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痴底色：考古人夏鼐

考古人給人的印象一般是駐留在田野間，面朝黃土背朝天，鏟子、耙子、刷子齊上陣，動手動腳找東西的一群人。

考古人、考古學專注的是一系列無字天書：陶器、石器、玉器、銅器等等，可以說他們從事著一種「物的敘事」。

再加上考古人常年在野外，風吹日曬得皮膚黝黑，刨地掄鋤練得臂膀粗壯。

世人一時不免會有種錯覺：他們與讀書人無關。

就連民國時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安陽殷墟發掘組織者傅斯年也曾經在擴張新史料的語境下發過驚人之語：「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這些當然只是一種表象。

考古人確實更多地與「沉默的物」打交道，但考古人首先必須是一個讀書人，不讀書的考古人不會是一個合格的考古人。

不過，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今天的中國考古學界，由於配合基本建設工程發掘任務的繁重，很多考古人在讀書時間上受到限制在所難免。

在此之際，我想我們應該用夏鼐先生的讀書精神作為激勵。

《夏鼐日記》煌煌十卷，內容豐富，極具史料價值。

不同的人讀《夏鼐日記》，定會有不同感受。

而最觸動我們的，是其貫徹始終的讀書精神。

讀者一定會嘖嘖驚訝夏鼐的讀書之多、讀書之廣博、讀書之數十年如一日的恆久。

如果不是《夏鼐日記》，我們恐怕不會知道，在夏鼐考古學家身份的下面，還存在著一片更為牢固的「書痴底色」。

《夏鼐日記》書影

夏鼐先生在讀書

讀書人心態

談到考古，大家總會將之與「神秘」、「新奇」聯繫在一起。

想像著從事考古工作是一件多麼有趣、多麼酷的事情。

然而事實是，很多著名考古學家與考古學並非「一見鍾情」。

近年，中國考古網對若干考古名家做訪談，訪問者訪問之第一問的格式大多是問受訪人為何會走上考古的道路。

不少受訪人曾表示其本無意考古，最初之理想屬意文學或藝術等等，後來學習考古有很多被動的因素。

甚至有人會揶揄道：「陰差陽錯上了考古的『賊船』」。

誰能想到，中國考古學早期領導者之一的夏鼐先生，最初也不願意讀考古學。

1934年，夏鼐參加留美考試，其本預備學中國近世史，不意突然考上了考古學。

雖然之後數月，夏的讀書書目中就出現了很多考古類書籍，並且之後也有了參觀、參與考古發掘的經歷。

但時不時，夏鼐愛好書本的心態還會流露出來。

1935年4月10日日記記載的心理十分典型：「我自己覺得對於書本的嗜好，仍是太過分，對於田野工作的興趣遠不及對於書本的愛好。

」

1935年5月8日的日記再一次體現了他嗜好讀書的心態，文字間流露出無奈。

「李濟之先生偕同郭寶鈞先生來。

午餐時，李先生問我：『覺得田野工作滋味如何？這是一輩子的事情啊！』我只得苦笑而已。

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運被決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業中的第二三流人物。

無疑的，我是不適宜于田野工作的，這不是指體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習慣而言，我的素養使我成為書呆子，關於統治工人及管理事務各方面皆是一個門外漢，勉強做去，未必見功，可是這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1935年5月26日的日記。

「下午返侯家莊，只有5天的工作了，我覺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對於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厭了，覺得它的單調，不生興味。

」

書卷氣濃郁的青年夏鼐

1935年的幾則日記反映了夏鼐二十五歲初涉考古的心態，此時夏鼐對於考古工作還有些猶豫與糾結。

原因可能如下：一是他更願意在書齋中讀書，而田野考古會占用他大量讀書時間。

這在他日後的日記中有明確表達。

如1944年7月20日日記：「此二月中，僅閱畢一部葉昌熾之《語石》，田野工作，無暇讀書，此亦從事田野工作者所常感覺到苦痛也。

」二是田野發掘需有強健的體格，而從《夏鼐日記》可知，夏數十年飽受胃病之苦，雖說胃病不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考古工作，但是人一旦有隱疾，無疑會影響到他的性格與選擇在世間存處的方式。

靜處讀書而不是在外交際可能就是內向者更願意選擇的。

當然，夏鼐最終走上了考古學研究的道路，並且1949年後領導中國考古學界數十年，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從他參與過的考古發掘來看，夏的吃苦耐勞之精神，田野工作之能力，都是百里挑一的。

他超越了他最初的興趣，但與此同時，他終身保持了他的書痴底色，隨時隨地在讀書，說其讀書狂熱亦不過分。

讀書已經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即便不說田野發掘影響其讀書這種特殊情形，就是平常辰光，他也經常會因為沒有時間讀書而自責，心情不爽。

如1935年7月1日日記：「這幾天差不多完全沒有讀書」。

1936年11月10-14日日記：「這一星期來，課外書只讀了半本《劍橋古代史》第1卷，希望下星期能讀完這一冊。

」

1949年以後，夏鼐的日記有時會附上當年的年終總結，從這些文字中也可感覺到，夏會因為公務、會議較多而耽誤了讀書與寫作而略有不舒。

1934年夏，清華大學溫州籍學生畢業合影，中間被舉起者為夏鼐

宋人黃庭堅說：「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夏鼐的日常讀書正是此種寫照。

夏鼐1931年2月18日日記中說他自己「我的念書成了癮，用功這字和我無關，要克制慾望以讀書才配稱用功，上了癮的人便不配稱用功。

不過我的讀書癮是喜歡自己讀書，不喜歡有教員在後面督促著。

」

按其所說，讀書是因為有癮，那麼在滿足讀書癮和那些有礙其讀書的事務（比如說田野發掘、20世紀五六十代較頻的政治活動）之間，顯然是存在矛盾的。

面對此種矛盾，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選擇。

有的人會在體力的疲憊、雜務所導致的碎片化的時間面前敗下陣來，久而久之，必然會離書遠了。

而夏鼐在這種矛盾面前卻不會退縮，因為為了滿足讀書之癮，他必須擠時間讀書，這對於精力與毅力無疑有極高之要求，同時亦可知，夏鼐是深諳時間平衡法的。

田野中讀書

夏鼐在田野發掘期間的讀書精神也極令人欽佩。

這是對體力、毅力以及碎片化時間掌控力的考驗。

從《夏鼐日記》可知，他在田野發掘期間保持了較高的閱讀量。

在此，截取兩個斷面來呈現夏鼐這方面的讀書情況：一個是西南發掘；另一個是西北發掘。

這是建國前，也是夏鼐青年時代較長時間的發掘。

於此兩例，尤能觀察夏鼐在田野發掘之前準備與發掘期間的讀書情形。

二十世紀40年代初，夏鼐返回國內，抵四川李莊，1941年7月7日，赴彭山發掘。

在此前一段時間，夏鼐既在川，故其讀書範圍多以西南史地為主。

所讀書如《中國四川的埋葬習俗》《華西邊疆學會會志》《蜀中名勝記》《蜀中廣記》《樂浪彩篋冢》《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四川地質發展史》《四川地理》《川邊考古簡報》等等。

發掘期間，夏鼐也是一有空閒便讀書。

如當年七八兩月，他一直讀的書是《漢書》，從日記可知，夏讀書循序漸進，逐個蠶食。

9月又讀《後漢書》。

夏貫讀一書之耐心真是令人佩服，而且還是《漢書》這類大部頭史書。

就連當月，他在渡船上，也是讀著《先秦諸子系年》《水經注》這些並不輕鬆的書籍。

當代香港文化人、傳媒人梁文道曾說：「真正嚴格意義上的閱讀總是困難的。

閱讀無非是讓我們發現了我們自己的頑強意志以及作品本身的不可征服。

」

1944年夏鼐與向達在河西

西南發掘結束後，較長期時間的發掘在西北地區。

1943年，史語所派夏鼐、向達參與西北科學考察團。

1943年9月，夏鼐病一場。

9月底稍愈，夏鼐在床上靜養，便開始讀楊煉《西北古地研究》，之後10月，一直到1944年4月4日自重慶飛蘭州，差不多6個月的時間裡，夏鼐閱書近六十本，這些書絕大部分均與中國西北直接有關，或者是能夠反映毗鄰區域與西北有文化互動的書籍。

主題涉及西北地質、史地、考古、文獻、宗教、藝術等多種。

由此可見，夏鼐在前往一地做調查發掘之前的準備上做足了文獻閱讀的功夫，有將相關史料一網打盡之勢，這樣的預讀對他田野工作中遇到相關問題極有幫助，避免了臨時抱佛教的尷尬。

而且我們也可看出，夏鼐讀書速度很快，我想他應該有一套獨到的閱讀心得。

之後正式調查與發掘期間，讀書數量較前要少很多，不過也是一有時間就閱讀。

學問淹貫中西

前輩學人中學問淹貫中西者有不少，給世人印象較深的有錢鍾書先生。

而考古學界的夏鼐在這方面可能就沒有給人以如此深的印象。

然而讀《夏鼐日記》可知，夏先生同樣是一個博通中西，亦有專深的學者。

他除了留學英倫而英語水平上佳外，從其日記看到，夏先生還曾自修俄文、日文等。

他在清華讀書時期，日記中就反映出他的讀書中西兼涉，這既反映出民國時期清華大學的英文藏書水平不俗，亦可見夏鼐個人的英文水平與勤奮程度。

對照中國當代大學生在學期間的英文閱讀，我們應該汗顏，我們的確也花很多時間在英文學習上，但英語專業以外的同學很大程度是為了應付四六級考試。

夏鼐的終生閱讀中，外籍書目都有一定的份額。

這也是他的學問具有世界眼光和宏觀格局的一個重要原因。

夏鼐先生在考古所工作期間，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定期訂購國外考古學刊物，對於世界考古前沿動態均有了解。

像新考古學的代表人物路易斯?賓福德，其人其書，夏鼐均是了解的。

但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夏先生已入晚年，可能精力不濟，也可能因為他一貫的謹嚴，承續了「史料學派」的學術風格，不侈談理論的因素，較大規模介紹西方考古學理論，如新考古學的工作便由其他學人來做了，儘管環視當時考古學界，他的學術經歷與素養堪稱最適合的人選。

老年夏鼐

讀《夏鼐日記》，從字裡行間可感受其人其事。

從他的讀書與記日記可見其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強烈反映了他的耐心；他的閱讀如此廣博，卻從不炫耀；他為人謹嚴，甚少臧否，獨善其身。

他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

他一生的底色是閱讀。

他的閱讀堪稱一種「操練」，在長久的操練式閱讀中，夏鼐和他所閱讀過的那些優秀作品一樣，共同達到了一個高度。

在讀書人底色之上，他才是一個考古學者，是考古所的所長，以及其它等等。

（原文刊於：《大眾考古》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