川區釣魚城范家堰遺址（宋）

三、抓主抓重，紮實推進考古工作。

一是重點開展主動性考古發掘。

先後完成了石柱縣古城壩遺址、永川區漢東城遺址（2015、2016兩個年度）、榮昌區磁窯里遺址等4項主動性考古發掘工作，合計完成發掘面積2575平方米，出土文物1351件/套，均取得了重要的收穫，同時對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的驗收實現了全覆蓋。

二是持續推進三峽後續考古項目。

一方面全力確保消落區考古工作的實施，全年共開展消落區考古發掘19項，完成發掘面積14430平方米，出土文物及標本3258件/套；另一方面，主動出擊墊資開展三峽後續大遺址考古工作，先後完成涪陵龜陵城的調查、勘探及試掘，巫山高唐觀遺址的4200平方米的發掘工作，積極助推大遺址保護項目立項。

三是圓滿完成基建考古工作。

全年共開展基建考古調查勘探30項，調查里程1972.34千米，調查面積22.42平方千米，配合調查開展的普通勘探面積96600平方米，發現文物點330處；全年共開展基建考古發掘29項，發掘文物點52處，發掘面積19288平方米，出土各類文物標本5905件/套。

永川區漢東城遺址（北宋）

銅「司馬橐」印（巫山縣高唐觀遺址，西漢）

四、狠抓質量，重要發現層出不窮。

2016年在考古發掘中狠抓質量，本年度實施的發掘項目驗收結果優秀10項，占發掘項目總量的23%，創歷史新高。

巫山縣大水田新石器時期遺址新發現的帶有火燒痕跡墓葬為探討大溪文化墓葬燎祭和祭奠儀式等喪葬制度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巫山縣高唐觀遺址發現了密集的楚文化風格的戰國時期墓葬；三峽消落區發現近百座漢至六朝時期墓葬，體現了三峽庫區這一時期古代文化的繁榮；江津區石佛寺遺址是近年來重慶佛教考古最為重要的發現之一，遺址規模宏大、遺存類型豐富，是西南山地古代建築技術和建築規劃的傑作，其中的摩崖造像、單體造像等也是西南地區佛教造像中的藝術珍品；渝中區朝天門城牆遺址、永川區漢東城遺址、武隆縣老縣城遺址、石柱縣古城壩土司遺址等城址考古項目的重要發現，揭示了重慶古代城址格局、交通體系、聚落變遷、文化內涵等豐富內容。

巫山縣大水田遺址299號墓葬（大溪文化）

五、科技引領，考古工作平台建設卓有成效。

本年重點開展了文物整理平台、科技考古平台、田野考古數字化平台、對外合作考古平台等4大平台建設。

一是通過一年的努力，文物整理平台更加完善，成果轉化更加有序；二是建設完成3座科技考古實驗室，科技考古的科研孵化點初見雛形；三是在田野考古中廣泛應用田野考古信息綜合平台，無人機航拍、多視角三維影像重建、延時攝影等新技術手段已廣泛應用，考古項目科技含量明顯增加，發掘質量明顯提高，市文遺院的數字化考古技術水平走到了全國的前列；四是通過前期準備，與俄羅斯達成考古合作的意向，重慶考古走出國門有望在不久後實現。

永川區高洞子崖墓三維模型製作過程

（來源：市文化遺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