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朝華：金石學書目略說

2020-12-20

文章推薦指數： 80 %

投票人數：10人

【摘要】這篇文章是對金石學書目的簡單梳理，目的是讓能夠讓學習這門學科的人，通過必要的書目找到合適的路徑儘快入門。

【關鍵詞】金石學、書目

一、關於金石學的名稱

「金石」二字古雅、深沉、神秘。

「金石」二字最早是指樂器，後來秦始皇的記功刻石中提到的「金石」才確切指的是文字載體。

漢代及南北朝是金石學的濫觴期，蔡邕在《銘論》里提出：「物之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代表了學者們對「金石」的進一步認識。

到了宋代，學者們開始把「金石」用在著錄的名稱上，如趙明誠《金石錄》，此時的「金石」概念含義開始轉變。

從明末至清，學者們通過對金石資料的整理，把「金石」推向了高峰，「金石之學」也應運而生。

近代第一個提出金石學定義的是馬衡，馬衡在《凡將齋金石叢稿》中提出：

「金石者，往古人類之遺文，或一切有意識之作品，賴金石或其他物質以直接流傳至於今日者，皆是也。

以此種材料做客觀的研究以貢獻於史學者，謂之金石學」[1]；

此之後的學者們陸續也對金石學提出了定義，如朱劍心：

「按金石之學，實為研究中國三代以下古器物文字之學......」[2]；

施蟄存先生認為：

「金石刻文字相當於西方的款識（Inscription），故此認定金石學可以用清人發明的「款識學」來定義」[3]；

1987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的定義是：

「金石學，中國考古學的前身，近似於歐洲的銘刻學，它是在尚未進行的情況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銅器和石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問，偏重於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希圖達到正經補史的目的」[4]

現代學者通過金石學的發展的脈絡，把金石學的發展過程總結為「中國金石學濫觴於兩漢，蘊釀於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成熟於兩宋，中衰於元明，復興於清代並達到全盛，民國後逐漸融入於考古學」。

根據金石學的發展脈絡，整理一下金石學的主要書籍，對金石學的入門及研究是很有幫助的。

以下就是對金石學書目的簡單梳理。

二、歷代金石書目概況

清代潘祖蔭說：「鐘鼎彝器之學萌芽於漢，昌於宋」[5]；清代羅振玉說：「考古金文字金文字，肇於兩漢......下逮天水之世有專書著錄」[6].兩漢及南北朝濫觴醞釀時期有兩部著作比較有代表性，一是漢代的《說文解字》，作者許慎是一位古文字學的專家，他在寫《說文解字》的時候，就已經很重視來自青銅器的銘文了，許慎在《說文解字》的自敘中說：「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另一本著作是南北朝時期的《水經注》，作者酈道元在介紹全國山川河流的同時，對水道流經兩岸的城鎮、古城址、墓葬、祠廟、寺觀、石窟以及碑碣等都做了詳細的記述與考訂。

金石學家葉昌熾說：「水經注錄漢碑，所以博異聞，證古蹟，非著錄也。

」根據粗略統計《水經注》全書共紀錄了碑302處，石闕、石獸、石鼓等16處。

[7]

清代王國維說：「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一盛於宋」[8]。

兩宋是金石學的成熟期，這期間出現了我國最早的著錄、考釋青銅器的專著，是北宋學者呂大臨的《考古圖》。

此書刊刻於北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

宋代在呂大臨的《考古圖》以外，還出現了一大批較有影響的金石學著作，如王黼《博古圖》、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王俅《嘯堂集古錄》、黃伯思《東觀餘論》等。

這些著作分別從著錄、摹寫、考釋和評述四個方面對歷代的金石學資料進行了研究，不但總結出了一套比較嚴密的方法，並且保存了大量的古代金石資料。

經過元代、明代金石學的調整期，金石學在明朝末年至清朝初時期有了恢復並提高。

這個時期的代表書籍是，顧炎武《石經考》、《求古錄》、《金石文字記》；黃宗羲《金石要例》；萬斯同《漢魏石經考》、《唐宋石經考》、朱彝尊《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李光暎《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杭世駿《石經考異》等；專門研究和集錄金石古文字的書籍，如閔齊伋《六書通》、佟世男《篆字彙》、汪立名《鐘鼎字源》等；就某一通碑進行專門考證的書籍，如周在濬《天發神讖碑考》、汪士鋐《瘞鶴銘考》等。

在清代的乾嘉道時期，由於人才成長和財力的充盈，官府開始組織人力大規模的的編寫金石學書籍，如以《西清古鑒》、《西清續鑒》甲、乙編、《寧壽鑑古》，這「四鑒」共著錄了內府收藏的青銅器4000餘件，在著錄數量上遠遠超過了《宣和博古圖》等前人的著作。

這些書籍存在的問題是青銅器的偽器混雜其中，銘文的摹寫有失真的情況。

清代推動金石學達到鼎盛的重要學派是「乾嘉學派」，其學派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兼治金石學。

其著作也帶有明顯乾嘉學派注重考據的特徵，廣泛的徵引前人的著錄和題跋。

這一時期側重研究和集錄金石古文字的書籍，如王昶《金石萃編》、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趙紹祖《金石文鈔》、劉喜海《清愛堂家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吳東發《商周文拾遺》、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嚴可均《鐵橋金石跋》、吳式芬《捃古錄金文》、《陶嘉書屋鐘鼎彝器款識》、吳大澂《愙齋集古錄》、《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吳雲《兩壘軒彝器圖示》、劉心源《古文審》、《奇觚室吉金文述》、陳介祺《簠齋吉金錄》，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識》等；

側重研究和考釋彝器器型、銘文的書籍如劉喜海《長安獲古編》、曹振奎《懷米山房吉金圖》等。

石刻學方面的研究書目如孫星衍《環宇訪碑記》、孔昭薰《至聖林廟碑目》、劉寶楠《漢石例》、吳鎬《漢魏六朝墓誌金石例》、王念孫《漢隸拾遺》、徐堅《西京職官印錄》、潘祖蔭《攀古樓藏器目》、楊守敬《環宇貞石錄》、李佐賢《石泉書屋藏器目》等。

側重研究地方金石志和斷代金石志的書籍如翁方綱《兩漢金石錄》、《粵東金石備》，畢沅《中州金石記》、《關中金石記》，阮元《兩浙金石志》，阮元、阮畢和纂《山左金石志》，嚴觀《江寧金石記》、《江寧金石待訪目》，孫星衍《京畿金石考》，朱楓《雍州金石記》，段松苓《山左碑目》，夏寶晉《山右金石錄》，段嘉謨《武功金石一隅錄》，劉喜海《金石苑》等。

側重古陶、瓦當、印璽、銅鏡、錢幣等方面研究的書籍如朱琰《陶說》、瞿中溶《奕載堂古玉圖考》、《集古官印考》、《集古虎符魚符考》、朱楓《秦漢瓦當圖記》、程敦《秦漢瓦當文字》、汪啟淑《漢銅印叢》、袁日省《漢印分韻》、吳大澂《古玉圖考》、《權衡度量實驗考》、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吳式芬和陳介祺和纂《封泥考略》、陸心源《千甓亭古磚圖釋》、吳隱《遯庵秦漢瓦當存》、周季木《季木藏陶》、劉鶚《鐵雲藏陶》、錢泳《唐賜鐵券考》、戴熙《古泉叢話》、金錫鬯《晴韻館收藏古泉述記》、倪模《古今錢略》、李佐賢《古泉匯》、鮑康和李佐賢合纂《續泉匯》等。

清末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60餘年這個時期，考古學逐漸傳入中國，隨著考古這門學科的發展，清末甲骨、簡牘、敦煌這三大考古發現，成為了金石學家們遨遊的新海洋。

而這個時期最引人矚目的一部著作就是葉昌熾的《語石》，葉昌熾在自序中說：「後進來學，亦間有樂予之樂，而苦於入門之無自，因輯為此編，以餉同志。

上溯初古，下迄宋元，元覽中區，旁征島索，製作之名義，標題之法凡，書學之升降，藏棄之源流，以逮摹拓裝池。

軼聞瑣事，分門別類，不相雜廁，自首至尾，可析可並。

既非歐、趙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考釋，非輯錄，但示津途，聊資談圃，藏身人海，借瑣耕奇，若言纂述，則吾豈敢？」葉昌熾的《語石》不但夯實了金石學的基礎，還為金石學開闢出了新的天地。

不但後人相關著作很多都以《語石》為依歸，一些大型的圖書館的石刻分類亦根據《語石》的體例，如潘景鄭先生在《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石刻分類目錄》中就曾說：「參取葉氏《語石》類次，而補其所未備」。

可見《語石》對金石學界的影響之大。

正因為《語石》一書具有分水嶺、里程碑式的意義。

和《語石》有關的論文及書籍隨著時代的進步也慢慢發展了起來，如1994年4月出版的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1995年12月出版的韓銳著《語石校注》等。

《語石校注》的前言評價《語石》「作為醞釀了數百年的一門學科，它終究還是等待著一部總結其成果，闡明其學理的通論性著作問世。

這樣的著作果然應運而生了，它便是清末學者葉昌熾的《語石》」，而韓銳先生的《語石校注》一書的任務也如該書前言所說：「便於初學者入門，或者說是力圖使《語石》這部名著獲得更多的讀者。

」，至今《語石》、《語石校注》依然是金石學教學和此類學科學者們必備的工具書。

隨著金石學的發展，金石學的書目以及歷代的金石學家也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如容媛《金石書錄目》就記錄了存世的金石學書目977部，金石學家545人。

該書對清以前的金石學著作和學者進行了很好的總結。

這個時期概論金石學的著作也相繼問世。

如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朱劍心《金石學》、陸和九《中國金石學》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60餘年，在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的金石學方面的書籍，不但大多把歷史上的金石學相關的重要書籍都重新出版。

新的書籍和研究成果也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

側重甲骨文研究的如郭沫若《卜辭通纂》、《殷契萃編》、王國維《觀堂集林》、羅振玉《殷墟書字的筆契考釋》、《殷商於年應貞卜文字考》、《殷虛書契菁華》、劉鶚《鐵雲藏龜》、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等。

側重青銅器全面研究的如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編》、《頌齋吉金圖錄》、陳夢家《殷代銅器》、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中國青銅器研究》等。

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一書中首次系統的闡述了青銅器形制和紋飾的各種類別及其時代的特點。

在馬承源先生的《中國青銅器研究》一書中收錄他的《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一文，馬承源通過對青銅器紋飾的分析，進一步證明在青銅器研究領域，銘文、器形和紋飾三個方面必須綜合研究，不可偏廢。

側重海外流失青銅器搜集的如容庚《海外吉金圖錄》、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錄》等。

清末至民國，隨著國運的衰敗，不但國寶大量流失海外，中華文明的解釋權也有落入敵手的危險。

當時日本有個叫做濱田耕作的人在《泉屋清賞·總說》中，嘲笑中國的學者研究青銅器只是「依自來之傳說，比圖錄，信款識，依習慣而定其時代」。

容庚先生乃憤而為編《海外吉金圖錄》，從流落到海外的銅器中，選取若干重器重加研究，以確鑿的證據，針鋒相對地指出濱田「將多數之周器屬之於漢」，把《者鍾》的「隹戉十有九年」讀為「惟歲十有囗咊」，而不知中國學者在清末時早就識得「戉」就是「越」。

容庚先生譏道：「竊疑彼於吾國人著作尚未多窺，其識乃在『比圖錄、信款識』之下。

」在抗日時期，容庚先生以學術研究為武器，不但有力的回擊了外國勢力對中華文明的攻擊，還極大的振奮了我民族精神。

容庚先生在《海外吉金圖錄》序中說「民國以來，故家零落殆盡……軍閥構禍，國無寧歲。

關洛之民，困於飢餓，或掘墟墓，取所藏以救死，政府莫能禁，異邦之有力者，挾其多金，來相購取。

於是古器外流，遂如水之就壑……九一八之難作，乃蹶然起曰：宗邦重器，希世遺文，欲求印本而不得。

人方劫掠我文物，傾覆我國家。

吾不學為恥耳，乃效尾生之信，以翻印為恥乎？」，面對容庚、陳夢家等先生的這方面著作，學者們在研究和學習金石學的同時，又增加了一份警示和責任。

警示是不要讓文物流失的悲劇重演，責任是還有很多海外流失的文物沒有追討回來，後來的人要繼續努力把這些工作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