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歷史的十大考古發現（國內篇）

1.西安兵馬俑

1974～1977年在秦始皇陵東1千米處，發掘出作為秦始皇陵陪葬墓坑之一的兵馬俑坑。

一號坑在南，東西長216米,寬62米，面積13260平方米。

二號坑東西長124米,寬98米,面積為6000平方米。

三號坑面積520平方米。

已發掘部分，共出土武士俑800件,木質戰車18輛，陶馬100多匹。

按兵馬俑現有排列形式推算，這三個坑的武士傭可能有7000件，戰車100輛,戰馬1100匹。

由模擬的軍陣，可以想見二干多年前橫掃六國，統一全國，所向披靡的秦國軍隊的威武強大。

陶俑身材高大，一般在1.8米左右，形態各異，表情逼真。

體現了秦代高超的雕塑技藝水平。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上是中國最大的古代軍事博物館。

俑陣經發掘對外開放後便轟動世界。

1978年，前法國總理席哈克參觀後說：「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蹟，秦俑的發現，可以說是八大奇蹟了。

不看金字塔，不算到埃及，不看秦俑，不算到中國。

」從此秦俑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

2、馬王堆漢墓：帛畫與兩千年的古屍

1971年，修地下戰備醫院挖出了一個震驚中外的馬王堆漢墓。

墓中除帛畫、素紗單衣等珍品外，還有一具歷經兩千多年、竟保存得栩栩如生的古屍。

在湖南省長沙市東郊五里牌外，有一個方圓半里的大土堆。

土堆中央醒目地殘留著兩座東西對峙、高約五丈的封土。

王堆漢墓的發掘，為研究西漢初期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當時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對我國的歷史和科學研究均有巨大價值，其出土文物異常珍貴。

從三號墓中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經考證，比《黃帝內經》（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可能還要早，書中記載了52種疾病，還提到了100多種疾病的名稱，共載方280多個，所用藥物計240多個。

這是我國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劑。

《五十二病方》的發現，補充了《內經》以前的醫學內容，是一份非常珍貴的醫學遺產。

馬王堆三座漢墓共出土珍貴文物3000多件，絕大多數保存完好。

其中五百多件各種漆器，製作精緻，紋飾華麗，光澤如新。

珍貴的是一號墓的大量絲織品，保護完好。

品種眾多，有絹、綺、羅、紗、錦等。

有一件素紗襌衣，該衣長1.28米，且有長袖，重量僅49克，織造技巧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奪。

出土的帛畫，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描寫當時現實生活的大型作品。

還有彩俑、樂器、兵器、印章、帛書等珍品。

當然，最受世人矚目的還是那具千年不壞的古屍。

這具女屍出土時全身潤澤，皮膚覆蓋完成，毛髮尚在，指、趾紋路清晰，皮下脂肪豐富。

注射防腐劑後軟組織尚有彈性，且四肢關節略可轉動。

其胃部還殘留著138粒半的甜瓜籽。

這是一具不同於木乃伊、乾屍和鞣屍的濕屍，保存完好得近乎新鮮屍體，這在世界古屍記錄中都是極為罕見的。

3、隨縣編鐘：禮樂文化的見證

曾侯乙編鐘，戰國早期文物，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1978年在湖北隨縣（今隨州市）出土。

是由六十五件青銅編鐘組成的龐大樂器，其音域跨五個半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

它高超的鑄造技術和良好的音樂性能，改寫了世界音樂史，被中外專家、學者稱之為「稀世珍寶」。

1977年9月，湖北隨縣發現一特大墓葬，這就是2400多年前的曾候乙墓。

遺物中的編鐘等8種、124件樂器轟動世界。

這是中國考古和音樂史上的空前大發現。

在湖北省隨縣(現改為隨州市)縣城西北約3公里有一個名叫擂鼓墩的地方。

1977年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空軍後勤某部的一個雷達修理廠在這裡為擴建營地廠房而平整山地，施工時在地下發現了膏泥和石板。

1978年3月，省地縣聯合勘查古墓小組認定，這是一座特大古墓，面積達220平方米，木槨規模達190多平方米。

這是我國境內首次發現如此大規模的木槨墓，比長沙馬王堆漢墓大了整整5倍。

這就是戰國初期的曾侯乙墓。

這一古墓保存完好，出土文物達7000餘件，包括珍貴的青銅禮器用具、罕見的古代兵器和車馬器、精美的金器玉器，以及大量的漆木器和竹簡。

在出土文物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124件精美樂器。

它們包括編鐘、編磬、鼓、瑟、琴、笙、排簫和竹笛8種，可謂管樂器、弦樂器和敲擊樂器俱全。

其中最為壯觀的就是計65件、重達2500多公斤的青銅編鐘。

它規模巨大、保存完好，且音色優美。

經試奏證明，其和音、復調和轉調手法的運用已相當成熟。

這就推翻了中國的七聲音節從歐洲傳來的傳統說法。

編鐘出土時，依大小和音高的順序編成8組懸掛在3層鍾架上。

鍾架長7.48米，寬3.35米，高2.73米，歷經2400多年至今仍負重矗立，極為堅固。

整套編鐘工藝高超，堪稱中國音樂史上的曠世奇觀。

4、河姆渡：七千年前的魚米之鄉

河姆渡遺址是中國晚期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距寧波市區約20公里的寧波餘姚市河姆渡鎮，面積約4萬平方米，1973年開始發掘，是中國已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之一。

是中國採用榫卯技術構築木結構房屋的實例。

中國考古學家夏鼐把這一發現稱為建國以來新石器時代考古的一項重大成果，並指出河姆渡文化發現的意義在於「表示長江下游地區在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性，這裡當時已有相當發達的文化。

」人類學和考古學家賈蘭坡先生說：「河姆渡遺址的發現，使人耳目一新，過去誰會想到遠在距今7000——5000年前，長江下游會存在著如此燦爛的文化呢！」

河姆渡文化的發現，使長江下游地區史前考古學跨上了新台階，改變了過去人們的認識，以事實糾正了以往認為江南前文化發展較晚的觀點。

正如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所說：「過去有一種看法，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中國的民族文化先從這裡發展起來，然後向四面擴展，其它地區文化比較落後，只是在它的影響下才得以發展。

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

在歷史上，黃河流域曾起過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文明時期，它常常居於主導地位。

但是在同一時期內，其他地區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

」

5、法門寺：佛指舍利的靈光

法門寺地宮是迄今所見最大的塔下地宮。

寶雞法門寺地宮其出土了釋迦牟尼佛指骨舍利、銅浮屠、八重寶函、銀花雙輪十二環錫杖等佛教至高寶物，法門寺珍寶館擁有出土於法門寺地宮的兩千多件大唐國寶重器，為世界寺廟之最。

唐代帝王多次開塔迎請舍利，堪稱佛教盛事。

唐代法門寺塔為木質，明隆慶年間倒毀，萬曆年間重修為13層八角磚塔，1981年8月因霪雨等原因倒塌。

為重建法門寺塔，1987年2月28日至11月30日和1988年4月，考古工作者對其塔基進行了兩次發掘清理。

在此過程中發現了法門寺地宮，並發現了大批稀世的寶物。

地宮位於塔基正中，略呈長甲字形。

總長21.12米，高1.87米。

地宮的出土文物可分為兩類，一類就是那四枚佛家至寶——佛指舍利；另一類則是170餘件為供奉舍利而奉獻的物品(紡織品不算在內)。

這批物品數量大、等級高，集中了一批代表當時最高工藝水的物品。

其中可謂舉世無雙的寶物就是捧真身菩薩。

這尊通高38.5厘米，重1926克的菩薩像是唐代最後一次迎佛骨的見證，也是迄今為止唯一有皇帝名號的文物。

此外，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十幾件被標明秘色瓷的瓷器揭示了多年未解的秘色瓷之謎。

還有大量精美絕倫的紡織品也反映出了唐代紡織工藝技術和藝術的最高水平。

6、滿城：金縷玉衣、長信宮燈與博山爐

滿城漢墓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

劉勝墓全長約52米，最寬處約38米，最高處約7米，由墓道、車馬房、庫房、前堂和後室組成，竇綰墓和劉勝墓的形制大體相同。

兩墓的墓室龐大，隨葬品豪華奢侈，共出土金器、銀器、銅器、鐵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絲織品等遺物1萬餘件，其中包括「金縷玉衣」、「長信宮燈」、「錯金博山爐」等著名器物。

滿城漢墓的發掘（包括陵山主峰南坡18座小型陪葬墓，待發掘），為研究西漢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件科學技術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充分體現了古代中國勞動人民的勤勞和智慧。

滿城漢墓的發掘過程高潮迭起。

考古工作者們驚異地發現，山中竟藏有這樣一座龐大的地下宮殿和文物寶庫。

經考證，墓主是西漢中山國的第一代國王——靖王劉勝。

他在位42年，死於公元前113年2月，距今已有2000多年。

劉勝墓發掘完成後，郭沫若又根據西漢墓葬方式認定，在劉勝墓北側不遠處還應有一座其妻的陵墓。

果然，就在他所指的地方，考古人員準確地找到了劉勝之妻竇綰的墓地。

兩座規模巨大、保存完整、年代明確，文物豐富的墓葬同時出土，已是中國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

更令人振奮的是，在隨葬品中還有幾樣稀世奇珍。

兩件首次發現的最完整的金縷玉衣共用去玉片4600餘片，金絲1800克。

聞名遐邇的長信宮燈，其宮女雙手執燈的造型優美別致，設計也極為精巧。

此外還有一隻華麗精美的錯金博山爐，顯示出西漢時期手工業和工藝美術方面的高度發展水平。

7、定陵：地下宮殿的輝煌

明定陵是明代第十三帝神宗顯皇帝朱翊鈞（年號萬曆）的陵墓。

這裡還葬有他的兩個皇后（孝端、孝靖）。

定陵坐落在大峪山下，位於長陵西南方，建於1584～1590年（萬曆十二年至萬曆十八年）。

定陵的主要建築有祾恩門、祾恩殿、寶城、明樓和地下宮殿等，占地182000平方米，是明十三陵中一座被發掘了的陵墓。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定陵被當做「牛鬼蛇神」批鬥，萬曆皇帝及兩位皇后的屍骨棺槨被毀。

且由於當時人們文物保護意識不強和當時特定的歷史時期（主要指文化大革命和破四舊），使定陵出土的大量絲織品未得到有效保護，迅速風化，因此，定陵的發掘也被認為是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劇。

195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公開發布消息：「明十三陵中定陵已打開……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鈞和他的兩個皇后屍體腐爛，骨架完好，頭髮軟而有光。

屍骨周圍塞滿了無數的金銀玉器和成百匹的羅紗織錦……」一經公布，引發了海內外無數艷羨的目光和讚嘆之聲。

8、北京人：五十萬年前的祖先

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南周口店龍骨山發現了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這一發現為世界人類史寫下了極為重要的一筆。

北京西南有一座石灰岩的小山。

採石工常常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發現化石。

老百姓稱之為龍骨，並將它們賣給中藥鋪。

1918年，來華擔任礦政顧問的瑞典人安特生偶然來到龍骨山。

1926年，外國學者們證實，安特生等人1923年發掘出的化石中有一顆原始人的牙齒。

這一發現震撼了世界科學界，沉睡了50萬年的北京人化石終於被發現了。

北京人遺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類遺骨·化石和用火遺蹟最豐富的遺址，世界上內涵最豐富，資料最齊全的直立人。

先後發現五個比較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化石，還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共十萬件以上。

距今約七十萬年至二十萬年，發現於北京周口店，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徵，使用打制石器，已會使用天然火，過著群居的生活。

有些學者認為，當時已會製造骨角器。

除狩獵外，可食的野果、嫩葉、塊根，以及昆蟲、鳥、蛙、蛇等小動物也是日常的食物來源。

在北京人住過的山洞裡有很厚的灰燼層，最厚處達6米，灰燼堆中有燒過的獸骨、樹籽、石塊和木炭塊。

表明北京人已經會使用火和保存火種。

研究發現，北京人通常幾十人結成一群。

壽命很短，大多數人在14歲之前就夭亡了。

但令人極為痛心的是，所有二、三十年代發現的化石都於1941年太平洋戰爭中失蹤，至今不知去向，成為不解之謎。

化石的失蹤和化石的發現一樣，再次震撼了全世界。

9、敦煌：嘆為觀止的藝術寶藏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意外發現。

這座掩沒在漫漫黃沙中長達1600餘年的文化藝術寶庫引起了巨大反響。

八十多年來，敦煌學已成為世界性的專門學科。

敦煌石窟營造及其歷史過程，敦煌的悠久歷史，當地有影響的世族與大姓，以及敦煌同周圍民族與西域的關係，在歷史中沒有或很少記載。

敦煌石窟有成千上萬個供養人畫像，其中有一千多條還保存題名結銜。

能夠了解許多歷史狀況和歷史線索。

本生、佛傳、福田經變、彌勒經變、寶雨經變、楞伽經變及供養人題記，可幫助了解古代經濟生活的狀況。

法華經變、涅槃經變提供了古代軍隊操練、出征、征伐、攻守的作戰圖，及兵器裝備的寶貴形象資料。

敦煌壁畫中保存有屬於體育屬性的資料，如騎射、射靶、馬技、躍馬、相撲、角力、舉重（舉象、舉鍾）、奕棋、投壺、武術、游泳、馬球、蹴踘等。

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畫，大都是佛教內容：如彩塑和壁畫的尊像，釋迦牟尼的本生、因緣、佛傳故事畫，各類經變畫，眾多的佛教東傳故事畫，神話人物畫等，每一類都有大量、豐富、系統的材料。

還涉及到印度、西亞、中亞、新疆等地區，可幫助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傳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國化的過程等等。

10、殷墟：三千年前的帝都

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引發了對殷墟的發掘。

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它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

1899年的一天，金石學家王懿榮在北京達仁堂中藥鋪購得治療瘧疾的中藥。

在其中的龍骨上，他意外地認出了陌生的古代文字。

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就這樣被發現了。

殷墟對考古學的影響有以下五個方面

1、殷墟的發掘，是中國傳統金石學與西方田野考古學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近代考古學興起的標誌。

2、殷墟宮殿區、王陵區的發掘，大批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的發現，引起了中外學術界的矚目，確立了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地位；

3、1931年梁思永在安陽後岡遺址「三疊層」的發現，第一次從地層學上劃分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與商文化的相對年代關係，為中國考古學的地層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4、殷墟發掘工地成為培養中國考古人才的搖籃，從這裡走出了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梁思永、郭寶鈞、尹達、夏鼐、胡厚宣等中國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

5、殷墟的發掘，對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學術界在歷史研究中盛行的疑古之風作了正面回應。

隨著商王朝的存在被考古學證實，中國學術界得以展開有關文記載中的「夏王朝」的探索。

這些遺址和文物一方面反映了3000多年前的社會生活狀況，同時也揭示了當時的文明程度和工藝水平。

著名的司母戊大鼎就是在殷墟出土的。

該鼎於1939年在安陽武官村挖出，因無法搬運，又恐落入日本人之手，於是復埋入地下，直至1946年取出，現為中國歷史博物館鎮館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