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衣鏡」有望破解千年謎團

孔子像衣鏡架

竹簡

市民參觀考古成果展

孔子弟子子張生年是否有誤?《齊論語》失傳1800年能否重現?

一面漢代的穿衣鏡,竟然與「天縱之聖」孔子有關,或將揭開種種千古謎團。

2015年,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的考古成果開始對外公布,出土的1萬餘件(套)珍貴文物,對研究中國漢代政治、經濟、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其中一件「孔子衣鏡」,上面繪有孔子畫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孔子形象。

「孔子衣鏡」上的文字記錄了孔子及弟子的生平,而且關係到《史記》成書過程與失傳1800年的《齊論語》,引發了考古界的研究和熱議。

「孔子衣鏡」為「圖史自鏡」之用

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的主槨室內,出土了一件漆木立鏡,上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及傳記。

之前有專家曾稱之為「孔子屏風」,但考古專家王仁湘考察實物後認定此「屏風」實為立鏡。

「孔子衣鏡」集鏡體、鏡背、鏡掩(鏡蓋)、鏡架與圖文為一體。

其中鏡體為光潔的矩形銅板,長70.3厘米,寬46.5厘米,厚1.3厘米,鏡緣厚1.2厘米。

出土時從中間斷裂為上下兩塊,通體素麵無紋飾。

鏡背木質,保存較完整,長96厘米,寬68厘米,中部置鏡處厚6厘米,四周鏡框處厚11.8厘米。

鏡背表里均髹紅漆,孔子畫像繪於鏡背上。

衣鏡上的孔子儒雅、內斂、謙恭,以布衣形象示人,孔子弟子形象極具個性。

鏡背表面左上側繪孔子像,左下側繪子羽(澹臺滅明)像。

孔子及其弟子形象刻畫真實而生動,線條簡練,比較同時期的繪畫,如各種墓葬壁畫或馬王堆漢墓所出帛畫,風格大不一樣,而且技藝十分高超,顯然不是一般匠人所繪。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專家王楚寧推測立鏡規格較大,亦具備屏風的功用。

「孔子衣鏡」上共有1850個字,其中衣鏡背面關於孔子的文字記載600字,關於顏回的內容有250個字,子貢200個字,子路150個字,澹臺滅明150個字,子夏170個字。

衣鏡上的《衣鏡賦》有19行文字,《衣鏡賦》屏板正面除了《衣鏡賦》,還有「鍾子聽之」4個字,背面有子張的介紹180個字,曾子的介紹20個字。

專家表示,對於聖人與弟子畫像出現在衣鏡上的作用,《衣鏡賦》作了很好的解答:「臨觀其意兮不亦康,氣和平兮順陰陽。

」

王楚寧認為,「孔子衣鏡」最重要的功用是供劉賀「圖史自鏡」 之用。

古人很早就將銅鏡的「借鑑」功用類推到了人與事的「借鑑」之能,《詩經》中記載:「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

」孔子及其弟子是儒家最為推崇的聖賢,是儒士修身時最好的「借鑑」。

「孔子衣鏡」的「鏡背」上不僅寫有孔子的生平傳記,還有「子張問干祿」(為官之道)、「子夏之門人問交」(交友之道)等關乎修身齊家的內容。

考慮到劉賀的師傅與屬官王式、王吉等人皆是一世碩儒,故其立鏡上出現孔子及其弟子絕非偶然,當為「圖史自鏡」之用。

王楚寧認為,漢代漆木器的製作較為困難,「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

「孔子衣鏡」作為形制與屏風相類的立鏡,製作過程應當更加困難,再加上繪有至今發現最早的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並寫有大量文字,因而意義非凡。

與「孔子衣鏡」類似的「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風」就因其重要的歷史、藝術價值,不僅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且入選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與「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風」相比,「孔子衣鏡」作為更為罕見的大型立鏡,年代更早、所繪人物更為著名、出土墓葬的主人地位更高,並且由於「孔子衣鏡」關係到《史記》的成書過程與流傳情況,也涉及到失傳1800年的《齊論語》,故而價值更高。

《子張篇》或揭曉子張年齡之謎

王楚寧針對「孔子衣鏡」,提出了全新的觀點。

在他所撰寫的《關於海昏侯墓的林林總總之「孔子立鏡(孔子屏風)」》一文中,對部分文字進行了釋讀。

在目前對外公布的「孔子衣鏡」圖片中,王楚寧發現有一段文字以子張的內容為主,因此稱其為《子張篇》,文字共四縱列,篇幅完整,尚能識別110餘字,主要介紹了孔子弟子子張的言行事跡。

其中第一列:□子□子曰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十(廿?)八歲。

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

第二列:……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

第三列:……張曰:「子夏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第四列:……能。

我之大賢與,為人□□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若之何其□人也。

這篇文字亦見於今本《史記》與《論語》之中,補闕之後全文150餘字,依據內容可以分為三段文字。

第一段文字介紹了子張的個人情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關於子張的部分與此段文字大體相同,但此段文字中關於子張的歲數與《史記》不合,《史記》作:「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無論 「孔子衣鏡」上本段的數字是「十」還是「廿」,都與《史記》的記載有出入。

古人已經注意到了子張生年的問題,如清代梁玉繩就對《史記》中的「(子張)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提出過疑問:「孔子厄陳、蔡年六十三,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是時子張才十五歲,恐未必從行也。

」王楚寧認為,如果子張比孔子小二十八或一十八歲,則孔子六十三歲時子張已三十五或四十五歲,就可以從行了。

《子張篇》篇幅完整,只記載了「少孔子十(廿?)八歲」一個時間點,故推導子張的生年不能單從《子張篇》入手,還需要更多材料的公布,尤其是子夏的材料。

王楚寧認為子夏生年是子張生年的重要參考,《論語》中明確記載的與子張發生直接聯繫的孔子弟子就是子夏。

子夏與子張年齡應差不多,故而子夏的門人能夠向他詢問交友之道。

也正因為年齡相近,所以子貢才會將兩人作對比,向孔子發問「師與商也孰賢?」關於兩人的生年,今本《史記》作:「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只相差四歲。

所以,只要知道了子夏的生年,就能夠確知子張的生年是否有誤。

「孔子衣鏡」與《史記》有重大關聯

對外發布的「孔子衣鏡」圖片上,還有一段關於孔子的文字。

王楚寧考證後,初步進行了釋讀。

文字第一列:……人也,曰房(防)叔。

房(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顏氏……

第二列:……故名丘雲,字中(仲)尼。

姓孔,子氏。

孔子為皃(兒)僖……

第三列:……皆聞(稱?)其賢也。

魯昭公六年,孔子蓋卅矣。

孔子……

第四列:……□久,天下聞其聖,自遠方多來學焉。

孔子弟子顏回、子贛(貢)……

第五列:……□之間。

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

當此之時,周室微,□(王?)道壞……

第六列:……必四面起矣,強者為右。

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如?)……

第七列:……二□(公?)事是非……

第八列(左側板第一列):……

第九列(左側板第二列):……魯哀公……

第十列(左側板第三列):……十餘世,至於今不絕,學……

王楚寧認為,文字的大部分內容與今本《史記》相同。

第一列至第五列似出自《史記·孔子世家》；第六列明確出自《公羊傳》；第五列後半段、第六列前半段與第七列雖能成句,但未見於現有古籍,不能確知來源；第八列、第九列缺失過多,未能詳述；第十列雖有闕文,但極似《史記·孔子世家》正文之後的《孔子世家贊》。

就有關孔子的文字,並結合《子張篇》的內容,不難發現「孔子衣鏡」上的文字與《史記·孔子世家》雖有不同但極其相似,兩者肯定有著重要的聯繫。

《史記》成書之後並未流傳於世,而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在宮廷秘府與司馬遷家屬處各存一份,秘不示人,直到「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楊惲在地節四年(公元前66年)因告發霍氏謀反有功而封平通侯,海昏侯劉賀則薨於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從時間上講劉賀活到了《史記》宣布於世,但王楚寧認為海昏侯劉賀在宣帝時代是難以見到《史記》的。

因為西漢朝廷嚴格控制諸侯王擁有《史記》。

成帝時,東平王向朝廷求取《太史公書》(《史記》),朝廷認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遂不予。

成帝時諸侯王尚需向朝廷求取《史記》,可見《史記》在當時傳抄有限,楊惲的「宣布」很可能只是將《史記》的名號公之於世,而非《史記》全書的廣泛流傳。

劉賀作為廢帝,言行都受到朝廷嚴格監控,是不可能從朝廷處得到《史記》的。

既然《史記》的副本在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手中,那劉賀能不能從楊家得到《史記》呢?王楚寧認為絕無可能。

楊惲的父親、司馬遷的女婿楊敞是廢黜劉賀皇位時帶頭上書的丞相,是劉賀的政敵。

楊敞性格懦弱畏事,不會把《史記》交給政敵劉賀,楊惲於宣帝時代才宣布《史記》,彼時劉賀已是廢帝,受朝廷監控,故而劉賀不可能在宣帝時代見到《史記》,亦不可能從楊家得到《史記》。

但也不能因此排除劉賀看過《史記》的可能。

楊惲宣布《史記》之前,「遷既死後,其書稍出」。

史書雖未明確記載司馬遷的卒年,但應在武帝晚期至昭帝時代。

海昏侯墓出土漆木器多為「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造,這一時期正是昭帝時代,劉賀略有可能在昭帝時代看到稍出於世的《史記》。

若「孔子衣鏡」也造於這一時期,那其上的文字就略有可能源於《史記·孔子世家》。

即便「孔子衣鏡」上的文字不是源於《史記·孔子世家》,也不能否定其與《史記》的重要關係,「孔子衣鏡」的文字與《史記·孔子世家》很可能擁有共同的母本。

司馬遷在論述《史記》編纂成書情況時說:「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可見《史記》中有不少先代古書的內容。

漢朝官府搜集到的巨量古書都要交付太史公,「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可以想見司馬遷在創作《史記》時一定大量參考了這些古書,故而他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如果《史記·孔子世家》是將古書中關於孔子的內容「整齊其世傳」的話,那「孔子衣鏡」上的文字就可能源自《史記·孔子世家》所參考的佚失古書,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何「孔子衣鏡」的文字與《史記·孔子世家》極其相似但亦有不同。

因此,王楚寧認為「孔子衣鏡」與《史記》肯定有重大聯繫,即便「孔子衣鏡」上的部分文字不是源自《史記·孔子世家》,也應與《史記·孔子世家》來源於共同的文本。

揭秘「孔子衣鏡」與《齊論語》的關係

《論語》對孔子與儒家思想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與意義。

因《論語》是由孔子的弟子與再傳弟子編纂而成,故是最為可信的研究孔子與儒家早期發展的資料。

對外公布的「孔子衣鏡」文字內容中,還有兩段與《論語》有關的文字,都出自《子張篇》。

《子張篇》的文字與傳世本《論語》有三處差異:「子張問干祿」今本作「子張學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今本作「子曰」；「子夏曰何」今本作「子夏云何」。

王楚寧認為,在今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亦有「子張問干祿」一句,鑒於「孔子衣鏡」與《史記》的重要聯繫,故可能取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或源於共同文本；「孔子曰」與「子曰」相類,考慮到「孔子衣鏡」的作者若為保證對話中人物身份的準確與行文的嚴謹,是有可能將「子曰」寫為「孔子曰」的；但「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一段不見於《史記》,應取自《論語》,故王楚寧從此句入手,探求「孔子立鏡」所用《論語》的版本。

西漢時期,《論語》分為《魯論》《齊論》《古論》三個版本,何晏的《論語集解序》中曾有詳述,其中《古論》雖出自孔子舊宅,但其與《魯論》只是《子張篇》的編次不同,內容上差異很小,故而在西漢時期《論語》的版本實際上分為《魯論》與《齊論》兩大系統。

成帝以後,因張禹把《魯論》《齊論》兩個版本合二為一,名為《張侯論》大盛於世,《齊論》佚失於漢末魏晉時期。

《論語集解序》提及《魯論》與《齊論》有三處明顯的差異:《齊論》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齊論》與《魯論》篇次或不同。

目前海昏侯墓出土竹簡五千多枚,其中就有《論語》。

定州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出土的竹簡《論語》是業已公布的距今最早的《論語》抄本。

海昏侯劉賀的卒年較中山懷王劉脩早四年,故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簡本《論語》當為至今發現最早的《論語》抄本。

並且,鑒於海昏侯墓出土了《知道篇》,王楚寧認為,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簡《論語》是《齊論語》,意義不可估量。

那麼,「孔子衣鏡」上的文字是否有源於《齊論語》的可能?王楚寧認為這個可能性不僅有,而且極大,因為傳授《齊論語》的宗師王吉正是劉賀嗣位昌邑王時的昌邑中尉,兩人關係密切。

《漢書》中所載的傳授《齊論語》的宗師有王吉、貢禹、庸生等數位大儒,但只有王吉的事跡最清晰、時間最早、影響最廣、名聲最大,也只有王吉與劉賀有著長久、穩定的聯繫,他有充足的時間與足夠的地位將《齊論語》傳授給劉賀,「孔子衣鏡」若亦造於「昌邑九年」或「昌邑十一年」時期,則其上的《論語》內容極有可能來自王吉所傳《齊論語》。

因此,通過考辨「孔子衣鏡」已公布的語句並結合《漢書》等史籍記載後,王楚寧認為,「孔子衣鏡」上的部分文字應當來源於《論語》,並且有極大可能源自於失傳了1800年的《齊論語》。

(付歆欣 記者 徐蕾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