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新世紀應該怎樣考古

中國考古學大會

大河村遺址博物館內 東趙遺址發掘現場

2016年5月21日到23日，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在鄭州召開。

這是中國考古學界的一次學術盛會，是自1979年中國考古學會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會議。

近年來，中國考古學飛速發展，取得了多項突破性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全球化合作日益廣泛。

來自國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英、德、俄、日、韓、埃及、宏都拉斯、烏茲別克斯坦等十餘個國家的近400位中外考古學者以及特邀代表、列席代表、媒體代表等將圍繞此次大會主題「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中國考古學」展開相關交流和討論，本報記者奔赴鄭州考古大會場，直擊現場動態。

首屆考古學盛會匯英才 人才體系建設日趨完善

5月21日上午，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在鄭州隆重開幕。

在大會現場，記者看到了從五湖四海趕來的國內外著名考古學家、文物保護專家等，如著名考古學家、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趙輝，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等。

與會代表中，絕大多數都是國內外著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很多白髮蒼蒼的權威考古學專家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來到會場。

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梅鵬雲告訴記者，之前的大會也是每年舉辦一次，規模在百人左右，這次改由多個專業委員會組織研討、面向全世界公開辦會，只要有通過大會審核的論文就可以參會。

據工作人員介紹，大會收到400多篇論文，涉及人類起源、農業起源、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國各個時段的考古研究。

「此次活動安排充實密集，可以說是中國考古學界發現與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外考古學合作交流的一次難得機會。

」梅鵬雲說。

中國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在開幕式上表示，考古是文物保護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也是我國文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考古學自上世紀初興起，從最初的證經補史到自成體系，迅速成為與傳統文獻史學並重的人文學科，為深入探究中華文明的源流、發展，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考古工作在學科發展、基本建設考古、大遺址保護、人才培養等方面成績斐然。

陝西神木石峁遺址、浙江餘杭良渚遺址、廣東陽江南海I號等一批重要考古發現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高句麗遺蹟、殷墟、元上都遺址、土司遺址等考古遺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特別是江西新建墎墩漢墓經過5年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堪稱考古工作的典範。

中國社會科學院王偉光院長認為，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發展和考古學研究的深入，中國考古學在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和考古研究中不斷引入新的科學技術手段，使得田野考古技術不斷提高，藉助科技考古所獲取的古代人類與社會的信息愈發綜合全面；在這一基礎上，文物保護與公共考古也蓬勃展開，中國考古學作為一門交叉融合的學科不斷換髮新的魅力，已經在學術舞台上展現出了獨特和動人的特色。

東趙遺址發掘現場

大會頒發了由中國考古學會評選出的中國考古學終身成就獎、田野考古獎、金鼎獎、金樽獎、金爵獎等獎項頒獎。

其中，我國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年逾九旬的學界泰斗、中國佛教考古的開創者宿白先生榮獲首個終身成就獎；河南省鄭州市東趙遺址考古發掘在內的21個項目獲田野考古獎；《水洞溝：2003-2007年度考古發掘與研究報告》等11項考古研究成果獲金鼎獎；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現場保護等14個項目獲金尊獎；呂紅亮等11人獲金爵獎；「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等12項活動或報導獲金鎛獎。

新世紀的考古學方向 走科技化公眾化道路

21日下午開始，大會各個專業委員會進行關於「舊石器」「新石器」「夏商考古」「植物考古」「公共考古」「文化遺產考古」等13場分組討論。

在「文化遺產考古」專場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杜金鵬發表的精彩演講獲得專業人士的一致好評。

會後，杜金鵬接受記者採訪，結合講座內容對於考古工作發展提出自己的觀點。

一方面，考古學應堅持考古學精細化理念。

中國的考古資源十分豐富，但不可再生且日漸減少；中國的考古發掘，揭露面積大速度快，但產出與投入的比率偏低；中國考古發掘中發現的遺蹟遺物等珍貴文物——尤其是脆弱文物，在發掘現場得不到保護，進入實驗室保護也往往不夠及時，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常脫節，造成一定程度的考古資料損失。

因此，從考古學科永續發展角度看，走資源節約型的精細化道路勢在必行。

在總結前輩經驗基礎上，我們提出了「實驗室考古」新概念。

實驗室考古是指考古專家與文物保護專家相互協作，運用多種科技手段在室內開展古代文化遺存發掘清理，隨時根據相關檢測分析結果及時實施文物保護，通過對相關遺蹟遺物的現場觀察、分析、實驗，探索古代人類活動及科學技術等問題的考古活動。

發掘清理、分析檢測、保護處理、研究復原為其基本要素。

把文物保護工作前置於考古第一現場，把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熔融一體，推動考古學向著更加注重資源節約、科技投入、信息提取、文物保護的方向前進，走科學化、精細化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是其基本理念。

另一方面「公眾考古」是新世紀的新名詞，但它其實是中國考古學與生俱來的組成部分。

而今，我國的考古研究院所設立公眾考古機構，向社會開放考古工地，舉辦出土文物展覽，舉辦考古講座，考古學家走進中小學，考古網站面向大眾，設立公眾考古微信平台，創辦文物醫院，一些大學的考古院系設立公眾考古中心，舉辦考古夏令營，發行《公眾考古》等專刊，許多考古學家撰寫考古普及讀物，世界考古論壇設置公眾考古講座等，都是考古公眾化的體現。

但是「公眾考古」還應該有更高要求，應該多關注學科和社會的關係，關注古代遺存的現代價值和積極作用，這不完全是考古知識普及、考古信息共享、考古配合基本建設等問題，還包括考古學與社會共同進步、融入乃至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並反過來為考古學提供更多可能性等更深層次的問題。

藉此次大會，劉玉珠局長對新時期的考古工作提出幾點意見，首先是增強大局意識，做好基本建設考古。

做到守土盡責，提高考古工作的前瞻性和科學性，處理好文物保護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並達到雙贏。

其次要增強保護意識，促進遺址的保護與利用。

考古是做好遺址保護利用工作的基礎和前提，要為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作出應有貢獻。

我們在考古工作中強調保護意識，就是要掌握遺址保護展示的基本方法，對考古發現的重要遺蹟現象要不要保、怎麼保心中有數，充分考慮到遺址後續保護和展示利用的需求；不光管挖，也要管「保」和「用」。

從考古學科的發展來說，也要堅持問題導向，在理論研究和田野實踐中更多地關注和解決當前考古遺址保護利用中的實際問題。

再次，增強合作意識，提高考古水平。

充分吸納自然科學和其他人文科學的研究成果，廣泛應用新技術，不斷拓展考古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最後，增強開放意識，推動國際合作共贏。

在國際眼光和開放胸襟下增強與國際同行的交流與合作，同時也要積極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展現中國考古人的風采。

中國考古走向國際 涉外考古初見成效

本屆大會國際化的特點非常突出，同時也受到了國際考古學界的關注。

開幕式上，印度考古調查局考古所所長桑傑·庫瑪爾·曼紐爾、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所長王睦（Mayke Wagner）等來自海外的考古學者也對大會開幕表示祝賀，「我看到大會提交了很多有意思的論文，我非常有興趣去聽一聽。

」王睦用熟練的中文告訴記者。

在「海外學者演講與座談會」上，來自埃及、印度、宏都拉斯、蒙古國、俄羅斯等國家的代表分享各自考古方面的新發現和新成果。

中外學者討論環節讓人看到了更多中外考古學界合作的可能性。

「所謂國際化道路，不僅是人員的國際化往來交流，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考古的對象擴大到境外，把考古的眼光放大到世界。

」杜金鵬解釋道，尤其是，中國考古學要利用和服務我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國家戰略。

中國考古學家在非洲、美洲、中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涉足，就是國際化的具體表現。

目前，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已有初步成效，比如一系列境外項目的實施。

此次大會論壇安排了五組參與過中外聯合發掘項目的負責人進行演講，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所所長陳永志講述了長達十年的中蒙合作項目《蒙古國境內古代遊牧民族文化遺存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研究》。

該項目於2005年啟動，對蒙古國12個省市的60多個蘇木的150餘處古代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發掘面積達12000平方米，提高了我國遊牧民族文化研究國際話語權，增強了相關國家的合作關係。

中國社會的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介紹了在美洲宏都拉斯瑪雅文明城邦科潘遺址的發掘；研究員朱岩石介紹了在烏茲別克斯坦過費爾干納盆地明鐵佩古城遺址考古勘探發掘的新收穫。

此外，杜金鵬補充道，湖南省考古所與孟加拉國考古機構合作，在Vikrampura遺址進行大規模發掘，揭露面積3746平方米，是孟加拉歷史上最大考古發掘，成果巨大，為我們研究8-12世紀南亞次大陸社會歷史、宗教文化，為研究中孟交流史以及藏傳佛教文化等提供寶貴材料。

與此同時，我國成功舉辦了兩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很好地發揮了中國考古學的作用。

這些工作，為推進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與創新，為搶占國際學術前沿和掌握國際話語權，為探索中華文明和延續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如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賀雲翱所說，中國考古學國際化還在起步階段，中國的「外國考古」還停留在以翻譯外國考古著作、介紹外國考古成果為主的水平；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沒有專門的教學部門；除了周邊國家，我們的考古觸角延伸得還不遠更不多；我們對於世界範圍的考古學重大問題，沒有多少發言權。

但假以時日，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時代終會到來。

（丁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