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規矩鏡：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圖式

銅鏡作為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具，在齊家文化時已經留下了了痕跡。

銅鏡發展史跌宕起伏，先後經歷了三個高潮期：到戰國出現了第一個高峰期，兩漢為第二個高峰期，隋唐則為第三個高峰期。

後因玻璃的出現而被逐漸替代，直至絕跡。

銅鏡的正面用於照面，而背面往往飾有各種各樣的圖案紋飾和銘文。

這些美麗奇特的圖紋和內容豐富的銘文，與時代的藝術創作緊密相連，和社會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為我們了解和研究當時社會的政治制度、文化藝術、科學技術、民風習俗等，留下了極為寶貴的歷史資料。

兩漢銅鏡不但蘊涵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而且還具有極高的工藝美術價值。

其圖案紋飾、銘文內容、製作工藝、藝術風格，無不反映和體現了這一時期雄渾大氣的時代氣息和博大精深的藝術手法。

研究兩漢銅鏡文化，不但可以根據當時的歷史典籍等資料，採取圖像學和文獻學相結合的方法來進行論證和考據，而且還可以結合鏡銘、榜題來詮釋、剖析圖案紋飾的歷史面目和文化內涵。

本文主要談談漢代規矩鏡中蘊藏的某些文化內涵。

漢代規矩紋是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圖式

漢代規矩鏡博大精深，它中的T、L、V圖形符號，因其形似我國神話傳說中的創世之神伏羲、女媧手持的用於規天矩地的工具——規矩，故早在上個世紀之初，即在日本學者原田叔人編撰的《泉屋清賞》中被稱為「規矩紋」。

規矩之名，起源甚早。

《史記·龜策列傳》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的記載;《淮南子》曰：「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

根據紋飾形象，結合中國的文化傳統，以古代名物為銅鏡命名的方式，還是比較符合國人的傳統意識和文化心理的，故規矩鏡的命名經樑上椿先生介紹傳入我國後，即被國內學界接受並沿用至今。

然而，這一命名並非定論。

如原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周錚先生，根據新莽時期的四神規矩鏡拓本上有「刻具博局去不祥」的銘文，認為：「這說明鏡中的所謂『規矩』，確乎是一具『博局』。

……『博局』是新莽時期鑄在鏡背上的名稱，不是後人強加與的，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依此鏡銘，將『規矩鏡』改稱為『博局鏡』。

」這一觀點很快被學術界和銅鏡收藏界所採納，以後就逐漸以博局鏡之名來替代規矩鏡了。

由於這類圖形符號也曾作為漢代的天文用具——日晷上的裝飾圖案，也有學者提出，應該把這類圖形符號稱為「日晷紋」。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先生，根據先秦雜家著作《尸子》中的一條佚文「八極為局」，提出：「『局』即博局，這是說博局上有『八極』的形象。

」李先生經考證文獻認為，「八極」為天地的邊際，實是指支撐天宇的八座山，是天地間的維繫。

據此，他認為，「TLV」紋如果要找一個有典據的詞代替，似乎最好叫做「八極紋」。

規矩紋、博局紋、日晷紋、八極紋，這種種命名顯示，這種形似規矩、看似普通的圖形符號實際上代表著天地的框架，是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圖式。

新莽 「博局去不祥」四神規矩鏡

規矩鏡的幾種形式和流行年代

曾被命名為規矩紋的T、L、V圖形符號，根據目前已知的資料，最早出現在河北平山戰國時期的中山國王墓中出土的石雕板中;而作為銅鏡的裝飾圖案，則始現於西漢中期的蟠螭紋鏡中;爾後，在新莽及其前後時期流行的四神、禽獸或元氣紋鏡中，卻成了最常見的裝飾圖案。

兩漢時期流行的規矩鏡中，已經出現了較多的國號銘文，例如：漢、大漢、漢家;新、新家等。

根據現有的資料，還發現了較為罕見的紀年銘文，如「永始二年五月」(公元前15年)、「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始建國天鳳二年」(公元15年)等。

我國的銅鏡研究者通常把規矩紋劃分為三種形式：一種是T、L、V三種符號齊全的組合，稱之為規矩紋。

其中較早時期的這類規矩鏡中，有極少數的L、V形符號之間是飾有銘文的。

一種是T、L、V三種符號缺少其中之一或之二的，稱之為簡化規矩紋。

一種是T和L、V三種符號之間以細圈或銘文帶間隔的，稱之為間隔規矩紋或圈帶規矩鏡。

根據對這些帶有國號和紀年銘文的銅鏡的形制、圖案、書體和辭句內容的分類排序和比較分析，再結合那些帶有「新」朝國號、可以確定為新莽銅鏡的比對和出土資料的相互印證，可以發現，那些帶「漢」朝國號的銘文鏡，西漢晚期鑄制的可能性較大。

那些銘文書體較為規範的簡化規矩鏡和間隔規矩鏡，其流行時段通常也應該是在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

而極少數新莽後期的規矩鏡，會存在缺筆、減筆和錯別等諸多現象。

至於東漢時期的許多規矩鏡，大多是紋飾線條較為粗率，銘文排列比較稀疏，存在缺筆、減筆、反書、簡省、假借和錯別等種種現象。

在對規矩鏡的排序比對中，我們似乎可以發現，早期的規矩鏡中好像還沒有普遍確立天圓地方的觀念，因為這些較早時期流行的規矩鏡中，不少是圓形鈕區的布局格式，而非方框鈕區。

漢代規矩鏡中天圓地方觀念的真正確立，或許應該是始於尚方鏡。

這種出自西漢晚期，由朝廷的尚方機構精心設計和尚方官工精工鑄制的規矩鏡，具有基本統一的形制格式，即：鈕區或方框，或方框中飾十二枚乳釘間地支銘文代表大地;飾有T、L、V形符號、八枚乳釘和四神配置的祥瑞圖案等紋飾構成的圓形的主區及外形，則代表天;邊區通常飾以雲氣飄忽的流雲紋等。

尚方御鏡的這一基本形制和圖案配置格局，應為當時流行的四神規矩鏡的官頒定製，而這一制式也因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為當時的一些民間鑄鏡作坊所仿效。

規矩鏡中的四神與天象

濫觴於西漢晚期，流行於新莽時期，由朝廷的尚方機構製作的形制規範的四神規矩鏡，不但蘊含著古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而且還承載著當時流行的天象觀等各種社會意識形態。

所謂四神，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

在製作規範的四神規矩鏡中，四神的排列應該是有其固定方位的。

《禮記·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

」可見，四神的方位排列還關係到古代的禮儀制度。

再結合地支銘文來觀察，就會發現，規矩鏡中排列規範的四神方位應該是：青龍在東方的寅位;玄武居北方的亥位;白虎待西方的申位;朱雀列南方的巳位。

而這樣的方位排列，與古代天文學中四神方位的排列是相一致的。

古人通過對天象的觀察，選擇了黃道(太陽和月亮)、赤道附近的二十八顆星宿作為坐標，稱二十八宿，又稱作四象。

並把它們按日、月運動的方向自西而東排列組合，以每七顆為一組，分為四組。

古代的星象家們又藉助於豐富的想像，把東方七宿看作是一條龍，把北方七宿看作是龜蛇相纏的玄武，西方七宿為白虎，南方七星為朱雀。

這就是古代天文學中的四象之說和規矩鏡中裝飾的四神圖案之由來。

《三輔黃圖·漢宮》曰：「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王者制宮闕殿閣取法焉」。

可見，四神不但為上天指派的執掌大地四方之神靈，而且其所列之方位還是封建帝王們建造宮殿建築必須效仿的典範。

綜合起來看，規矩鏡的外圓代表著天;中間的方框和由地支銘文相結合的鈕區表示大地;由T、L、V形符號組合而成的所謂規矩紋則是維繫天地的框架，為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圖式;而居於宇宙之中，具有固定方位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則是上天二十八宿的化身，又是執掌大地四方之神靈;四神規矩鏡中還有「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順陰陽」之類的銘文，顯示出它們能為百姓降福納吉，帶來祥瑞。

這是一個多麼美麗動人而富有想像力的天上人間和諧相處的美妙世界，受到當時人們的普遍喜愛也就不足為奇了。

難怪四神規矩鏡能夠在西漢晚期、新莽時期乃至東漢時期的較長時段內得以流行。

規矩鏡中的神靈崇拜

在漢代流行的規矩鏡中，除了飾有常見的四神、五靈等圖案外，其中往往還配置有伏羲、女媧、蓐收、句芒、辟邪、蟾蜍、羽人、西王母、三青鳥、九尾狐、三足烏和玉兔搗藥等各種神靈異獸的祥瑞圖案。

所有這些，都體現了古人萬物有靈的觀念，是漢代人神靈崇拜和祖先崇拜等意識的具體反映。

伏羲、女媧是華夏民族的祖先神。

而規矩鏡圖案中，伏羲、女媧的雙手往往捧著中有金烏的日輪和內有蟾蜍的月輪，表現了古人的日月崇拜和當時流行的陰陽觀念。

西王母是與天齊壽、長生不老的象徵。

而從上述的文獻記載和遠古傳說中可知，三青鳥、三足烏、九尾狐與西王母的關係相當密切：三青鳥是為西王母取食的，三足烏是西王母的使者，九尾狐則是專供西王母傳喚役使的。

蟾蜍相傳是姮娥的化身。

至於規矩鏡所飾的人首獸身的靈怪，則應是少昊之子蓐收。

在古代神話傳說中，句芒是掌管人間壽命和禍福的東方之神，人首鳥身。

規矩鏡中的仙道思想

秦漢之際，修道成仙之風日盛，而這類仙道思想在流行於同一時期的規矩鏡中也多有反映。

規矩鏡通常是從兩個方面來體現仙道思想的具體內容的：其一是圖案紋飾，其二是銘文內容。

或許是因為傳說中的西王母掌管著不死之藥，所以西王母在漢鏡中就被當作長生不死的偶像裝飾其中。

在尚方御鏡等規矩鏡的西南方位，往往飾有騎鹿而行的羽人。

羽人乃得道成仙之人。

而鹿、麒麟為祥瑞之獸，通常被認為是仙人的坐騎。

漢鏡中多有「上大山，見神人，食玉英，飲澧泉，駕交龍，乘浮雲」、「上有仙人持芝草，渴飲澧泉飢食棗，壽敝山石西王母」之類的銘文。

這也應該與當時人崇尚修道成仙、嚮往長生不老的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規矩鏡中的辟邪文化

鏡辟不祥，以鏡辟邪，是二千多年以來一直沿續，併流傳至今的我國傳統民俗和文化信仰之一。

銅鏡的辟邪功能，在古代典籍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均有著較為神奇的傳說和非常廣泛的記載。

西漢劉歆在《西京雜記》中記載秦始皇時咸陽宮中的一面銅鏡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通明。

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

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

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知病之所在。

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

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鏡子能夠照到「腸胃五臟」和「病之所在」，又能照見「邪心」，這或許是最早出現的關於以鏡辟邪的神奇故事了。

銅鏡作為喪葬習俗中的辟邪，也是其功能之一。

《漢書·霍光傳》曰：「光甍……賜……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縱木外藏槨十五具。

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

」服虔注曰：「東園此處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斂並蓋之」。

南宋周密《癸辛雜識》說：「世大斂後，用鏡懸棺，蓋以照屍取光明破暗之義。

」銅鏡中還有「百鍊作鏡，八卦象備，衛神帝命，永鎮陰精」的銘文。

可見銅鏡在古代葬俗中不但具有「取光明破暗」的功能，而且還有「永鎮陰精」的辟邪作用。

銅鏡又是驅邪照妖的法寶。

後漢郭憲《洞冥記》載：「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

元封(公元前110～105年)中有隻國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

」晉葛洪《抱朴子》云：「道士以明鏡九寸懸於背，老魅不敢靠近。

若有鳥獸邪物，照之，其本形皆現鏡中。

」難怪古代修道煉丹的道士們，總是鏡不離身，將其作為護身的法寶。

上述這些具有辟邪功能的銅鏡，不一定都是規矩鏡。

而漢代流行的四神規矩鏡則具有更為神奇的辟邪功能。

此類銅鏡中就有「刻鏤博局去不祥」的銘文，可見規矩鏡中的「博局紋」就可以「去不祥」。

四神規矩鏡中往往有「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順陰陽」之類的銘文，可見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的方位排列，就包含著順應陰陽的規律而具辟除不祥的效能。

規矩鏡所飾的四神中，龍、虎作為猛神，用來鎮宅、辟邪、除不祥，是早在漢代就已形成的民間習俗。

皇家製作尚方鏡

王莽執掌朝政的西漢晚期及新朝時期，流行一種「尚方」銘文鏡。

其銘文通常有「尚方御鏡」、「尚方作鏡」和「尚方佳鏡」這三種內容。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有六丞。

屬官有……黃門、鉤盾、尚方、……。

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 由此可見，「尚方」是秦時朝廷所設的「少府」所屬機構，漢時沿用。

顏師古注曰：「尚方主作禁器物」。

尚方鏡是朝廷尚方機構參與銅鏡鑄制的實物資料，在銅鏡發展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

尚方鏡中以尚方御鏡最為典型。

其為四方八區的格局，通常是四方配置四神等圖案與規矩紋。

尚方御鏡的紋飾配置相對統一，圖案排列較為規範，銘文書體比較規整，是尚方鏡的官頒標準形制。

從尚方御鏡基本統一的形制和「漢」、「新」國號銘文，可見其應該流行於王莽執掌朝政的西漢晚期至新朝時期。

對於尚方御鏡，不能像後世那樣理解成宮廷或皇室專用鏡。

將「作鏡」稱為「御鏡」，是王莽時期尚方鏡的特用詞，是「作鏡」的典雅說法，正如同一時期的「尚方作鏡」一樣。

一如博大精深的漢代規矩鏡，中國古人留下的還有多少的未知之謎等待後人去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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