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考古學發展引航掌舵——夏鼐的學術人生」講座紀要（下）

2016年11月10日下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的「2016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十四講在考古研究所八樓多媒體廳舉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世民先生為大家帶來了題為「為中國考古學發展引航掌舵——夏鼐的學術人生」的精彩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資料信息中心鞏文主任主持並點評，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和學生們聆聽了此次講座。

第一部分王世民先生對夏鼐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後三十多年的事跡，從「推進全國考古工作全面的健康發展」和「致力於建立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介紹了他在事業上的卓越貢獻和個人論著的傑出成就。

在推進全國考古工作全面健康發展的部分，王先生提到：夏鼐先生在主持國家考古研究中心機構的三十多年期間，作為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不斷致力於考古工作隊伍的建設和實事求是優良學風的形成,考古研究規劃的制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和多種學科研究的協調,以及與外國考古學界的學術交流，為推進我國考古工作的全面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考古工作隊伍建設方面，夏鼐先生帶領考古業務隊員先後進行了輝縣發掘、豫西調查、長沙發掘、定陵發掘、三門峽水庫調查發掘，在發掘中他總是身先士卒，親自操作，為廣大考古工作者樹立了良好榜樣。

同時，為了應對國家的建設高潮和培養田野考古人才，中央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在共同創辦的大學本科考古專業的同時，又共同舉辦了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夏先生直接參與其組織領導，策劃主要課程的設置，並連續六七年親自講授最重要的基礎課程——考古學通論和田野考古方法，教導大家深刻領會考古學的基本理念和具體方法，並且實地進行操作輔導，為全國各地培養了考古工作骨幹，使科學的考古發掘成為中國考古工作的主流。

夏鼐先生始終認為，考古研究的基礎在於田野工作，強調提高考古發掘的科學水平，要求大家在考古調查發掘中認真辨別地層情況，弄清遺蹟、遺物關係，詳細、正確地記錄觀察到的現象。

他以自己的實踐告訴大家：考古絕非「挖寶」，發掘方法才是需要更多關注的。

除此之外，為了滿足中國考古學學科發展需要、更有計劃地開展考古研究以及不斷提高田野工作水平，夏鼐先生曾於1956年參與、1963和1978年主持制定考古研究長期規劃工作。

其中需要提到的是1962年他在《紅旗》雜誌發表《新中國的考古學》一文，文中提出六個方面的基本課題，即：人類起源和人類在我國境內開始居住時間問題、生產技術發展和人類經濟生活問題、古代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問題、國家起源和夏文化問題及城市發展問題、精神文化（藝術、宗教、文字等）方面問題、漢民族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問題。

這集中體現了夏先生對於建立和完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的思想。

夏鼐先生在考古研究成果公布方面十分嚴格，這促進了考古學界嚴謹治學風尚的形成。

同時，他還特別重視現代自然科學方法在考古研究中的應用，突出表現在及時將碳十四斷代法引入我國。

除此之外，在先生的領導下，考古所又較早地調進專門人才，開展考古學中化學、人類學和動物學的研究。

對外交流方面，夏鼐先生積極推動我國與世界各國在考古學領域的學術交流，使中國考古學研究不斷與國際接軌，也利於外國同行更好地了解我國考古工作的成就。

第二部分王先生主要討論了夏鼐先生致力於建立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的貢獻。

夏先生不僅熟練掌握現代考古學理論、方法和技術，具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而且對中國傳統的文獻學、金石學也有很深的造詣，並掌握多種外國語言閱讀能力。

他堅持認為考古學應將研究的最終目標指向闡明存在於歷史發展客觀規律，因此要以科學的調查發掘為基礎，通過對大量實物資料的整理、分析和多學科研究，經過歸納，加以升華，進而從理論上探討古代社會的歷史發展。

在史前考古學方面，夏先生進行了長時間的創造性研究，例如改訂黃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編年體系，提出中國新石器時代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統即多元的問題、規範考古學文化命名，倡導正確進行文化類型與分期（即文化譜系）的研究,並從考古學上探討中國農業、畜牧業和文明的起源等問題。

在原史時期和歷史時期考古研究方面，他也起到了極大的指導作用，夏先生強調正確對待「古史傳說」資料，要善於運用文獻考據功夫。

他的歷史時期考古研究論著，經常從方法論上給人以深刻的啟示，引導大家正確對待文獻資料。

同時在古器物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古代葬制方面更是從考古發掘所見實際情況出發，對照歷史文獻的有關記載進行考證。

王世民先生在講座中特地介紹即將出版的增訂重編本《夏鼐文集》情況：2000年出版的原三冊本，曾收錄夏先生論著141篇150萬字，近期付印的新版則增至五冊，共計編入論著214篇，計200萬字，比舊版篇數增多50%，字數增多將近40%。

其中最重要的是原先未收入的記錄稿與部分已發表稿，例如：1941年發表的《考古學方法論》、1953年發表的《<實踐論>與考古工作》，兩次在北京大學講授考古學通論的講義、1962年在西安的講授《關於考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等重要論著。

夏先生個人見於書面文字的中文論著，在新版《夏鼐文集》中都已收錄。

這是十分珍貴的學術遺產。

王世民先生強調，夏鼐先生關於中國考古學的學術思想，不僅體現在他的個人論著中，更重要的是還體現在他直接指導下考古研究所開展的各項工作。

例如中國歷史時期考古方面，不僅是若干具體問題的考證，他始終堅持將歷代都城的考察置於考古所田野考古的首位，而且關注地方城市考察和邊疆地區考古、手工業遺址（例如礦冶、瓷窯）的發掘和各類遺物的工藝學研究，從而形成完整的學術體系。

夏先生對歷史考古學的重要分支銘刻學也很重視，在他的親自籌劃和具體指導下，考古所集體編纂了集殷周青銅器銘文大成的《殷周金文集成》(全書18巨冊)，促進了殷墟甲骨文和漢代簡牘的研究。

夏先生在中國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研究方面，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尤其是天文、紡織、冶金等方面的研究，都是中國考古學界和科技史界的第一人。

其中特別值得稱道是，在先生堅持下弄清楚宜興周處墓出土金屬帶飾並非鋁質製品、藁城商代鐵刃銅鉞實為隕鐵製品，從而避免了誤判造成的惡劣影響，在國際學術界維護了國家的聲譽。

講座的最後一個部分主要談到了夏鼐先生一生高風亮節的品質。

夏鼐先生生活節儉、廉潔奉公，並十分愛惜人才、扶持後輩。

王先生最後總結道，夏鼐先生的一生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他的特點是學識淵博、視野廣闊、治學謹嚴，而謹嚴尤其突出，為許多同輩學者所不及。

他畢生精力奉獻於考古學研究，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家的典範。

講座結束之後，與會人員積極討論，發言踴躍，其中孫秉根先生補充了一些關於夏鼐先生的事跡，特別是在愛護人才、使用人才方面，以及在生活、業務等各個方面給予後輩的關照、提攜與幫助。

考古科技與實驗研究中心張雪蓮老師回顧了碳十四實驗室的建成與發展的歷史。

資料信息中心主任鞏文老師最後總結到：夏鼐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後的30多年時間裡，對中國考古學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的貢獻不僅體現在學術研究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和中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論的建設等方面。

夏鼐先生給我們留下了非常豐厚的精神遺產。

我們回顧夏鼐先生的學術人生，是為了更好地指導我們今後的工作、學習與研究。

實事求是、嚴謹治學、審慎研究是我們應秉持的學術態度，繼續發揚夏鼐先生的精神不僅十分必要，也必將對今後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有極為深遠的影響與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