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頡造出最早象形字？ 李學勤：「倉頡造字」非史實

「杏花。

春雨。

江南。

六個方塊字，或許那片土就在那裡面。

而無論赤縣也好，神州也好，中國也好，變來變去，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磁石般的向心力當然長在。

……太初有字，於是漢族的心靈他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託。

」這是著名詩人余光中散文《聽聽那冷雨》中的語句。

倉頡，史籍記載和民間傳說他為中國原始社會後期黃帝的助手，原姓侯岡，名頡，號史皇氏，享年110歲，我國官吏制度及姓氏的草創人之一，曾把流傳於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漢字創造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績，被尊奉為「文祖」。

2015年陝西石峁古城城牆上出土的一塊玉鉞。

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文祖」之信疑與那個時代

有關倉頡是否真實存在、文字搜集整理工作是否為他一人所完成，一直讓很多人感到迷惑。

事實上，這在學術界也並無定論。

二十世紀初，英國人斯坦因在甘肅敦煌發掘漢長城烽燧，出土一批漢簡，內有《倉頡篇》整簡1支，斷簡4隻，共40餘字，學者羅振玉、王國維進行了研究。

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的居延（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遺址出土漢簡，發現《倉頡篇》殘簡，是一條三棱觚，其上每面有20字，共60字。

1972—19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居延漢代烽燧、破城子遺址出土一批漢簡，中有《倉頡篇》殘簡，存150多字，有「蒼（倉）頡作書」、「幼子承昭」、「謹慎敬戒」、「趣遽觀望」等句子。

此後，在甘肅玉門花海烽燧遺址、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新疆尼雅精絕遺址等，亦發現《倉頡篇》簡牘等。

2009年，北京大學接受海外捐贈，其中有秦代版本的《倉頡篇》簡牘1300多字。

《倉頡篇》是我國秦、漢時期的啟蒙識字課本，類似於我們今天常見的《三字經》。

它最初由三篇文字構成，分別是秦丞相李斯的《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的《爰歷篇》和太史胡毋敬的《博學篇》，共20章，是秦統一六國後「書同文」政策的產物。

至漢初，閭里書師合此三篇，斷60字為一章，凡55章，共3300字，並稱《倉頡篇》；揚雄採摭眾家之說，輯成《訓纂篇》，順續《倉頡篇》，凡34章，章60字，共2040字；東漢班固在揚雄基礎上又續作13章，章60字，1380字；東漢和帝時，郎中賈魴又在班固基礎上擴充為34章，章60字，2040字。

這樣，《倉頡篇》及其續作就達到了123章7380字，儼然一部煌煌大典。

流傳過程中，在漢、晉、隋時還衍生了多部釋詞解義的訓釋之作。

只是，《倉頡》一系的字書，後世都亡佚了。

直到上世紀重新被發現。

《倉頡篇》之得名，毫無疑問是為了紀念有「造字」之功的先祖倉頡。

目前全國在山東、河南、陝西、江蘇、浙江等諸省尚存倉頡墓、廟、台、祠，計20多處，其中建於漢代的陝西省白水縣倉頡廟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約翰·亞當斯大樓東側銅門上也有倉頡雕像，其解說是「中國文學（字）的庇護神」。

「倉頡造字」說，在戰國時期已經廣泛流傳。

在漢代及以前的史籍記載有：

《荀子·解蔽》：「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

《韓非子·五蠹》：「昔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

」

《呂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

」

《淮南子·本經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

《說文解字·敘》：「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

」

《說文解字·序》又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

緯書《春秋元命苞》：「（倉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

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

」

這些記載大致分為兩種。

一種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他遍訪智者，尋求記事的好方法，仰觀奎星環曲走勢，俯看龜背紋理、鳥獸爪痕、山川形貌和手掌指紋，從中受到啟迪，根據事物形狀創造了象形文字。

字成之日，舉國歡騰，上蒼感動得把穀子像雨一樣嘩嘩地降下來，鬼怪則嚇得夜裡啾啾地哭起來。

另一種則講，所謂的「倉頡作書」，並不是說倉頡一個人發明創造了文字，而是他嘔心瀝血將民間既有的圖畫文字進行廣泛搜集，並加以認真整理，從而創製出一套成體系的規範的象形文字。

因為其成果最佳，所以只有這一套文字獨自傳承了下來。

近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黃侃先生有「先民造字於邃古，倉頡厘定文字於後世」的觀點，同意漢字為遠古先民共創。

不管倉頡是發明創造了文字，還是系統整理了文字，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倉頡在漢字創製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結束了刻木結繩記事的蒙昧時代，開闢了中華民族人類進化史上的一個新紀元。

因此，倉頡被尊為文字始祖、「史皇」，永遠為炎黃子孫所敬仰。

當然，也有人質疑歷史上究竟有沒有倉頡這個人。

著名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就持這種「不確定論」。

他在接受鳳凰網訪問時說，有古書記載倉頡有四隻眼睛，這顯然不可能。

他認為，是不是有一個倉頡來造字，目前還是傳說，並非信史。

最早文字或有「兄弟姊妹」

倉頡是真是假，眾說不一；是不是在「傳說」中倉頡生活的那個時代就誕生了漢字，也仍未可知，因為沒有證據。

山西陶寺遺址出土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文字——扁壺上的兩個朱書：「文□」，則提供了一些佐證，使這種可能性大為增加。

甲骨文的文字體系不但單字的數量已非常可觀（發現約4500字），而且普遍採用形聲字的造字方法，表明它已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必然經歷了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陶寺朱書經辨識無爭議的「文」字，也已是與甲骨文和現今通行漢字同一系統的成熟文字。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暉教授認為，字跡是毛筆書寫的，結合古文獻記載，這時也許已經出現專職的書記官員和文書典冊。

陶寺朱書的年代為距今4000年左右，史載和傳說中倉頡造出文字的時代是在黃帝時期。

按史學界通常認可的年代劃分，黃帝的生活年代距今上不超過5000年，下不少於4700年。

這兩者已比較接近。

自2011年起開始系統發掘規模無可匹敵的我國史前最大古城——陝西石峁古城後，有著名先秦史專家、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沈長雲教授等數位學者提出了黃帝是石峁古城主人的觀點，引發了史學界的關注和大討論。

據測定，石峁古城的距今年代是4300年—4000年。

若此說成立，則新近確認的最早漢字的時代，與倉頡造字時已十分接近。

古文字專家、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王蘊智教授也有「傳說中倉頡『初造書契』的時間應該在夏王朝或偏早」的觀點。

陶寺遺址的文字是不是當時僅有的？有沒有別的同時期文化遺址發現了文字？鳳凰網了解到，陶寺或許並不是一個孤例。

其中之一，是上面剛剛提到的石峁古城。

石峁古城的考古調查與發掘，是震驚史學界的重要成果。

它是中國已發現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位於陝西省榆林市神木縣石峁村的山峁上，地處黃土高原北部邊緣。

遺址由「皇城台」、內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並相對獨立的石構城址組成，內城牆體殘長2000米，面積約235萬平方米；外城牆體殘長2.84千米，面積約425萬平方米。

規模恢弘，形制獨特，其殺殉祭祀遺蹟、殉人墓葬、精美玉器等發現，令世人稱奇，並改變著中國史前史。

今年4月，陝西歷史博物館向公眾開放了「黃帝文化尋蹤——楊官寨、石峁考古發現的啟示」大型展覽（楊官寨是距今5000年前後的新石器仰韶文化遺址，位於西安市高陵區，發現了規模宏大的環壕聚落，出土了以精美彩陶為代表的大量文物，顯示出鴻蒙初開的社會景象——作者注）。

2015年，石峁古城出土的玉鏟和發掘者。

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2015年，陝西考古學者在石峁發掘了一處疑似「祭壇」的遺址；調查了核心區「皇城台」，發現成組的宮殿建築基址和池苑遺址，其周邊以塹山砌築的護坡石牆多達9級，垂直高差達70米；並發現了多處牆體有菱形「眼紋」裝飾圖案。

日本考古學家飯島武次到訪提出：石峁出土的壁畫紋樣與商周時期的雲雷紋極為相似，而菱形「眼紋」或多或少與四川廣漢三星堆「眼紋」及商周時期的饕餮「眼紋」有相似之處。

主持發掘現場的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邵晶告訴鳳凰網，他們在當地一個文物藏家處據稱來自石峁遺址的一件藏品上，發現有文字類的刻劃符號。

他相信：石峁遺址在今後的考古發掘中找到文字的可能性較大。

負責石峁項目的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孫周勇證實了邵晶的說法。

他對鳳凰網稱，那是一件玉器。

至於玉器上有多少個「字」，是什麼樣的「字」，孫周勇沒有透露。

將來要是發現文字，對於我們讀懂這座神秘莫測、驚世駭俗、出現在名不見經傳的陝北地區的城池，顯然有重要的幫助——既有助於破解古城主人的神秘身份，對於中國古代文明進程、道路產生的進一步譯讀，也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除開石峁的這種「不確定性」，在河南洛陽皂角樹、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已有疑似文字發現。

二十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學家在河南偃師二里頭村找到了早於安陽殷墟、晚於河南龍山文化的大型建築遺址。

經多年發掘，二里頭遺址被發現：規模巨大，面積不少於400萬平方米；有多座宮殿、高等級墓葬，有青銅爵等最早的青銅容器，有最早的道路車轍。

圍繞大型夯土建築群遺址的圍牆遺蹟，研究確認是宮殿建築群周圍的宮城遺蹟，其結構布局堪稱最早的「紫禁城」。

在遺址範圍內，還發現了制銅手工業作坊遺址、玉器等遺物。

依據考古發掘資料，這裡的青銅冶鑄業、制陶業、制玉（石）業、制骨業、制與髹漆業、制車業、紡織業等都已較為發達。

在附近，還發現了二里頭文化遺址50餘處，形成了以都城為中心、村落星羅棋布的聚落群。

都城遺址內，中部是宮城，北面和西北一帶是祭祀區，中型建築基址主要分布在東北與西北，小型建築基址則分散在宮城以外的四周。

都城與村落，王室、貴族、平民與奴隸，構成了階級分化、等級森嚴的王畿社會。

古環境科考表明，距今4000-3600年前，這裡降水量近1000毫米，溫暖濕潤，以其疏鬆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黃土，充足的日照，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一個中心區域。

遺址中發現粟、黍、大豆、小麥、稻等農作物籽實，說明此時已經栽培多種農作物。

有學者認為，二里頭即夏王朝的後半期都城遺址，即歷史文獻所說的「夏墟」；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這裡是商朝早期的遺址。

從年代測定看，它處在公元前1750年到1500年。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告訴鳳凰網，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大多是在祭祀用禮器大口尊的內口沿）上，發現了20多個刻劃符號，對於它們是不是文字，目前尚有爭議。

有學者認為，這些「符號」中確實有早期文字，分別表述數字、植物以及自然景象。

如，一（十）、二、三、六、七、八、木、禾、矢、菔、並、山、射、竹（或冉）等等。

許宏是極希望能發現「甲骨文一樣的證據」的。

他自1999年起擔綱二里頭考古，二里頭是否是夏朝？抑或部分夏朝，部分商朝？這些是他面臨的最大問題。

二十世紀中葉，史學家范文瀾先生根據《竹書紀年》和《史記》的記載，將夏代列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

然而，即便是二里頭遺址已被發現，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學術界仍存有諸多質疑的聲音。

因為缺乏直接的證據——文字資料。

「如果要證明夏的存在，就必須要找到當時的內證性的文字材料。

」許宏說，殷墟的甲骨文中並沒有任何關於夏的記載，二里頭時期的文字如果書寫在竹木、絲帛等有機質材料上，保存到現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獲得這樣的文字材料是「可遇而不可求」。

現已找到的陶片上的文字類符號還遠遠不夠，也未被公認為文字，需要繼續努力工作。

許宏認為，殷商甲骨文既已是一種成熟的文字，必然有較長的形成期。

加上陶寺朱字的發現，二里頭時期是應該有文字的。

目前二里頭的考古發掘面積僅占遺址範圍的1%多，未知的遠比知道的多。

如果能將二里頭證明為夏朝，那麼中國的信史時代就能夠繼續向上推進。

許宏的願望，也是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的願望：「考古學最重實證，只要沒有出現關於夏的實證材料，比如說文字資料，就不能說二里頭是夏王朝的所在地。

所以，我們很希望什麼時候能在某一個宮殿裡面發現一些確證性的東西。

像在陝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發現了甲骨文。

有甲骨確定那是周，所以我們相信。

」

2015年石峁古城出土神秘石雕人面像。

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七八千年前「甲骨文」

既然陶寺的兩個漢字並不能算作漢字的最初起點，那麼，古漢字的起點在哪裡？

「其實我們的（原始文字）材料還有很多：良渚文化的、大汶口文化的、龍山文化的，時代都很早，4000年到5000年之間，有的還超過5000年。

」李學勤對鳳凰網說，甚至有距今七八千年的賈湖龜甲刻劃符號。

「這些都需要研究。

我們文字的起源是一個不斷探索的科學過程。

埃及的、伊拉克的文字起源，也都有不清楚之處，也還在研究。

」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張朋川教授把這些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國遠古文化符號，歸納劃分為黃河中上游、長江中游和東部沿海三大區系。

在黃河中上游，河南省舞陽縣發現了賈湖遺址。

它是一個經碳14測定為距今7500年—8500年之間的史前村落。

考古人員在這個村落的墓葬裡面發現了特別的龜殼——烏龜的腹甲上刻畫有獨體符號，比如有「曰」字、有「目」字，令人吃驚。

「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別像，如果不告訴大家這是哪個遺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認為是殷墟的。

實際上這些是八千年前的。

」王巍說。

王巍認為，賈湖遺址給了考古界一個提示：要到更早時期的遺存中去尋找關於文字的線索。

賈湖發現的龜甲、骨器、石器、陶器上契刻的符號共17個，分為三類：一類是從形狀看都具有多筆組成的組合結構，承載著契刻者一定的意圖，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質；一類是戳記類，表示所有權或有標記的作用；第三類均包含橫或豎的一道或兩道直刻痕，具有記數的性質。

一些古文字學家通過結構分析發現，賈湖刻劃符號和殷墟甲骨文以及現行文字同樣是先橫後豎，先左後右，先上後下，先里後外，其基本結構與現行漢字結構有著驚人的相似，而且它和殷墟甲骨文都是用來記載占卜內容的，都是事理符號。

鄭州大學王蘊智教授評價賈湖刻劃符號「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一種可與漢字起源命題相聯繫的刻劃符號」。

這意味著，甲骨文並非商代特有，賈湖契刻符號或許是其源頭。

有學者認為，兩者間可能還有過渡文字——西安花園村「甲骨文」。

1985年，陝西考古人員在西安市長安縣斗門鎮花園村發掘西周鎬京宮殿遺址時，意外發現其下方有原始社會部落居住遺址，出土了一批刻有類似文字的甲骨。

它們分別刻在一個骨竿、一顆獸牙和若干塊獸骨上，字體細小，筆劃細若蚊足，剛勁有力，字形清晰，結構布局嚴謹，與殷墟甲骨文字體接近。

據考證屬龍山文化晚期，距今約4500年到5000年，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200年以上。

張朋川在參與發掘的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新石器一期遺址（距今8170—7370年）出土的陶器上，還發現了十幾種彩繪的獨體符號，比西安半坡陶器刻劃符號的時間早了1000多年，且一些符號基本相同。

有專家認為，它們也可能是中國文字最早的雛形之一。

在長江中游的遠古文化器物上，也發現了刻劃符號。

距今8000年左右的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一些棒形石墜飾上刻劃著符號。

距今約6000年的湖北省宜昌市楊家灣大溪文化遺址，出土171件刻有符號的陶器殘片，符號種類達74種之多。

在安徽蚌埠雙墩新石器遺址（距今7300—6600年）發現的607件陶器，其底部有600多個刻劃符號。

這些符號大多是「依類象形」的圖畫符號。

有專家認為部分寫法與商周甲骨文類似。

在距今5000多年時，東部的魯南蘇北地區、環太湖地區都出現了標於器物上的符號。

最先發現的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符號，在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朱村、諸城縣前寨、安徽省蒙城縣尉遲寺等的陶尊等器物上，發現了一些刻劃和彩繪的象形符號，多位專家進行了釋讀。

距今5900—5300年的上海青浦崧澤遺址出土的陶壺底部和蓋頂，也有四方八角紋等象形符號。

繼崧澤文化而興起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200年）陶器上也有刻劃符號發現，據張朋川不完全統計有32種。

一些陶器上還出現了多個刻符，江蘇蘇州澄湖遺址出土的一件黑陶貫耳壺腹部上，有黑陶器燒成後再刻上去的符號，自左至右並列刻劃有四個陶字，有學者認為「已構成一個句子」。

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收藏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貫耳壺，在圈足內刻有九字組成的陶文。

浙江餘杭南湖出土的黑陶圈足罐，在肩和上腹部刻有8字組成的陶文。

張朋川認為，刻有多字陶文的黑陶壺打磨光滑，製作精良，應具有禮器的性質，這些多字陶文已具有文字的性質。

在龍山文化時期的山東鄒平丁公遺址和江蘇高郵龍虬莊遺址，還分別發現了丁公陶文和龍虬莊陶文。

但此兩處考古發現被一名民間學者非常激烈地抨擊為造假，稱其是「新的學術醜聞」。

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葛英會研究發現，中國原始古漢字的源頭是數字。

原始數字是從原始人群的計數手段中孕育萌生出來的。

我國古代先民為了幫助記憶，還曾撿拾便於使用和容易保存的小物件，當做助記與計算的工具。

考古界目前認為，文字的產生，要具有通常清楚地表達作者想要表達的思想感情，而且具有統一而固定的符號，才能說真正意義上的文字出現了。

因此，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刻劃符號只能說是文字性的符號，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字。

李學勤向鳳凰網表示，與文字起源有關的符號一年比一年增多，對於解決這個「探討中的科學問題」，提供了更多證據。

他相信，未來一段時間，還會有重大新成果出現。

而中華文明的起源，也必將因此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