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晉侯鳥尊及其歷史隱秘｜侯馬遺址見證超級大國歷史真實

西周晉侯鳥尊及其歷史隱秘

20世紀六十年代，考古學家在山西南部的翼城、曲沃交界處發現了面積約10餘平方公里的天馬-曲村遺址，九十年代在遺址中發現了舉世震驚的「晉侯墓地」，並出土了一大批鑄有晉侯名號的青銅器，從晉侯墓地豐富的隨葬品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件藝術精品——鳥尊。

出土於第一代晉侯燮父墓地的青銅鳥尊，是山西博物院的「鎮院之寶」，省博物院從建院之初，就將晉侯鳥尊作為博物院的標誌物。

2013年，「晉侯鳥尊」被列為國家第三批公布的禁止出國展覽的國寶級文物。

在它的背後是豐厚的歷史信息！

侯馬遺址見證超級大國歷史真實

1960年10月，為配合侯馬平陽機械廠基本建設，國家與地方文物單位共同組成侯馬市考古發掘委員會，下設考古隊，由山西文管會張晗任隊長，侯馬工作站暢文齋、張彥煌，中國歷史博物館黃景略任副隊長，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王書莊現場蹲點，坐陣指揮，其發掘範圍主要是出土大量陶范的2號遺址，同時對周圍納入基建範圍內的3號和4號遺址進行必要的發掘。

此次發掘共有上百人參加，場面蔚為壯觀，號稱全國首次「考古大會戰」。

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侯馬鑄銅遺址也是全國極少數沒有停工的考古工地。

其勞動強度之大，生活之艱苦，幹勁之充足，許多年後仍讓參加發掘者銘記心頭。

繼2號遺址發掘、整理之後，平陽機械廠內22號遺址又於翌年開工，文化部文物局再次抽調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各地考古人員30多人前往支援。

此次發掘為期一年零二個月，期間還穿插發掘了21號祭祀遺址，清理了出土帶鉤的灰坑。

至此，持續三年多的「考古大會戰」告一段落，發掘面積近20萬平方米。

這是國內發現規模最大、遺存最豐富的青銅時代鑄銅遺址。

發掘出土的鑄銅陶范五萬餘件，大到一人多高的編鐘，小到空首布、車馬器等，門類極多，各具風騷。

整個遺址的生產規模、工藝技術和藝術風格，具有鮮明的時代和地方特色。

當時，參加發掘的考古人員對如此大規模鑄銅作坊和青銅器物所需原料來自何處甚為不解，許多年後，經幾代考古學家不斷考證，才弄清了其源之地，這便是位於晉南、坐落於黃河岸邊、綿延數百里的中條山。

春秋早期以前，中條山尚不在 晉國控制範圍，國內又無銅礦資源可供開採，晉人要製造青銅器具，則以國內盛產的食鹽等社會緊缺物資到南方地區換取。

當晉國的歷史進展到獻公時，情況發生了變化，雄才大略的獻公（前676年-前651年）與群臣們認識到，晉國要雄居其它諸侯國之上，必須進行軍事擴張，要軍事擴張，首先要解決青銅資源稀有的問題，否則，僅打造兵器一項就受到制肘，沒有兵器，談何擴張？於是，獻公經過細緻的謀劃，舉全國之力，興兵征伐位於今垣曲的赤狄東山皋落，占據了中條山。

自此，豐富的銅礦資源落入晉人之手，晉國很快形成了「泱泱大邦」的氣象。

又經過二代君主與國人的努力，到了晉文公時代（前636年-前628年），晉國終於登上了「春秋五霸」之一的地位。

此後的一百多年中，歷代君主都把鞏固和拓展霸業作為國家的戰略目標和奮鬥方向，除刀、槍、劍、戟、弓箭、戰車等軍事製造業不斷加強和改進，鼎、壺、豆、盤、編鐘等青銅禮器的製造規模和器皿的精美度也得到了大幅度擴展與提高，華夏大地上一個政治、經濟、軍事三位一體的超級大國就此形成。

侯馬青銅遺址與大批青銅器物的出土，就是這段歷史真實的見證。

除鑄銅遺址，侯馬郊外的古城遺址也被陸續被發掘，儘管其間因文革影響一度停滯，但經過吳振祿、楊富斗、陶正剛、梁子明、田建文、謝堯亭、王金平幾代考古人的努力，一個磅礴恢宏的都城展現在世人面前。

在已發現的十幾座古城中，最著名的為侯馬西北郊的平望、台神、牛村等三座呈「品」字形城池。

平望古城夯土台基可分為三級，屬於超大型宮殿格局，據發掘者推斷，很有可能是晉國的公宮。

公宮乃晉國君臣商議國事，頒布政令之處，《左傳》多次言及晉公與諸大夫「盟於公宮」，這個「公宮」當指此處。

與平望古城相鄰且略有疊壓的牛村古城，中間至今雄立於表土之上的夯土台基，有可能為史上記載中的「固宮」。

正是這三座「品」字形城址，構成了晉國後期200餘年經國之業的政治中心。

據考古學家分析，平望古城為最早的宮城，另二城在此基礎上擴建而成。

在這個新興都城宮殿連宇的舞台上，上演了趙氏孤兒、魏絳和戎、悼平復霸、九合諸侯、六卿傾扎、三家分晉等等一系列血雨腥風、波瀾壯闊的悲壯歷史活劇。

只是二千多年歲月漂零，風雨剝蝕，無論是古老的大城還是小城，皆成殘垣斷壁於曠野中形影相弔。

往昔的繁華，鐘鳴鼎食的盛景，連同宮帷帳下那關係著天下風雲的燭影細語、血雨腥風，俱已成為歷史的煙塵緲不可及，只有一堆黃土頂著四散飄零的荒草，在無聲地提示著那個已經逝去的諸侯大國曾經的輝煌。

當晉國最後一個都城——新田遺址被發現，關於晉國早期都城埋藏何處的問題自然地被提了出來。

但自漢代以來，包括班固、鄭玄在內的大牌歷史學家已不知具體地望，臆斷在晉陽，即今之太原。

唯清初學者顧炎武撥亂反正，認為在晉南一帶，但對具體地望所指皆非，後世學者更是一片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