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魯番法制文書語言研究成果豐碩

在我國敦煌和吐魯番發現的大量文獻中，法制史料成為研究十六國至唐宋時期中國法制史的第一手資料。

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法制史料內容非常豐富，分為十大部分，有律、制敕文書、啟奏、牒、券契、遺言文書、過所、判（判集、判例）等。

其中，法制語言研究被認為是比較獨特的一個門類。

今年7月，由西南民族大學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所所長王啟濤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敦煌西域所出法制文書語言研究」結項成果被評為「優秀」，並被譽為「形成了研究敦煌吐魯番學新的風貌」。

法律語言具有代表性

敦煌文書語言研究早期主要關注俗文學作品領域，比如故事、小說、詩歌等，後來擴展到對佛經中用字用詞的研究。

十餘年前，王啟濤就關注到法制文獻的語言特點。

他認為，完整的漢語史研究，應該在專人、專書語言研究和斷代研究的基礎上，加強對體裁語言的研究。

「屬於同一體裁的文獻，往往具有相同的語言特徵，形成一個語言聚合，而傳世和出土文獻基本上都屬於不同的體裁範圍。

所以，通過體裁語言的研究，可以彌補專人、專書語言和斷代語言研究的不足，克服對語言現象認識的單一、片面的弊端。

在體裁語言中， 法律語言尤其具有代表性。

」

王啟濤結合長期從事敦煌吐魯番法制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優勢，於2011年主持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敦煌西域所出法制文書語言研究」，並獲准立項。

但由於敦煌吐魯番文獻大多是寫卷而非刻本，其撰寫者、抄寫者和閱讀者遍布社會各個階層，這些文獻的俗體、別體、訛體滿紙，方言土語、文言雅語、術語套語數不勝數，加之時代久遠，朽爛殘泐甚多，造成了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使用的辨識難、詮釋難、綴合難等問題。

研究有五大突破

王啟濤對敦煌吐魯番法制文獻進行了分類，並歸納了各個類別的特點。

法製法典語言的特點為，雅正深厚、條理清晰、通俗易懂、言簡意賅；執法者語言的特點是，莊重嚴肅、簡潔明了、疑問句多、有條有理、樸實無華；契約和社條語言的特點有，嚴厲逼人、雅俗共賞、簡潔明了、追求真實、條理分明；控辯語言特點有五，禮節性、真實性、簡潔性、條理性、通俗性。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張晉藩認為，該研究的突破性在於：第一，突破語言研究以語音、詞彙、語法為對象的傳統做法，而是從語言使用的角度，把法制語言分為法典語言、執法者語言、控辯語言、契約和社條語言，這樣做更有利於揭示語言在實際使用中的不同風貌。

第二，突破傳統語言研究以專人語言、專書語言和斷代語言為研究對象的模式，而是從體裁語言的角度進行研究，因為實際生活中的語言都可以劃入不同的體裁，所以從風格學、文體學和修辭學角度對這些語言類型進行研究更能揭示語言的實質。

第三，將法制文獻的範圍擴大到敦煌變文、詩歌、小說等領域，因為這些文學作品往往說十六國唐宋之事、述十六國唐宋之史，是研究十六國唐宋法制史和漢語史的寶貴資料。

第四，從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兩個維度研究法制文獻雅俗共賞的性質。

第五，對敦煌吐魯番法制文獻中困擾學界的疑難詞語進行考釋。

掃清敦煌法制文書研究「語言攔路虎」

事實上，敦煌法制文書研究已有百年歷程，凝結了我國幾代學人的心血和汗水。

王永興、唐耕耦、劉俊文、楊廷福等學者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其中的疏漏、訛誤進行補正，進一步開展研究，頗有建樹。

而這項敦煌西域所出法制文書語言研究將會為其內涵研究作出很有意義的貢獻。

武漢大學歷史學教授朱雷專攻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數十載。

他認為，「二十四史的編撰受到官方重視，但由於編撰者的時代背景、階級層分以及個人偏好各異，對原始史料作了大量的再加工，而敦煌吐魯番文書更大程度地保存了史料原貌，史料價值非常高。

」具體到敦煌法制文書，完整或部分地保存了今傳本唐律、律疏和已散佚的唐代令、格、式等，雖然在敦煌遺書中所占比例較小，但是真實記錄和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時期中國西部社會經濟活動，為研究唐律疏議、研究中國法律制度的演變與發展提供了珍貴史料。

長期從事敦煌文獻學與語言文學研究的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黃征告訴記者，讀通讀懂敦煌吐魯番文書，第一步就是要解決「語言」這個「攔路虎」，先對文書進行校錄、整理，考證詞語、解釋，弄清楚語法、修辭，然後才能深入研究內容。

學者表示，該項成果對敦煌西域法制文書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深入研究，挖掘了中國古代的法制理念和優良傳統，展示了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法文化，對於今天的法制建設和「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記者 霍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