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世山：考古視野下的周人滅商——以殷墟從晚商到西周的文化變遷為例

據傳世文獻記載，周人的始祖為棄（《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周本紀》等），不窋自竄於戎狄之間（《國語·周語上》），公劉居豳（《詩·大雅·公劉》），公亶父遷於岐下（《詩·大雅·綿》），文王居程（《逸周書·程窹》），後居豐(《詩·大雅·文王有聲》等)。

周先公、先王時期，周人與商王朝有一定聯繫。

殷墟甲骨刻辭所見，晚商早期，周人臣服於商，殷墟卜辭中有「令周侯」的記錄。

周人滅商的戰略始於公亶父，「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詩·魯頌·閟宮》)。

王季伐西落鬼戎（《古本竹書紀年》），勢力擴張到關中東部的洛河北塬，但文王時又獻洛西之地於商（《周本紀》）。

商王紂以崇侯之讒而拘文王，文王自商反程後，受天命而稱王（《逸周書·程窹》、《書·康誥》等），叛商伐紂。

周原甲骨卜辭也有商王朝伐周方伯的記錄。

周與商間攻守異勢直至商王朝覆滅，發生在周武王時。

武王對商王朝實施三次大的軍事進攻行動，「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大戡之，還，乃飲至於文大室。

」（清華簡《耆夜》，《尚書·西伯戡黎·序》類似）武王九年，東觀兵於孟津；武王十一年，率聯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方國部族，對陣商郊牧野（《周本紀》、《尚書·牧誓》）。

紂自焚，商亡（《周本紀》）。

殷墟作為商代晚期的王朝都城，在周人滅商前後物質文化上有何不同，亦即滅商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通過對這方面的比較全面地觀察，以更好地理解因周人滅商這個重大政治事件引起的歷史進程的改變。

一、物質文化層面的商與先周

殷墟考古所見，殷墟遺址的文化形態從晚商到西周發生了很大改變，這種變化的背景就是因為周人滅商這個政治事件。

為理清這種變化，需要對晚商文化與滅商以前的周人的文化———先周文化及相互關係、兩者賴以存在的經濟地理類型、區域生產生活方式等有一個基本認識。

迄今研究可知，商人起源於豫北冀南地區，商代中、晚期又以河南北部為中心，考古發現的河南安陽附近的洹北商城、殷墟遺址是分屬於商代中、晚期都城。

傳世文獻記載周族也是一個古老部落，上千年間前後游離於夏、商王朝的西部邊緣，迄今考古所知，商時期的先周文化也分布於陝西關中地區，東鄰商文化，兩者間存在一定聯繫，結合傳世文獻和考古的綜合研究，在商代中、晚期，周人活動於陝西關中地區是無可置疑的。

晚商時期，由於商人的中心區域與早期周人的活動地域不同，兩地的區域自然地理有一定差別，前者所在區域主要是黃河中游沖積平原，後者則是陝西關中盆地的黃土台原地帶和渭河谷地（圖一）。

兩者在經濟地理類型、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異，各自的傳統上承自新石器時代，又延續到晚商以後。

這從考古發現的商周時期有關物質文化的形態中可見一斑。

兩者在經濟地理形態上雖然都屬於中國北方旱作農業經濟區，但晚商時期的殷商王畿（以豫北冀南為中心）與先周族群的活動區域(陝西關中地區)在農業生產工具上有東西之別，殷商王畿主要以鐮為收割工具，西面的周人（陝西關中）多用長方或半圓形弧刃刀；兩個地區的這種差別可上溯到新石器時代。

建築形態方面，殷商建築基本為平地起建和台基式建築；先周普通民居流行地穴式，為上層貴族所有者也有平地起建和台基式建築；先周流行的地穴式建築傳統也源遠流長。

在考古學文化層面，作為晚商文化典型類型的殷墟類型與先周文化的文化面貌差別明顯。

普通材質的產品種類及其形態（如最常見的陶器），商與先周基本不同（圖二）,產品為所有社會成員所有，這也是瓷器在東漢普及以前、中國各地新石器時代以來物質文化上的常見現象———劃分考古學文化的基礎。

基於貴重材質的技術、產品種類及其形態（如玉器、青銅器等），先周基本傳承自商（圖三），產品基本為上層階層成員所有。

從商文化與先周文化的互動看，後者作為弱勢的一方，更多地吸收了優勢一方的的商文化的因素，尤其是一些貴重材質的產品以及技術。

晚商文化與先周文化間的這些異同具有古代族群間物質文化形態差異的一般性特點。

因此，憑依物質文化探討商與先周這樣一些青銅文化以及族群關係時，我們基於以下原則：

考古學文化所在的特定生態與經濟地理類型、所屬各類建築形態可用以探索族群賴以生存的環境和社會發展水平等,但不能作為探討族群關係及其文化源流的主要依據；基於貴重材質（如銅、玉等）的技術、產品種類及其形態,往往兼具易於傳播、流傳廣的特點，其中原創型者可揭示所在群體和社會的發展水平、上層社會的思想意識和等級觀念等，非原創型者多可揭示個體或群體間的交流關係等；基於普通材質（如土）的產品及其風格構成的主要文化因素，往往昭示所在群體和社會的固有生活習俗，是探討文化或族群及其源流的首要依據。

二、殷墟及周邊的晚商文化與西周文化的傳承與革新

1、殷墟文化

通過殷墟考古和研究可見，殷墟遺址面積達30平方千米，殷墟商文化遺存豐富，等級高，大型宮殿建築、王陵、甲骨刻辭、青銅器和玉器等冠絕當時。

殷墟範圍的各類遺蹟如房址、灰坑、墓葬非常豐富，還發現有多處以及手工業作坊區（如鑄銅、制骨、制陶等）。

安陽小屯村附近是殷商宮殿、宗廟區，洹河北邊、侯家莊的西北岡、武官村北地是晚商時期的王陵所在地，這兩地建築是殷墟建築的代表。

20世紀30年代，小屯發掘夯土建築基址53座，分為甲、乙、丙3組。

其中規模最大的如乙八台基式建築，南北長約85、東西寬約14.5米。

西北岡清理大墓13座，其中帶4條墓道的王陵8座。

最大的王陵由墓室、墓道等部分組成，面積很大，以1001號墓為例，墓口南北18.9、東西13.75、深10.5米；4個墓道中，最長的南墓道長30.7、寬7.8米；最短的西墓道長7.4、寬3.75米，墓葬總面積達712.75平方米。

殷墟最豐富、富於變化的各類遺物，以陶器、青銅器為最，尤其是陶器群具有殷墟文化豐富而多彩的多樣性特點。

殷墟出土陶器種類之多，遠多於一般普通遺址，這可視為殷商王都這種大型都邑的特徵之一。

李濟先生早年對殷墟陶容器按底的差別分為尖底及圜底、平底、圈底（圈足）、三足等4類,《殷墟的發現與研究》按用途不同將殷墟陶器分為炊器、食器、盛貯器等3大類16小類。

據對孝民屯地點統計，殷墟陶容器種類多達26類之多，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盤、觚、爵、罍、觶、尊、方口器、壺、瓿、缽、盂、盆、罐、瓮、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堝形器、器蓋等，此外還有建築用陶水管。

陶容器的種類與殷商青銅器的種類基本相同，其中鬲、盆、罐、簋、甑、瓮最多，其他器類的數量較少。

一些常見的器類如鬲、簋、盆、罐等形態多樣、演變有序。

殷墟的青銅禮器器類也有25種之多，有鼎、甗、鬲、斝、豆、簋、觚、爵、角、尊、瓿、壺、罍、卣、盉、彝、觶、觥、缶、斗、盤、盂、罐、箕形器和方形器等。

其中最多的是鼎、觚、爵，其他器類的數量明顯少。

與陶器相比，殷墟的晚商陶器的種類與殷商青銅器的種類的在數量上大致等同，但主要器類基本不同。

通過觀察殷墟遺物尤其是陶器、青銅器形態及其所呈現的文化風格，可進一步探討殷墟這個晚商都邑的族群構成、人的遷徙互動等問題。

2、殷墟及周邊的西周文化

長期以來，對殷墟及周邊的西周考古首先是圍繞研究殷墟文化展開的，如在探索殷墟的範圍和在重要地點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了西周遺存；近10年來，在配合安陽市外圍的公路交通和水利工程建設中，也發現一些西周遺址。

迄今為止，在殷墟及其周邊，發現西周遺址28處（圖四）,其中在殷墟範圍僅發現5處，遺址面積都很小。

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包括安陽在內的華北地區西周文化引起較多關注。

考古所見殷墟及周邊的西周遺蹟有灰坑、小型墓葬等，出土遺物以陶器最常見，器類只有鬲、甑、盆、簋、豆、盂、罐、瓮有限的幾種，青銅器有戈、銅泡等。

據筆者分析，本地西周文化明顯具有商式、典型周式和豫北冀南周式三類風格（圖五）。

商式風格在遺蹟方面最明顯的是墓葬底部有腰坑，還有商式系列陶器如鬲、簋、盆和甑、罐、瓮、青銅戈等；典型陝西關中西周文化風格體現在墓葬隨葬的聯襠鬲、淺盤豆、磨光罐等陶器上；豫北冀南西周文化風格體現在墓葬隨葬的柱足鬲、深腹豆、帶S形紋飾的簋陶器上等。

3、殷墟的晚商文化與西周文化的關係

殷墟一帶的晚商文化與西周文化間既有顯著差別，也有一定聯繫。

首先從豐富程度來說，殷墟的晚商遺存從遺蹟、尤其是遺物是非常豐富的，而西周遺存則明顯較少。

在數十年來同樣的考古工作頻率下，殷墟範圍隨處可見晚商遺存，而西周遺存地點僅發現有限的幾處，明顯很少，而且面積都很小。

本地晚商文化與西周文化間，西周遺存僅有的小型遺蹟如房址、灰坑、墓葬等是殷墟晚商文化中常見的，兩者的同類遺蹟各自的形態大致相同。

但殷墟晚商文化不僅有小型遺蹟，還有中型、大型遺蹟，尤其是台基式建築、王陵等這樣的大型遺蹟，為殷商文化獨有。

兩者的遺物以陶器最多，也最具特色，據此可見兩者的基本面貌。

前文提及，據對孝民屯地點的殷墟陶器統計所見，殷墟晚商文化的陶器種類達20多類，種類之多，在當時的遺址中首屈一指，前者一些常見的器類形態多樣，富於變化，這些可視為殷墟作為商王朝都城的特點之一；相比之下，本地西周陶器只有很有限的數種，形態明顯相對單一。

比較商文化與西周文化基本形態，以可區分兩者基本文化形態的陶器為例，殷墟晚商文化常見陶器是以商式鬲為核心陶器群，典型西周文化常見陶器是以聯襠鬲為核心的陶器群，兩者的常見陶器群差別明顯。

這種差別在墓葬上更為顯著。

殷墟本地西周墓葬所見小型土坑豎穴墓，與商文化的同類墓葬比較，開口相對窄、長。

與商文化墓葬常有腰坑的葬俗不同，本地西周墓葬僅少數有腰坑，多數則沒有腰坑。

本地西周墓葬隨葬陶器有鬲、豆、簋、罐等，或僅隨葬鬲一種，或以鬲、簋、罐或鬲、豆、罐為組合，這與殷墟晚商墓葬以觚、爵為核心的組合情形明顯不同。

本地的商文化與西周文化在時代上前後相繼，文化上既存在革新關係，又有一定傳承，這種特點還有著地域上的「內」、「外」之別。

這種情形反映在遺址數量和遺址面積、延續時間、文化風格等方面。

從遺址數量和面積看，以往在殷墟這個面積達30餘平方千米的遺址作了很多考古工作，在同樣的考古工作頻率下，與幾乎隨處可見殷商遺存的情形不同，西周文化的遺址地點明顯很少，已知有西北岡、劉家莊北地、孝民屯、小屯北地、侯家莊南地等很有限的幾處，其中遺蹟數量也很少。

可見，與殷商都城的興盛氣象相比，殷墟範圍內有限的幾處西周小遺址明顯顯得凋零，兩者的反差之大，瞬間立判。

相反，在殷墟外圍及周邊的洹河流域，歷次調查所見，西周遺址的數量相對較多，與晚商時期差別並不大。

可見，相對於殷墟範圍內的晚商與西周遺址在數量和面積上存在的巨大反差，外圍的西周遺址數量是相對穩定的；據西高平、大寒南岡、黃張等遺址的考古工作可知，外圍的西周遺址面積也明顯比較大，遺蹟也比較豐富。

從文化風格看，殷墟與周邊地區的西周文化呈現出「內」、「外」有別的特點。

在殷墟範圍內,從西周早期開始，西周墓葬以周式風格明顯、特徵突出，商文化傳統幾乎中斷（主要在墓葬方面），主要表現為殷對商文化傳統的革新。

即從原來最典型的商式傳統一改而為西周文化傳統，這裡的文化形態發生了顛覆性改變。

在殷墟周邊地區，西周文化從西周早期到晚期始終表現為濃厚商式風格；這裡的文化保留了原來殷商文化長期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埋葬習俗。

殷墟外圍地區的西周文化與周圍更遠地區的西周文化都一致的，如殷墟以南的濬縣辛村西周墓葬、更南的溫縣陳家溝和殷墟以北的邯鄲龜台寺等；這種文化傳統承自殷墟晚商文化，延續到春秋早期，才被屬於傳承自西周文化主流的晉文化徹底終結。

相對於殷墟外圍西周文化具有的濃厚商式風格，殷墟範圍內的西周文化則具有一定獨特性，以周式風格最為明顯，如周式鬲、豆、簋等，商式陶鬲也與殷墟外圍的常見的同類鬲有一定差別。

由於它僅局限於殷墟範圍內，分布範圍小，外圍被濃厚商文化風格的西周文化包圍，所以呈現為「文化孤島」的態勢。

三、殷墟：從大都商邑到普通邑聚

近90年來，殷墟遺址做過考古工作的地點有60處以上。

這些地點中，殷商遺存幾乎隨處可見，遺存非常豐富,由此可以確定殷墟遺址是一處面積達30平方千米的超大型聚落，尤其是小屯、西北崗等地建築遺蹟規模之大、等級之高，在當時無出其右。

這些現象盡顯昔日殷商王都繁華的一面。

據宋鎮豪先生研究，在這個晚商王都，人口最多時或超過10萬人。

在同樣的考古工作空間和頻率下，已知殷墟範圍有西周遺存的工作地點只有5處。

它們之間相隔較遠，實為5處獨立的聚落。

在整個殷墟範圍內，這些西周聚落顯得非常稀少，面積又小。

各遺址所見遺蹟幾乎為墓葬，只有2處有個別灰坑。

其中西周早期遺存明顯多，有西北崗、劉家莊北地、孝民屯等地，總共發現數十座墓葬；西周晚期者更為零落，所見有小屯北地、侯家莊南地的數座墓葬。

可見，與殷商都城的興盛氣象相比，在西周時期，殷墟一帶非常凋零，人群數量明顯很少，兩者的反差之大，瞬間立判。

這種巨變，也引人深思。

殷墟範圍內的西周聚落之間也不會有統屬關係、或像殷商時期那樣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它們各自只是洹河流域眾多小型邑聚之一（圖五）。

相較於殷墟範圍內西周時期的凋零和蕭條，殷墟周邊及附近的洹河流域有眾多的西周聚落分布，聚落的數量保持著晚商以來的水平，局部地區還有所增加；文化形態以穩定、濃厚的商式傳統一直延續到西周晚期。

發掘所見，一些聚落的面積較大，西周時期堆積較厚。

顯示殷墟周邊聚落沒有發生殷墟範圍的那種巨變。

從商、周物質文化所呈現的各自文化傳統在殷墟與其周邊的一廢一繼，到西周時期殷墟範圍內聚落的凋零，都顯示曾經一個面積達30多平方千米、興盛了270多年的殷商都邑已不復存在。

西周早期，這裡人群的族屬也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原來生活在這裡數以十萬計的商人基本不見蹤跡，替代他們的是數量很有限的周人。

周人中相當一些人帶有武器，主要的據點有2處，一處是劉家莊北地，向北1千米是殷商王宮所在，一處是西北崗的商王陵，兩處位置引人關注。

殷墟發生的這種巨變，如果檢視傳世文獻、西周青銅器銘文，於其中可見與此相關聯的歷史背景。

據傳世文獻，由於「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尚書·大誥·序》)，周公相成王，「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尚書大傳》洛誥篇下)，西周早期的沬司徒簋有「王來伐商邑，誕令康侯鄙於衛」（《集成》7.4059），可證周公東征克殷、封建諸侯的史實，也可見《尚書大傳》的這個總結相當可靠。

《尚書·召誥》記載，在營建成周時，有殷庶攻位的記錄，《尚書·多士·序》說「成周既成，遷殷頑民」，這是遷徙殷遺民的最確切的記錄。

《左傳·定公四年》記載周初分封諸侯如魯、衛等而分殷遺民。

結合前文所論，殷墟作為超大型聚落到西周早期廢棄，原來的族群被分徙是毫無疑問的，成周、魯、衛三地為文獻記載所見的殷遺民的主要去向。

其中西周的成周所在的洛陽瀍河兩岸，西周遺址從西周早期開始興盛起來，洛陽北窯遺址是已發現的西周時期最大的鑄銅遺址，所出西周青銅器鑄范大多具有商式風格，作坊區出土很多帶有濃厚商式風格的陶鬲、簋等器物。

學界普遍認為成周的工匠可能多為商人。

衛國所轄區域涵蓋原晚商王都的殷墟一帶，《史記·衛康叔世家》「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但20世紀30年代在濬縣（今屬鶴壁市）辛村發掘西周衛侯墓地，可證明衛國國都在辛村附近，這裡北距安陽殷墟35千米以上。

總之，殷墟在西周早期的被廢棄、族群被分徙，可能不會晚過成王五年。

距離周人滅商之年，如果以文獻記載的周武王在滅商後在位兩年（一說四年）計，到成王五年營成周至，期間只有七年（或以武王在位四年計，則有九年）。

殷墟聚落在西周早期發生的巨變，反映的是因周人滅商而發生王朝更替、周公東征後「遷殷頑民」等歷史事實。

周人滅商後，生活在前朝首都、在生活風俗與文化傳統等方面保留殷商特徵的商人成了殷遺民；周公東征後，對殷遺民採取強制性地分徙措施，從而使興盛270多年的殷商王都被空心化；西周早期以後，殷墟甚至少見有人活動，這裡真正成為廢墟。

因此，殷商王都的廢墟化和周人分遷殷遺民，是有意為之的行為和結果，這是周人進行國家治理、維護周王朝統治的重要舉措。

附記：本文提要曾提交2015年11.30—12.1在北京舉行的「寶雞戴家灣、石咀山與安陽出土青銅器及陶范」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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