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都有啥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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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0日,新評選的「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出爐了。
具體都有什麼重大發現?
(以下以時代早晚為序)
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
新疆境內發現的第一個舊石器時代遺址,也首次提供了本地區舊石器-銅石並用-青銅-早期鐵器時代的連續地層剖面。
不僅填補了新疆史前洞穴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國舊石器考古的重大發現。
通天洞遺址對了解新疆地區四萬多年以來古人類演化發展過程、確立區域文化發展的編年框架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出土文物方面,舊石器文化層中發現了3個距今約4.5萬年的灰堆,遺物兩千餘件,其中石製品約占三分之一,動物骨骼化石約占三分之一。
此外還篩選出細小的動物化石及石製品標本萬餘件。
此外,銅石遺址據測可能是新疆目前最早的銅石並用時代遺址,遺址中發現了最早的小麥。
山東章丘焦家遺址
本次考古發掘在2000多平方米的面積內,取得了一整套包括夯土牆、壕溝、房址、墓葬、祭祀坑、灰坑、窯址、玉器、陶器在內的系統材料。
其中,發現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的夯土牆和壕溝,據測是目前發現的海岱地區年代最早的城址。
本次發掘共發現116座大汶口文化房址,從分期上看,時代較晚的III居住期的房址多為地面式,時代較早的I居住期的房址多為半地穴式。
每期同時存在的房址規律地成列或成群分布。
墓葬方面,共發掘215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104座隨葬有數量不等的玉器。
玉器可分為禮器和裝飾品兩大類。
禮器多見玉鉞,裝飾品則多見玉鐲、指環、玉環、串飾和耳墜等。
另外,在南區大墓附近還發現了集中分布的十幾座祭祀坑,坑內或是堆滿打碎的陶器,或是埋葬整狗、豬、鷹等。
此外,還存在雙人合葬、拔牙、手握獐牙和隨葬龜甲器、貝類、彩陶彩繪陶及白陶等現象。
夯土城牆、環繞城牆的壕溝和一大批高等級墓葬,加之大批量的高端產品――玉器、白陶和彩陶的系列發現,為全面研究當時的聚落與社會、生態環境、生業結構、人地關係等奠定了堅實基礎。
陝西高陵楊官寨遺址
楊官寨遺址為距今6000至5500年的廟底溝文化,專家推測可能是最早中國的雛形。
遺址面積約80餘萬平方米。
其中墓地總約9萬平方米左右,目前實際發掘面積約3800平方米,已發現墓葬339座,墓葬分布得極為密集,初步預測總數在2000座以上,規模空前,且全部參照太陽射線角度擺放。
已發掘的墓葬中,僅在極個別墓葬中出土有彩陶盆、彩陶壺、夾砂罐、石璧、骨珠等。
此外,在少數幾座墓葬中還發現有以顏料塊隨葬的現象,通過科學檢測分析,可知其主要成分為赤鐵礦,且經過煅燒、搗碎研磨、過篩、添加動物膠黏合成形等一系列細緻的加工處理工藝。
顯然廟底溝時期的先民已經掌握了十分先進的顏料製作技術。
此次發現的廟底溝文化墓地是國內首次發現並確認的廟底溝文化大型墓地,為研究廟底溝文化時期的葬制葬俗、人種學、人群血緣關係、聚落形態、社會組織狀況等重大問題提供了科學的實物依據。
寧夏彭陽姚河塬商周遺址
姚河塬商周遺址是目前國內商周遺址出土甲骨文最西北的一處遺址。
具備的都邑性質印證了遺址的級別較高,與周王朝聯繫密切。
姚河塬商周遺址面積60餘萬平方米。
截至目前現已發掘墓葬13座(其中甲字形大墓2座,豎穴土坑中型墓6座,小型墓5座;馬坑5座,車馬坑1座,祭祀坑1座,灰坑8座)。
出土青銅車器、玉器、骨器等文物3000餘件。
專家推測,遺址是一處晚商到東周時期的大型聚落遺址,是西周王朝的最西北的一處遺址點。
特別是發現的西周時期高等級墓地遺存是寧夏境內首次發現,可以確認此處為西周早期的貴族墓地,可能是一處未見於文獻的西周封國的所在。
該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為研究3000年以前的西周早期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填補了西周歷史研究的空白,也填補了寧夏地方史研究的空白。
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遺址
鄭韓故城作為國務院公布的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素有「露天博物館」之稱。
2016年至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鄭韓故城北城門遺址和鄭國三號車馬坑進行了主動發掘。
北城門遺址共布10×10米探方68個,發掘面積7000餘平方米。
發掘期間共清理出春秋戰國至明清時期帶車轍的道路16條,城壕1條、水渠1條,瓮城城牆1處,城門2處,灰坑、水井、墓葬等共計45座,還有排水管道、活動硬面、踩踏面、瓦礫層等重要遺蹟。
本次考古是歷史上對鄭韓故城城門進行的第一次科學發掘,探明了故城春秋時期北城門的結構為一陸門一水門,印證了史書上對鄭國「渠門」的記載,起到證史、校史作用。
其次,本次發掘發現了戰國時期的瓮城城牆,平面形狀為曲尺形,殘長78、寬32、殘高7米。
城牆上還發現了當時的建築遺蹟,體現了築城者加強城門防守的理念和功能。
如此綜合的軍事防禦體系,在東周時期中原地區的王城遺址中也是首次發現。
陝西西安秦漢櫟陽城遺址
櫟陽城作為戰國時秦國、西漢早期都城,規模大,保存較好,有比較完整的城市布局。
它是中國城市發展階段上的重要環節,對研究秦漢都城的規劃、中國城市的發展史都有重要價值。
本次發掘中,考古學家在秦漢櫟陽城遺址內不僅首次出土了清晰的「櫟陽」陶文,而且首次確認發現了「商鞅變法」發生地的著名「秦都」櫟陽,為研究秦都發展史和秦漢時期的社會歷史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本次出土文物有鋪地磚、空心磚、繩紋筒瓦、板瓦,雲紋、葵紋、素麵瓦當、圓形陶水管、陶碗、盂、罐、甑、壺、缸、鬲、鼎、金餅、銅鏡、釜、鏃、「半兩」、「五珠」、莽幣、鏟、石磨、石范、石夯頭等。
此外,2017年11月還發現了三間「國君浴室」。
浴池裡鋪有地磚,四壁還嵌有紋飾的牆磚,室內有下凹的漏水口,並有排水口,應該是當時秦國的國君專用浴室。
河南洛陽東漢帝陵考古調查與發掘
東漢王朝共有12座帝陵,其中11座位於河南洛陽境內。
本次考古學家對東漢帝陵及其陵園遺址進行了大規模調查勘探(勘探總面積256萬平方米)。
並對其中七座帝陵陵園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
除了陵園的發掘,本次還在封土南側發現一組小型院落遺址,以及窯址,推測應為陵園建造時期臨時修建,從規模看可能主要燒制一些小型建築材料。
窯廢棄後可能用作灰坑,內填埋有大量狗骨。
發現祭祀坑1座,坑內發現牛骨一具。
遺址出土遺物主要有繩紋筒、板瓦,捲雲紋瓦當,空心磚等建築材料,其中筒瓦、板瓦有戳印「南甄官瓦」;日用陶器有盆、罐、碗等,以及各種鐵質兵器,如戟、蒺藜、鏃等。
東漢時期陵寢制度一直是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
上述一系列考古收穫,確認了東漢時期帝陵陵園的總體布局,明確了東漢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徵,文獻中記載的東漢帝陵陵園諸要素也得以初步確認。
為今後研究東漢時期陵寢制度的內涵與演變,以及進一步探討各陵陵主歸屬等問題,都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江西鷹潭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
大上清宮遺址共計發掘面積約5000平方米,被馬刺發掘基本摸清了大上清宮的分布範圍、宮觀建築的格局和歷史演變脈絡。
從整體來看,大上清宮遵照中軸線對稱的原則進行布局,主體建築沿中軸線依山勢自南向北、由低漸高依次排列為:龍虎門、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閣;東西兩側為各主殿相對應的配殿,東側配殿有:三官殿、五嶽殿、天皇殿、文昌殿,它們由連廊及廂房相連接。
大上清宮遺址出土的遺物主要為建築材料和生活用具。
其中建築材料主要為琉璃建築構件、灰陶建築構件、石質建築構件。
琉璃構件多為瓦當、滴水、筒瓦、板瓦以及各類脊飾,釉色主要為黃、綠、黑三色;灰陶構件多為雕花脊磚;石質構件主要為欄杆、柱礎、柱頭等。
生活用具主要可分為宋、元、明、清時期瓷器,器形多樣,紋飾豐富。
遺址出土宋代瓷器較多,主要為青白瓷,也有少量建窯和吉州窯瓷器,種類主要有碗、盤、雙魚紋碟、執壺等;元代瓷器出土主要為卵白釉碗、盤、杯等;明代瓷器出土量大,主要為民窯青花,青花高足杯,仿龍泉碗、盤數量較多,另有少量白釉瓷器;清代瓷器多為青花碗、杯等。
大上清宮主殿基址保存較好,體現了皇家宮觀建築布局,它的發掘是中國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為道教研究進一步系統化、科學化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吉林安圖寶馬城金代長白山神廟遺址
寶馬城遺址位於吉林省安圖縣,相傳唐代一將軍東征高麗時在此地得寶馬,故而得名,亦稱「報馬城」。
寶馬城遺址是近年來發掘的保存狀況最好、揭露面積最大、也最為重要的金代建築遺址之一。
本次考古累計發掘面積3498平米,勘探188000平米,共出土各類遺物超過五千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玉冊確證其為金代皇家修建的長白山神廟故址。
2017年度實際發掘面積562平米,除水井與城外窯址外,已經大體完成了對城內主要建築要素的發掘。
本次考古出土遺物以滴水、瓦當為代表的建築構件占大宗。
瓦當均飾高浮雕獸面紋,滴水紋樣包括戳點紋、花瓣紋、葉脈紋等多種類型,還發現陶質獸頭、陶質鳳鳥等製作精美、保存較完整的建築構件,大量鐵釘以及少量陶片、瓷片、鐵器、青銅飾件等。
四川彭山江口沉銀遺址
自20世紀20年代岷江河道內陸續發現有文物出水,江口沉銀遺址遭到嚴重盜掘,2016年國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眉山市彭山區文物保護管理所聯合對江口沉銀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本次考古發掘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內水考古項目,共出水各類文物30000餘件,種類以金、銀、銅、鐵等金屬材質為主。
其中包括張獻忠大西國的金封冊、鑄造的「西王賞功」金幣及幣范、「西王賞功」銀幣、「大順通寶」銅幣、銘刻大西國國號的五十兩銀錠和運載銀兩的「木鞘」等;明代蜀、楚、榮、吉等藩王府的金封冊、銀封冊、金寶、銀印和銘刻萬曆、天啟、崇禎等年號的五十兩銀錠等。
此外還有戒指、發簪等各類金銀首飾;鐵刀、鐵劍、鐵矛等各類兵器;金碗、金鎖、金紐扣、金頂針,銀筷子、銀鏡、銅鏡、銅絛鉤、銅鎖、鐵秤砣、鐵篙杆等各類生活用具。
本次出水文物時代明確,自明代中期延續至明代晚期;來源地域廣泛,北至河南、陝西,南至兩廣,西到四川、雲南,東到江西,範圍涵蓋了明代的大半個中國。
這批文物等級較高,包含了諸多張獻忠大西國及明代皇室文物,為研究張獻忠大西軍征戰歷史、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等方面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同時對認識明代中晚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物質文化乃至明末清初以來的社會歷史走向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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