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比中國更重視敦煌學

日本比中國更重視敦煌學

文 | 葉匡政

海上絲綢之路又開始了申遺。

「絲綢之路」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海上絲綢之路又開始了申遺。

國內如今說起世界文化遺產，主題還是談保護。

這是因為國內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做得還遠遠不夠，很多地方政府只是把申遺當作搖錢樹，看重的是給地方帶來的名頭、是保護與修繕的經費、是旅遊開發的經濟效益。

當下欠缺的不只是保護文化遺產的相關法規，政府官員對保護文化遺產的意義和價值也認知模糊。

相反，倒是一些民間保護組組與個人，反而在行動中體現了對文化遺產的敬畏心。

保護，只是我們對文化遺產應盡的第一義務。

這些遺產源自歷史，記錄了一個民族的成長曆程，是人類集體記憶的保存品，無法再生，不保護就意味著消失。

這是個連小學生都明白的道理。

那些能進入世界遺產保護名單的，更是證明了它具有獨一無二、不可代替的文化價值。

古絲綢之路。

對文化遺產更重要的義務，實際上是研究，要通過研究發現這些遺產背後的價值與靈魂，研究一個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與想像力，以及它對民族與世界的意義。

這種研究不是簡單的經驗判斷或事實描述，而是要對它背後的文化特性與文化價值有深入的研究。

對這些文化遺產研究處越深，傳播得越廣，民眾對自己的民族特性就會認知得越深，從中不僅能汲取新的創造力量，更會成為一個時代思想與文化的歷史根基。

就拿已是世界文化遺產的「絲綢之路」來說，它背後的學術背景，實際上是敦煌學。

說起敦煌學，繞不過日本，有一句流布甚廣的話，叫「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是南開大學吳廷璆教授所說。

這句話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整個20世紀，日本都是敦煌學的執牛耳者。

莫高窟第17窟，是舉世聞名的敦煌藏經洞。

第17窟內景。

實際上，日本對敦煌學的研究，和中國同時起步，都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1909年到北京有關。

他是進入藏經洞翻閱了所有文獻的唯一學者，還主動向中國學者展示了敦煌經卷，引起學術界關注。

這一舉動使清政府，開始將藏經洞的剩餘文獻運回北京。

一個日本書商因在伯希和處看到了這此經卷，把消息傳回了日本。

此後，敦煌學研究在日本以京都為中心，漸漸熱了起來。

上世紀40年代之前，中國和日本對敦煌學的研究還各有所長。

由於日本學者有資金資助，更易前往歐美收集敦煌資料，與歐美學者比起來漢學水平也要高得多，所以成績斐然。

1940年代之前，日本的敦煌學研究成果，主要在對佛教佚經和禪宗的研究，以及對唐代社會、法律和敦煌寺院經濟的研究方面。

敦煌經卷。

1950年代後，日本的敦煌學有了一個新高潮。

它的突出成就是將敦煌學的研究，從經史子集及文學研究，擴大到了對整個社會歷史的研究，在法制史、宗教史、經濟史、民族史等方面均有不俗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也影響到了對魏晉隋唐史的研究。

至今為止，在這些研究領域，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研究深度，可與日本相比。

1980年代後，因在倫敦、巴黎、北京等地公開了敦煌經卷，日本也誕生了很多集大成式的研究著作。

這一時期，日本的敦煌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敦煌的道教研究、古代籍帳研究、敦煌的僧官和寺院經濟、法制文書及社文書等方面。

最矚目的成就，是從1980年開始編纂的《講座敦煌》，幾乎動員了全日本的敦煌學家，到1992年共出版了9卷，涵蓋了敦煌的自然、歷史、社會、道教、佛教、禪宗、漢文文獻、胡語文獻、文學文獻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

這套文獻顯示了日本敦煌學的全貌和最高水準，和1950年初石濱純太郎彙編的6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一起，成為敦煌學研究的兩座高峰。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說過一句話：「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

有了這樣深入的學術研究，自然會有在民眾中，傳播和普及敦煌文化。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說過一句話：「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代表了很多日本民眾對敦煌的認知。

在日本，經常會舉辦關於敦煌文物和文獻的展覽。

各類文學藝術樣式，也常以敦煌為主題。

比較著名的有井上靖長篇小說《敦煌》和同名電影，日本舞蹈家花柳千代的舞劇《大敦煌》等。

日本還是研究絲綢之路音樂的第一個國家。

這些都增加了敦煌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聖感，所以，到敦煌的境外遊客中多半是日本人，他們的態度也最虔誠，是帶著文化朝聖心理前往敦煌的。

很多國人可能無法理解，日本為何如此看重敦煌和敦煌學？在我看來可能有幾個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尋源。

我們知道，日本在公元七世紀發生的大化改新，是一場中國化運動，當時的改革藍本即唐朝文化，此後一千多年間，在日本有一種普遍的中國文化崇拜心理。

敦煌月牙泉。

敦煌鳴沙山。

敦煌在唐朝和五代時期是西域重鎮，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

宋、元以後，由於種種原因敦煌漸趨荒涼，但卻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文獻和文物，對日本作尋根式的歷史文化研究來說，這是一塊絕佳的歷史現場。

可看來，日本對敦煌這一文化遺產的研究，研究的不只是敦煌，而是對自己文化源頭的追溯與研究。

此外，敦煌文化不只是絲綢之路的代表文化，融合了東西方各地區、民族、宗教的文明，而且敦煌對文化的這種開放與融合的態度，與日本從大化改新到明治維新的文化態度是不謀而合的。

日本研究敦煌文化還是個目的，就是期望從這種兼收並蓄的文化和文明方式中獲得啟示。

這也是日本一直對敦煌學保持著旺盛的研究激情的一個重要原因。

日本佛教宗派西本願寺的精神領袖大谷光瑞。

當然，日本看重敦煌，與日本早年對中亞的政治和軍事夢想有關。

這從日本佛教宗派西本願寺的精神領袖大谷光瑞，從1902年開始，前後歷時12年，組織的對中亞的數度探險就能看出來。

大谷也是一位政治活動家，他的探險隊雖以追尋佛教遺蹟、收集佛教經典為主要目的，但對中亞進行地理和人文了解也帶有一些政治目的。

竹下登有一句話，講出了很多日本人的心聲：「我們日本人所以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激動不已……」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有一句話，講出了很多日本人的心聲：「我們日本人所以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激動不已，是因為這種文化至今仍強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我們從日本對敦煌學這一文化遺產的研究歷史，就可看出日本人對文化的開放、包容和保護，這種對文化遺產敬畏的態度與研究的重視，是值得國人學習的。

如今很多中國學者，談起絲綢之路、談起敦煌學，仍把它視作是和徽學一樣的地方學，這也可以說是對絲綢之路和敦煌學最大的誤解。

敦煌學從一開始，就是一門國際性學術，是世界性的。

因敦煌文物保存在英、法、俄、日等多個國家，使很多國家都建立了穩定的敦煌學研究機構，有了可以傳承的研究人員。

這使敦煌學的治學方法一直保持著兼收並蓄、融匯中西的方式。

敦煌學涉及宗教、歷史、地理、民族等多學科知識，所以研究敦煌的學者也多是跨學界的。

可以說，形成這樣一種國際學術的局面，與1900年道士王圓籙對藏經洞經卷的發現、保護和流散都有關聯。

這雖是中國學術的一段「傷心史」，但對敦煌學來說，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敦煌學能形成這樣的國際局面，是一種歷史機緣。

從王圓籙這個奇怪的名字，或許可得到一種啟示，「籙」字在漢語中的意思就是「天賜的神秘文書」，「圓籙」之意，可理解為是使這些神秘文書獲得一個圓滿的結果。

然而，幾十年來我們對這位敦煌經卷的發現者王圓籙，卻一直沒有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這是讓人驚異的。

余秋雨在《道士塔》中完全不顧歷史史實，對王圓籙極盡貶損之詞。

在這方面，表現的最無知的所謂文化學屬當屬余秋雨，他在《道士塔》中完全不顧歷史史實，對王圓籙極盡貶損之詞，什麼「目光呆滯，畏畏縮縮」「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等等。

我想只要對敦煌學的歷史進程有所了解的人，斷不會對王圓籙做出這樣的斷語。

這篇文章對公眾理解敦煌學，也造成了極大的誤解與障礙，只要一說起敦煌學，就是文物的流失與索回。

而對這些文獻和文物對中國文化有何價值，毫無認知。

如同瑞典的斯文赫發現樓蘭古城那樣石破天驚，如果沒有王圓籙的發現，敦煌學能否存在還是一個問題。

當清朝舉國的學者和官員在王圓籙發現敦煌經卷的7年里，都沒認識到它們的價值時，我們又能要求王圓籙做到什麼？在我看來，對王圓籙的重新評價，無論對於敦煌學，還是對於絲綢之路的申遺，都是一個重要問題。

世界文化遺產，保存的是人類對於文明的集體記憶。

它代表了我們對敦煌學成為國際學術的一種態度，是開放包容，還是狹隘短視。

絲綢之路和敦煌學在今天，其實給人們最大的啟示，就是當年敦煌文化的開放與包容。

如果連它的發現者王圓籙。

都無法獲得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我們又怎能期待那些申遺成功的文化項目，能給民眾帶來什麼呢？

所謂世界文化遺產，保存的是人類對於文明的集體記憶，它的文化價值與意義，也正因為它不分民族和地域，為全人類所共享。

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包容、文明和共享的心態，我們也絕難在世界文化遺產的研究中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