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考古學發展引航掌舵——夏鼐的學術人生」講座紀要

原題：「為中國考古學發展引航掌舵——夏鼐的學術人生」講座紀要（上）

2016年11月8日下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的「2016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十三講在考古研究所八樓多媒體廳舉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世民研究員為大家帶來了題為「為中國考古學發展引航掌舵——夏鼐的學術人生」的精彩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資料信息中心鞏文主任主持並點評，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和學生們聆聽了這次講座。

夏鼐先生作為中國考古學界的一代大師、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主持國家考古研究機構三十餘年，為推進中國考古學的全面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此次講座中，王世民研究員主要從四個方面對夏先生早年的生活事跡做了詳細的介紹。

夏鼐先生於1910年誕生在浙江溫州一個富商家庭。

他在東海之濱這座山明水秀、人文薈萃的歷史文化名城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講座第一部分生動地講述先生自幼養成讀書成癮的習慣。

1920年初，先生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的春季班三年級，開始在課外閱讀小說，並任兒童自治會圖書館主任。

1924年夏，夏先生小學尚未畢業，提前半年報考浙江省立第十中學（現名為溫州中學）初中部，以優異成績名列前茅。

1927年夏，先生由溫州的省立第十中初中部畢業，為追求更高的教學質量，他放棄了保送本校高中部的機會，遠道考入上海名校光華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中部。

由於光華附中與大學部同在一個大院之內，同學們不僅有機會領略胡適、徐志摩、錢基博、呂思勉、魯迅等著名學者的風采，而且偷偷地旁聽各位名師授課。

先生的眼界自此大為開闊，立志追求遠大的學術目標。

夏先生當年讀書用功十分突出，每個學期開學前已將主要課程的教材從頭至尾自學一遍，事先打好一定的基礎，課堂上再認真地聽講，收穫也就更大。

他不但對文史方面的課程興趣濃厚，而且對數理化課程也肯鑽研，所以各門功課的成績都很出眾。

同時先生對課外學習也抓得很緊，他課外閱讀的特點是廣泛涉獵，經常在圖書館翻閱各種書報雜誌，每有心得就隨手摘抄在紙條上，反覆默讀以鞏固記憶，記住以後就將紙條付之一炬。

先生這樣的強化記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光華附中為培養學生的進取精神，開展多種課外研究、比賽活動，並且編輯出版學生刊物，由校方給予一定的支持和指導。

先生擔任過光華附中學生會周刊的編輯部主任和文藝組負責人，又擔任過光華附中學生會編輯部長。

先生行將於光華附中高中部畢業時，曾發文與時任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呂思勉教授就先民是否「茹毛飲血」進行商榷，突出地表現了其勤于思考、善於鑽研、敢於挑戰的可貴精神。

講座的第二部分主要對先生的大學時代的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也就是在此時先生作為清華才子在史學界嶄露頭角。

1930年暑假夏鼐先生由上海光華大學附屬中學高中部畢業時，同時放棄了保送光華大學的機會，另行報考南京的中央大學和北平的燕京大學，並被同時錄取。

先生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前往古都北平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就讀。

當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屬法學院，主要課程多由包括國學大師錢穆、政治學教授蕭公權、經濟學教授任宗濟、生物學教授李汝祺在內的一批名師執教。

在學習過程中他廣泛閱讀中外文書籍，涉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生物學等諸多領域的名著。

他還注意到楊鍾健、裴文中關於周口店遺址和北京猿人化石的論文，這對於後來以考古學為自己的專業不無關係。

經過一段時間的親身的體驗，先生對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越來越不適應。

他感到燕大社會學系因為主辦者是宗教中人，故有些偏重社會服務。

於是決心離開環境優美的燕園，另行報考清華大學插班生。

夏鼐先生於1931年9月考取清華大學二年級插班生，並轉入歷史學系，在遵循「厚德載物，自強不息」校訓和奉行通識教育的情況下，師從陳寅恪、錢穆、蔣廷黻、雷海宗幾位大師，又聽取過劉崇鈜、張星烺、陶希聖、史祿國、商承祚、吳其昌、錢稻孫等講授的課程，打下深厚的史學研究基礎。

就讀清華三年的時間，先後發表十多篇頗有份量的文章，涉及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代史的許多方面，突出地表現了他占有史料和分析問題的才能，因而在史學領域嶄露頭角，並受到一代大師陳寅恪的青睞。

先生將由清華大學畢業的時候，和其他同學一樣，面臨著畢業後的出路問題。

恰逢1934年清華大學招收中國近代經濟史專業研究生及留美公費生的考古學門，先生兩個方面都以本屆考試成績之冠錄取。

夏先生由熱衷的中國近代史轉而考取公費留美的考古學門，這種出人意料的突然變化，考究起來卻又並不偶然。

他的考古情結由來已久，就讀燕京和清華時期，先後參觀過北京故宮、歷史博物館和地質調查所；對瑞典學者安特生在周口店發掘所獲人類化石及石器、骨器等文化遺物，在河南、甘肅採集的新石器時代彩陶等物，曾經發生極大的興趣；還曾仔細考察圓明園遺址，前往雲崗石窟參觀，聆聽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關於西域考古的講演。

1934年10月，清華大學第二屆留美公費生錄取名單在報紙上正式公布。

隨後先生便在傅斯年和李濟的指導下，進行出國前的業務準備。

先後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中四個多月時間奮力閱讀了數十種中文、日文和英文的考古學論著。

1935年3月又前往河南安陽參加梁思永領導的殷墟第11次發掘，進行田野考古實習。

不過這時，先生對近代經濟史尚未忘懷，思想上仍有反覆。

但既然夏先生一心出國留學，又不能改變專業，只好下定決心「咬牙硬幹」這門考古學。

他在安陽雖是初次參加考古發掘，但他工作細緻和善於繪圖，給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至於夏鼐出國留學的去向，經過傅、李、梁三位先生反覆斟酌，權衡利弊，確定以留美公費前往英國，先入歷史較久、設備較好的倫敦大學，然後再作進一步考慮。

講座的第三部分主要介紹了先生在留英期間的相關經歷，也就是他如何經受正軌的田野考古科班訓練，成長為中國第一位埃及學專家。

夏鼐先生留學英國期間，首先在藝術研究所與先期到達的吳金鼎、曾昭燏一道跟隨葉慈(W.P.Yetts)教授學習中國藝術史和考古學，同時選修大學學院的一些考古課程。

經過一段時間的體驗，先生考慮出國前傅、李二位先生囑咐他主攻歷史考古，而埃及考古學的發掘技術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鑑，於是在1936年9月轉入倫敦大學大學學院的埃及考古學系，邁出治學道路上關鍵性的一步。

先生深受惠勒考古思想的影響，曾在其親自指導下參加多次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又專門學習過古物保管技能，因而對田野發掘與室內整理的各方面技能掌握得相當全面。

為了攻讀埃及考古學，夏鼐先生刻苦學習古埃及象形文字。

他師從古埃及文權威教授伽丁納爾(A.H.Gardiner)教授，初入課程，譯完幾篇重要的古埃及文作品，更對埃及象形文字中的若干問題提出獨到的見解。

由於先生時刻考慮將來怎樣更好地「為祖國服務」，所以課外異常勤奮地博覽群書。

主要涵蓋埃及學及古代近東地區、考古學理論和技術以及人類學等三方面的著作。

在倫敦大學大學學院埃及考古學系主任格蘭維爾(S.Glanville)教授的指導下，夏先生選定「古代埃及的串珠」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

這個課題從來沒有人進行過系統研究，曾被老一輩埃及學權威皮特里稱作埃及考古學發展中的關鍵性課題之一。

夏鼐以倫敦大學皮特里博物館收藏的1760件古埃及串珠為基礎，兼及埃及開羅博物館等處的藏品，採取皮特里的方法，先依串珠的質料分類，再進行類型學和統計學的分析。

先生將學位論文完成後，於1946年獲得倫敦大學頒發的埃及學專業的哲學博士證書，成為中國第一位埃及學專家，後被譽為中國的「埃及學之父」。

倫敦大學的埃及學家認為時間雖然過去了七十年，由於再也沒有其他學者進行過工程浩瀚的古埃及串珠系統研究，夏鼐先生的博士論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講座第四部分的內容，介紹夏鼐先生留學回國之後直到新中國成立前的相關事跡，其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也在此時初步確立起來。

1941年初，夏鼐先生回到抗日戰爭中的祖國後方，暫時安排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任專門設計委員。

參與由史語所和中博院等單位合作、吳金鼎主持的彭山漢代崖墓發掘，並在這項四川地區首次考古發掘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3年5月，夏鼐先生被中央研究院聘任為歷史語言研究員副研究員，隨即奉派與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向達合作，共同率領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前往甘青地區進行將近兩年的考古調查與發掘，開拓中國西北地區科學的田野考古工作並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豐碩收穫。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研院史語所遷回南京，夏先生集中大部分精力，抓緊進行西北考察所獲資料的整理研究，撰寫了一系列重要的論文，受到國際考古學界和國內史學界的關注，由此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

1947年至1948年間，傅斯年赴美國醫病一年有餘，夏先生受命代理史語所所長職務。

這既鍛鍊展示了他的組織領導能力，又與當時包括胡適、陳垣、楊樹達、余嘉錫、顧頡剛、湯用彤在內的史學界頂尖前輩都有近距離的接觸。

同時由於先生不時參加中央研究院召開的會議及社交活動的關係，與自然科學方面的著名專家也有廣泛交往。

夏先生於1947年收到倫敦大學授予博士學位的證書後， 1948年晉升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這樣他就成為學術界具有相當知名度的新秀。

夏鼐的治學之路，從一開始就站在人類學、考古學和埃及學的學術前沿，並始終堅持如此，因而他的識見也就極為卓越。

在最後的總結性發言中，鞏主任表示此次通過王世民先生的講述，我們領略了夏先生廣闊的視野和淵博的學識。

夏鼐先生作為新中國考古的奠基人，在考古所三十多年的工作中，一直組織指導著全所乃至全國的考古工作。

新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離不開夏先生的貢獻，繼承和傳承才是我們不斷創新的基礎。

王先生講述的新中國第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的工作與治學經驗，對我們考古學科的進一步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