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晉侯鳥尊及其歷史隱秘｜青銅鳥尊背後的歷史隱秘

西周晉侯鳥尊及其歷史隱秘

20世紀六十年代，考古學家在山西南部的翼城、曲沃交界處發現了面積約10餘平方公里的天馬-曲村遺址，九十年代在遺址中發現了舉世震驚的「晉侯墓地」，並出土了一大批鑄有晉侯名號的青銅器，從晉侯墓地豐富的隨葬品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件藝術精品——鳥尊。

出土於第一代晉侯燮父墓地的青銅鳥尊，是山西博物院的「鎮院之寶」，省博物院從建院之初，就將晉侯鳥尊作為博物院的標誌物。

2013年，「晉侯鳥尊」被列為國家第三批公布的禁止出國展覽的國寶級文物。

在它的背後是豐厚的歷史信息！

青銅鳥尊背後的歷史隱秘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武王率大軍攻陷朝歌，商紂王自焚鹿台，一個新興的王朝於歷史的大動盪中拔地而起。

《史記·晉世家》載：武王崩，其子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

成王與其弟叔虞耍，成王削一片桐葉為珪贈與叔虞說：「以此封若。

」身旁的史佚聽罷，立即請求成王擇吉日封立叔虞。

成王不以為然，說：「吾與之戲耳。

」史佚反駁：「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

」於是，成王遂封叔虞於唐。

「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

年幼的成王也許不會想到，他的一句戲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天下最為強大的北方雄邦，時間長達六個多世紀，並一度創造了「晉國天下莫強焉」的盛世奇觀。

周初的晉國，是周成王九年(公元前1039年)封其弟叔虞於唐，叔虞之子燮(也稱燮父)改國號為晉，始稱晉侯。

其國號一直延續到公元前5世紀三家分晉，由韓、趙、魏取而代之，前後共歷三十八世，六百三十餘年。

晉國從此淡出了歷史的視野。

晉國在漫長的時期里，在哪裡建都?都城有幾處?遷徒過幾次?歷來都是有爭議的。

據文獻資料，綜合不完全的考古發掘資料的研究，其晉國的歷史大致如下：

晉國，是周代的姬姓諸侯國，原名唐，在今山西省，始封君(公元前1039年)為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同母弟——唐叔虞。

疆域約為今山西省南部。

唐叔虞之子晉侯燮父徙居晉水，改國號為晉。

至晉孝侯時，國都名翼（今山西翼城縣）；曲沃代翼之後，晉獻公遷都絳（今山西翼城縣東南），別都曲沃（今山西聞喜縣東），新田(景公遷新田的都城，在今侯馬的晉國遺址)。

晉國的都城前後共約五處。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冊封晉國三位卿大夫韓虔、趙籍、魏斯為諸侯。

韓趙魏裂晉國故土，各自建國，成為了韓國（都平陽，今山西省臨汾市）、趙國（都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魏國（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

史稱三家分晉。

關於「翼」。

據《史記·晉世家》：「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

」顧炎武《日知錄》：唐在翼城縣西南二十里。

」韋昭國語註：「太岳之野夏禹所都之墟，周成王；母弟所封之城。

」《史記》：「翼晉君都邑也。

」這是見於史籍的記載。

公元前738年-公元前668年孝侯居「翼」以及曲沃武公伐「翼」都是這個「翼'。

在今日翼城西南二十里一帶。

關於成侯遷之「曲沃」。

《史記·晉世家》：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

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

」 後漢書群國志：「聞喜邑本曲沃晉地。

」綱目集覽：「聞喜本繹州曲沃縣，漢武帝改聞喜。

」都是說今聞喜一帶，是晉國故都「曲沃」所在地。

近年來，在聞喜上郭一帶發掘了一批東周時期的墓葬，所出土的陶器，銅器，器型上都早於侯馬晉國遺址出土的器物。

侯馬是晉國晚期的都城「新田」，這些都說明晉國都城「曲沃」是今日之聞喜。

關於「絳」。

《踣史》記載：穆侯居絳。

有絳山、絳水，故絳城在翼城東南，今曲沃南二里。

《元和志》為漢周勃封邑（注舊志說：故址周九里十三步）。

這些文獻所指的就是今之曲沃縣西南二里，山西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曲沃古城遺址》。

1960年4月至6月間，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侯馬工作站對古城遺址進行了鑽探發掘。

1975年春天，又對古城的城牆進行了鑽探。

發現古城遺址的下面是東周文化堆積層，出土物為東周時期的瓦及鬲、豆，盆等殘片。

古城遺址的上面是二米厚的漢代文化堆積層，出土物是漢代的瓦的殘片，完整的器物有：雲紋圓瓦當、五銖錢和鐵犁等。

同時發現古城遺址內有內城，呈方形，長寬各1500米。

有外城，城牆東西長約2500米，南北長約2000米，多為漢代文化堆積物。

將文獻記載與今天鑽探、發掘的資料對照，現在曲沃縣城西南二里的古城遺址，應是穆侯所居的「絳」。

關於「故絳」。

據《路史》：獻公城絳徒都。

顧炎武說「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之南，絳州之北。

」（註：今太平縣南25里古城址猶存。

見《山西通志·古蹟考》)即今趙康古晉城遺址。

近年來，山西省和襄汾縣文物部門對古晉城遺址進行過多次的勘察。

在遺址內發現有：內城和外城兩座。

既有東周文化遺存，又有漢代文物出土。

歷史上稱此為「古晉城」漢代此處為臨汾縣城。

傳說遺址里有獻公的「鬥雞台」。

據以上材料，說明獻公九年城絳始都(亦稱故絳)應是今日趙康的古城遺址。

關於「新田」(亦稱「絳」)。

據《左傳》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合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

韓獻子日：「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

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

」於是景公16年(公元前685年)晉國由故絳(今之趙康古晉城)遷徒到新田，仍稱「繹」。

「新田」在何處?據《水經注》：新田謂之絳陽，在絳澮之陽，南對絳山，西背二水。

《一統志》：「絳邑古城在乎陽府曲沃縣西南晉地新田也。

」以此地理位置，今之侯馬汾澮交會的三角地帶，當是文獻所指的「新田」。

三十多年來，為探索「新田」古城，在侯馬多次進行文物普查，鑽探和考古發掘，取得了重大成就。

發現了東周遺址，牛村古城遺址，平望古城遺址，台神古城遺址，白店古城遺址，馬莊古城遺址、呈王古城遺址等以及上馬東周墓葬群。

經過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銅器(鍾、鼎、互器等)。

在配合基本建設施工中又發觀了東周鑄銅作坊遺址。

出土了大量的鑄造青銅器的陶范和鑄銅工具等珍貴的文物。

1965年冬，在侯馬秦村的東周盟誓遺址里出土了約五千餘件玉、石片上有用毛筆書寫的文字。

經過對文字的識別、研究，張頷寫出了《侯馬盟書》巨著。

在這些盟書里，有一篇盟書載有「十又一月甲寅臘乙丑……。

」經考證所反映的時間是晉定公十六年(公元前495年)十一月三日所舉行的盟誓。

晉定公時晉國的都城在「新田」。

《侯馬盟書》的出土，雄辯地證實了這些文字是距今二千四百多年前晉國的大夫趙鞅(趙筒子)主持進行盟誓的這一歷史事實。

也為「新田」在今日侯馬一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左傳·成公六年》載：「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對曰：『不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公說，從之。

夏四月丁丑，晉遷新田。

」此為公元前585年4月13日之事，新田從此成為晉國最後的首都。

韓獻子有幸言中，晉國首都遷往新田之後，晉公室勵精圖治，積極開疆拓土，國勢日盛，由最初「方百里」的蕞爾小國，逐漸拓展至包括今山西全境，外連河南、陝西、河北、山東四省部分地區的廣闊地域，一躍成為春秋時期最強勢的諸侯國，位列「春秋五霸」。

春秋繼絕，戰國興起，各路諸侯與新生力量逐鹿中原，晉南的政治、軍事地位逐漸衰落。

自景公遷都至公元前376年，即晉靜公二年其被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遷往屯留並三分晉地，晉國在新田共歷經13代國君，凡209年。

三家分晉後，此地屬魏，其政治、軍事、經濟地位一落千丈，終至衰落頹敗，整個都城和地望湮沒於戰國爭雄、秦漢興替的硝煙風塵之中不復與聞。

大河流淌，秦漢更替，西漢衰亡，中國的政治舞台逐漸東移，曾在歷史上聲名遠播的晉南大地，戰車的轍道、駿馬的蹄印、將士的血滴，被歲月的流水沖刷得模糊不清，散淡無痕。

盛極一時、威震四海的恢宏殿宇、樓閣、宗廟，在戰火兵燹中淪為荒草飄動的廢墟。

甚至光照人寰的晉國首都連同無數鐘鼎玉器、燦然珍寶，似乎在一夜之間消失，如同古羅馬的龐貝城和《荷馬史詩》描述的特洛伊古城一樣，再也不被世人所知。

晉國的都城地望與往昔盛景，成為異說紛呈，雜亂渺茫的千古之謎。

直到20世紀五十年代，厚重的大幕才悄悄掀開了神秘的一角。

1952年秋，山西省文教廳副廳長崔斗辰率領隨從，騎毛驢在晉南山區考察，當路過曲沃縣侯馬古鎮西郊白店村時，在路邊的斷崖上發現有很多散亂的陶器瓦片。

崔斗辰有過儒學功底，年輕時曾當過中學教師，抗戰初期曾一度出任過浮山縣縣長，嗜好古物並有一定鑑別能力，見此情形，便借坡下驢，撿起地上的陶片仔細察看。

這些陶片年代甚古，似隱含著極其重要的文化信息，或許與古晉國遺址有關。

想到這裡，崔斗辰把幾塊典型陶片攜回太原交給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談了自己的猜想。

未久，文管會根據崔斗辰的指示派員來到侯馬白店村進行了初步勘查。

1955年，侯馬鎮獨立建市，山西文管會考古人員楊富斗等人員受命參加中央城市設計院對侯馬自然環境、歷史地理等綜合條件考察。

就在這次考察中，在白店、西侯馬、宋郭、牛村等地的斷崖上，發現了東周時期的文化層並引起國家文物考古界高層的注意，侯馬晉國遺址調查、發掘、研究的序幕由此拉開。

1956年春夏，文化部文物局派出文物專家顧鐵符率領一支由全國十家文物單位組成的考古隊，匯同山西文管會開赴晉南進行文物調查，確認侯馬是「一個遺存相當複雜、十分重要的古代遺址。

」文化部文物局又會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商請在京的歷史學家及考古學家赴現場了解情況。

根據發現的遺蹟、遺物，結合地形、地望，顧鐵符等專家認為這裡極有可能就是史書上記載的晉景公由故絳遷往新絳的都城——新田。

山川有靈，大地有性，迷失了2000餘年的晉國都城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再度向世人一泄其密。

為搶救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當年10月，山西省文管會設立了侯馬工作站，正式組織人員對遺址進行發掘——這是全國第一個地方專業工作站。

文化部文物局同時調遣劉啟益、姚鑒、李遇春、趙世綱等專家，赴侯馬協助發掘。

1957年3月，侯馬工作站考古人員楊富斗、暢文齋、張守中等相繼發現了牛村與平望兩座古城宮殿台基，作了小規模試掘。

同年4月，又在侯馬平陽機械廠內發現了地域廣泛的鑄銅、鑄幣作坊等遺址。

1959年，大批銅製鏟、鑿、空首布芯范與鑄銅陶范開始出土，引起了全國文物界強烈關注。

鑒於侯馬遺址的重要性，1960年，國務院頒發了「關於加強侯馬地區古城遺址的勘探與發掘工作的通知」，文化部將侯馬地區的考古工作列為全國重中之重，抽調中科院考古所、中國歷史博物館、文博研究所、文化部文化學院以及河南、山東、江西等文物部門的考古人員前往援助，山西文物部門同時抽調各縣文化館共20餘名幹部前往參加。

其精良的隊伍、強大的陣容，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考古發掘所罕見，而國務院就一個地區的考古工作頒發通知，在整個20世紀考古發掘史上空前絕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