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視野下的中晚唐政治史研究

已故日本中古史學者谷川道雄曾感慨，儘管年輕學者在歷史細節的研究中已取得超過他們的成績，但和他們這輩曾為歷史分期論爭論得不可開交的學者相比，年輕學者對宏觀的歷史問題已經不感興趣了。

而在一個早已習慣以材料與選題為導向的研究時代，史家能否重新喚起那種久違的、對解決歷史問題保有極大樂趣與信心的情感，能否在對古代世界的研究中寄託歷史情懷？也許，這也是我們希望更多學術「清流」能出現的原因吧。

中晚唐政治史研究在過去十多年經歷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已成為中古史研究中最令人矚目的焦點之一。

這其中，包括大量中晚唐墓誌在內的新出石刻資料的刊布與整理，無疑是推動其發展的重要外因。

而新世紀以降，中古學界對「唐宋變革」這一命題的重新關注，以及學界自身逐漸意識到的亟待改變的重前輕後的唐史研究時段的不平衡，也很大程度地激發了學者對中晚唐的重新認識和深入考察。

不過更重要的原因還是，一些優秀學人與高水平研究的出現，以其別開生面的研究方法和高屋建瓴的研究格局，直接推動了學界對這一領域的重視。

陸揚的研究及其新進出版的《清流文化與唐帝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2次印刷）一書，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全書分上、下兩篇，除作為附錄的《西方唐史研究概觀》為學術史評述，以及下篇中《從墓誌的史料分析走向墓誌的史學分析》一文為針對魏晉南北朝墓誌整理成果的專業書評外，主體由七篇唐史研究論文構成。

其中大部分之前曾作為單篇論文刊載過，此次為集結成書，做了一定的修改擴充。

另有部分文章則是作者在此前研究基礎上的重新撰寫。

這些文章從最初發表到此次集結成書，幾近十五年，而作者對中晚唐歷史的思考，時間跨度則更長。

指出這一點，並非說明此書是十餘年來作者所撰寫唐史論文的匯集雜糅；也不僅僅表示這是作者在某個特定主題下對其以往研究進行條理整合的系統化展示；從筆者的角度來說，我更願意把它看作是一個連續而不斷深化的過程，一個展現作者思考脈絡的絕佳文本。

因此這篇書評的目的，就是以期望對這種思考脈絡的複述與評價，來重現作者心目中的中晚唐世界，同時探討這一思考對中晚唐研究的價值及對我們的啟發。

從研究範疇來說，《清流文化與唐帝國》（以下簡稱《清流》）一書可以被歸類於政治文化史的範疇（序論10頁）。

談到「政治文化」一詞，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作為作者導師的余先生在其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對「政治文化」所作的釋義。

余先生在其書的《緒說》中解釋到，「政治文化」相當於英文的「political culture」，大致指政治思維的方式和政治行動的風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緒說5頁）。

而其第二層涵義，則兼指政治與文化兩個互別而又相關的活動領域（緒說6頁）。

和余著的研究路徑相似，《清流》一書同樣採取了政治史和文化史交互為用的研究方法，即以政治史的視角處理權力結構及其實際運作，而以文化史的視角把握時代的種種觀念和理想，但並不對後者作孤立的處理，而是把它們和實際的政治生活聯繫起來作觀察（緒說6-7頁）。

《清流》一書所涉及的兩大主題——制度化內廷的出現與特殊的「文」，大致也是圍繞這兩個視角展開，並且互有關聯的。

特殊的「文」是《清流》一書中最重要的主題。

「文」是我們在討論中國古代的政治生活和群體時經常運用的一個概念，具體到唐代的研究中，一種是將「文」的概念限定在「文學」的範疇中加以討論，比如涉及文學體裁的古文與駢文，關於文學思想的古文運動、經學復興等。

另一種則是將「文」作為寬泛意義上的文化，這在歷史領域中運用得更多，有時也將其與「武」作為對舉的概念。

但在使用後一種「文」進行政治文化的研究時，我們對「文」的內涵則很少做分析。

因而看似可以利用「文」來解釋中古社會發展的很多歷史現象，但其實並不具有真正的解釋力。

《清流》一書中所指的「文」有具體的所指，它是一種特定的文學觀，並由這種文學觀指導了一種特定的文學實踐。

這種文學觀有別於我們今天對中古文學作品的評價，而是認為，評鑑文學創作的最高標準或文學的價值，必須要與「治術」結合在一起（290頁）。

用作者的話說，就是好的文字必須具有「體國經野」的政治功能，而優秀的文字工作者就是要運用「文」的手段、或發揮他「文」的才華，對實際的政治運作發揮作用並產生影響。

而實現這種最高的政治目標的文字就是在充分了知政治形勢下，通過文字恰如其分地實現政治的溝通，維繫政治的平衡或瓦解政治危機。

有關這種文學觀產生的過程，作者在書中並沒有展開詳細的討論，但據作者的分析來看，皇權的出現應是推動這一文學觀產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這一文學觀大約在武后、玄宗時代初露端倪，是武后創建新文治模式的重要手段，從這時起，文字的政治功用開始顯現出來、並且已經為政治精英所清楚認識了。

那麼，這種文字是以何種文學體裁表現出來，書寫這種文字的又是哪些人呢？作者指出，這種文學體裁就是以「詔書」為代表的各類表狀箋啟類應用文，它是中晚唐文學精英最在意、也是其眼中文學價值最高的一類文字。

而撰作這類文字的代表人物就是擁有草詔權的「詞臣」。

《清流》一書中有三篇文章——《上官婉兒和她的製作者》（以下簡稱《上官婉兒》）、《論唐五代社會與政治中的詞臣與詞臣家族》（以下簡稱《詞臣》）及《馮道的生涯》就是專門研究唐五代不同階段的代表性詞臣的。

《詞臣》一文是通過六方不同時期的詞臣墓誌，勾勒詞臣這一群體從武后時代到五代初期的發展脈絡。

其中可看出詞臣地位的逐漸上升，其在內外廷體系中職務轉遷的逐步制度化，以及其對自身身份認同感的日益增加。

此文同時也是一篇對此時代詞臣墓誌進行系統研究的文章。

作者一開始就明確指出詞臣墓誌的兩個特點：撰寫詳細，書寫質量較高。

因為這類墓誌大都由同時代的著名文臣撰寫，撰寫者對志主多半有很強的理解，在寫作時往往也會將自身的角色認同代入到寫作對象中（284頁）。

接著，通過六則不同時期的案例，作者展現了詞臣墓誌在書寫過程中的一些變化，比如對詞臣意義作出清晰定位的文字何時出現、其是如何成為評價詞臣的固定模式的（289頁）。

再進一步，作者也分析了詞臣墓誌撰者的寫作心態與他們試圖傳達給心目中讀者的究竟是何種意旨（299頁）。

而通過這類書寫，一種怎樣的輿論正在形成（288頁），它是如何引起人們政治心態變化、並潛移默化地改變政治文化的。

現代讀者在閱讀這類文字時，是否意識到了這些問題，有沒有忽視其中的微妙意旨或造成誤解，等等。

可見，作者不僅創造性地首次指出，文字書寫與唐代政治的關係、其所具有的影響唐王朝歷史進程的重大意義；還通過他對史料書寫意義的重新闡發與實踐研究，讓我們看到了歷史書寫對唐史研究的重要影響。

至於選擇上官婉兒和馮道這兩位引起古今中外史家反覆爭論、定評不一的歷史人物來進行重新研究，則並不是作者想在原有的闡釋框架下再去為兩者的身份或名聲進行辯護，而是要重新樹立一個真正有意義的評價體系。

這個評價體系是以唐五代當時人的政治文化理念、而不是後來者的理念為依據的。

作者指出，只有將上官婉兒與馮道置於上述所說的這一特殊的「文」與政治的關係中，對兩者的評價才是有價值的。

因為婉兒和馮道正是他們那個時代上述這種「文學觀」最典型的實踐者，以及唐五代政治文學精英眼中的楷模，這才是作者重新關註上官婉兒與馮道的意義所在。

當「文」與政治相結合，政治功用成為文學精英對「文」的核心認知，「文」也成為政治才能的一種主要的衡量標準；以「文」為途徑來推行的新政治模式，也通過制度與用人措施（比如「科舉」與「內廷制度」）弘揚這種理念時，一個新的精英群體及與之相關的文化也誕生了，這就是作者所說的「清流」與「清流文化」。

《唐代的清流文化》是全書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較為清晰地解釋了「清流」的定義、主要特點和意義。

在作者使用這個概念前，我們對在唐史研究中使用「清流」一詞還是極為陌生的。

其實正如作者在序論中所說，他也是近年來才開始採用「清流」和「清流文化」這些概念，並且，迄今也很難在英文表述中找到恰切的名詞、所以只能用自創的專有名詞來進行指涉（序論10頁）。

作者的這一為難恰恰說明，在對歷史現象的複雜性、以及追尋歷史內在脈絡這一點上，作者有相當的敏感和自覺。

「清流」在唐代文獻中出現過，因此它比其他概念更能反映唐人的真實認識。

但即使如此，這個出現頻度並不高、且對現代研究者而言並不具有不言自明含義的概念，也需要首先對它的內涵、特點進行充分的說明，才能用它來概括複雜多變的歷史現象。

也因此，它無法在另一種文化的體系下找到恰切的語彙來進行表達。

所以「清流」一詞對讀者而言雖然較為陌生，但並不是作者譁眾取寵的選用，而是精心考慮後的結果。

作者指出，清流並非一種制度上的身份，而是依託社會想像和政治成功所形成的一個為社會認知的群體，是實踐並認同上述「文」的功用和價值的政治精英。

這樣一來，作者的這一概念就勢必會與我們以往在討論唐代的政治文化精英時，所常用的舊門閥大族與新興士族的概念相碰撞。

後者是我們研究中古士族階層的一對慣用概念，也是我們在解釋「唐宋轉型」的身份變化時固有的一個論斷。

置於20世紀上半葉的學術史脈絡中來看，這一概念的提出第一次將對歷史發展的解釋從循環往復的朝代更替論中解放出來，並且也相當有洞見地注意到了，社會轉型必須落實到人的身份轉變這一核心問題上。

但是，諸多具體的實證研究業已指出，在唐代後半期，大族子弟在政治地位上並沒有明顯的衰弱跡象，而科舉所擇取的人才也並不全是新興士族。

此外，所謂的身份，是否就必然要落實到出身上，或者諸如同樣對「唐宋轉型」的身份變化有強烈意識的日本學者那樣，汲汲於從制度、法律、經濟層面挖掘其內涵呢？作者的視角顯然與以上兩者都不同，他首先指出，所謂的身份，未必一定要與出身或與制度掛鈎，它更多地還應該從社會認同的角度來進行考察。

至於史料為什麼會給人留下舊門閥大族與新興士族相對、兩者的政治地位會產生升降變化這種表面的觀感，則是因為人們沒有意識到，「清流」本身也是一個歷史概念，其內涵也會發生變化。

「清流文化」就其本質而言，並不只面向舊門大族、或者新興士族，只要認可並有能力的士人均可成為清流中的一員，所以唐代後期既有舊門、也有孤寒出身的清流成員。

但清流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也越來越呈現出排他性的傾向，比如越來越將「文」的能力看作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才華，並視之為政治能力的唯一標準。

這就導致了幾個現象的出現，比如產生了一批父兄子侄相繼為詞臣宰相的清流家族。

若如作者所說，唐代的科舉是一種承載「文」的意識、認可並塑造精英身份的機制的話（序論14頁），那麼這種以舉薦、溫卷為特色的唐代科舉，就是誕生清流家族的溫床。

同時，也正因為對「文」的政治價值無限拔高，及幾乎將其視為政治能力的唯一標準，所以繁劇的吏干型職位日益被排除在清流的選擇範圍之外，唯有「字人」之職才是清流士大夫最嚮往，並被作為一種「故事」而成為登廊廟的最優遷轉途徑。

所以從表面上看，清流反倒是呈現出了一種頗似魏晉時代門閥的特徵。

不管如何，文化機制與這種機制的內涵終究是兩個層面的問題。

作為一種文化機制，清流文化在唐後期與五代畢竟已顯示出了它無遠弗屆的力量，不僅影響了政治精英的價值觀與心態，而且實際影響了朝廷的用人政策，甚至向地方滲透，使唐後期藩鎮的僚佐成員也逐漸產生了清流化的趨勢，從而根本上支配了當時文化和政治的話語權（240頁）。

到了唐末五代，這一原本由皇權主導發展的文化機制，產生了實際的政治力量。

清流文化作為一種強勢的政治文化，在五代各王朝延續下來，並成為五代王朝統治模式中的核心政治文化。

而作為這種清流文化代表的馮道，能歷經五代諸朝而屹立不倒，其真正的意義也就在這裡。

以筆者之見，作者對「清流文化」內涵變化的條分縷析，其貢獻並不亞於提出「清流文化」這一概念。

如果說後者是目前最切近唐代後期政治文化發展內在脈絡的一個概括，那麼其解釋力的有效性就在於，這一概念是在特定的時空和文本語境中才獲得其確切的定義，才能發揮出它的解釋作用。

作者對其研究對象的這種「時空序列」感具有相當的敏銳與自覺，始終將其作為動態而非靜態的對象來進行考察，這從他對新出墓誌中詞臣與詞臣家族的分析順序來看就相當明顯，這是有意要尋求詞臣形成的動態過程（process）。

而巧合的是，對上官婉兒與馮道的研究其實也無意中構成了一組詞臣發展史的研究對照，因為他們分別代表了「文」與清流文化發展的一前一後兩個階段。

其實這種「歷史感」本應是史家應有的素質之一，但在我們當前的研究中，它卻很大程度地缺失了。

所幸的是，在《清流》一書中，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充分展現了這一「歷史感」，比如書中的另一個主題——制度化內廷的出現，雖然作者僅用了一篇論文《9世紀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領袖》（以下簡稱《宦官領袖》）來集中闡述這一問題，但卻精彩異常。

文章涉及的主人公，是唐後期政治生活中最為人詬病、也是最富戲劇性的一個群體——宦官中的兩名要員梁守謙和劉弘規。

作者利用傳世史料與石刻史料對這兩位宦官的生平事跡進行了重建，並以梁、劉二人的政治生涯為線索，將近百位與之相關的憲、穆、敬、文四朝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妥帖地置於一系列合理的敘事框架下，展現了一幅前所未有的9世紀唐代政治風貌的絢麗圖景。

從寫作風格上來說，這篇文章最為充分地展現了作者構建複雜歷史圖景的高超敘述能力，使讀者有回到歷史現場的身臨其境之感。

不過此文立論的意圖，並非只停留在通過復原梁、劉二位在傳世文獻中著墨不多的宦官的政治生涯， 或是單純呈現9世紀帝國上層政治的風貌。

若是要呈現，那也是要以9世紀宦官官僚在特定場合中動態生成的精彩圖景來揭示一個更重要的主題。

而且在作者看來，正是因為沒有注意到這一線索，導致了史家對於宦官群體的認識長期存在誤解。

此文給筆者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作者在文章最後特別拈出元和時代最著名的宦官吐突承璀，與所論的梁守謙、劉弘規二人作比較，可謂獨具慧眼的點睛之筆。

一方面，作者在兩唐書《宦者傳》「who’s in and who’s out」的表象記錄中，揭示了現實政治中的真相，是通過文本書寫揭示權力博弈的一個精彩案例。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是，通過兩者之間的比較，作者辨證地展示了內廷體制變遷的脈絡，即只有在與吐突這種代表舊體制下的「家奴」型宦官進行對比，梁、劉二人作為新興宦官的意義以及他們最終能取代吐突的秘密才得以體現出來。

這就是筆者在上文中說的，帶有「歷史感」的一種研究，即使是研究一個特定時期的群體成員，作者仍舊不會放過將其置於前後左右的時空坐標中進行考察、以期把握歷史發展脈絡的機會。

因此，雖然作者對憲宗時代以後的內廷宦官並沒有著墨，但從他的思路來看，這一內廷未來的發展其實早已在他的考慮之中。

我們也期望在這一思路下作者對文宗朝「甘露之變」的研究，能有機會儘快呈現在讀者面前。

以上，我們主要就《清流》一書的主題展開了一些討論，這裡來簡要談一下此書在史料運用方面的特色。

上文曾說過，以墓誌為代表的石刻史料的運用，是當前中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其學術意義也早已為大家所認可。

《清流》一書出版後，學界和相當多的讀者對作者運用墓誌等新出史料勾勒中晚唐政治文化的工作讚許有加，同時也將作者的工作置於近年來中古石刻史料層出不窮、刊布整理工作有序推進、學界熱點因之轉移的大背景下來看待。

實際上，作者本人也是近年來推動中古墓誌研究、並在方法論上提出有建設性意見的旗手之一。

通過碑誌來對傳世文獻進行考證辨誤、增訂史實當然是出土文獻最顯豁的功能，比如以《從新出墓誌再論9世紀初劍南西川劉辟事件》（以下簡稱《劉辟》）一文來說，其中引用《張氏墓誌》再次印證官修史書里所謂朝廷在劉辟事件中的軍事勝利得益於不設監軍純屬無稽之談（85頁），就屬於通過出土文獻訂正具體史實的表現。

而作者寫作此文本身，也是為了以新出土的諸方墓誌，來幫助澄清十多年前純用傳世文獻來解讀劉辟事件時一些模糊的歷史環節，從而使西川事件的面相得到更豐富的展現。

最明顯的當然是《宦官領袖》一文了，若沒有近年來《梁守謙墓誌》的發現，或者說，缺乏這類碑誌文獻，僅憑正史或私人撰作中的記載，顯然是無法勾勒梁守謙與劉弘規這兩位宦官領袖的生平軌跡的。

不過作者處理墓誌的能力與對墓誌價值的理解，並不僅限於上述補史的史料分析層面上。

《從墓誌的史料分析走向墓誌的史學分析》一文雖然是有關魏晉南北朝墓誌整理成果的書評，其實也是一篇系統探討中古墓誌價值與指導墓誌運用的方法論層面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就指出，墓誌作為一種具有自身獨特生命的文本，並不天生是證成某種已有假說的證據資料，即便它具有補史證史的實證價值，史家在面對它們時，也必須首先以一般文本理論來進行考察。

諸如墓誌語言的特性、體例、文本結構，及其作為一種書寫方式本身的演變；進而包括作者的創作語境、讀者的接受背景，相關階層的政治心態、價值取向；等等。

只有在此基礎上方可進一步深入墓誌之中，去窺測其中所隱藏的生命律動。

否則不僅實證研究很可能顯得薄弱蒼白，也無法真正體現出墓誌資料豐富多元的價值。

我們來看一下《清流》一書是如何展現作者上述認識的。

比如就墓誌語言特色來說，通過對《劉辟》一文中《韋羽墓誌》用典的解讀（79-80頁），與《上官婉兒》一文中《婉兒墓誌》排比句式的討論（269頁），作者在釋出墓誌所想傳達的志主在深陷濁亂的困境下，選擇自裁以明心志的意旨的同時，又結合具體的政治背景，巧妙地指出墓誌所真正掩蓋的志主的無奈或老道的處世立場。

可見，墓誌的用典與語言風格哪怕在我們利用墓誌進行實證研究時，也並非可有可無的裝飾，而是有相當豐富的意蘊的。

又如就體例而言，作者在《劉辟》一文中對《薛丹墓誌》的分析，特意指出此方墓誌為自撰墓誌，並將其放在唐代自撰墓誌的整體中進行考察，不僅更為深刻地表現了薛丹本人的性格特徵，也揭示了一個類似薛丹的重要的中晚唐新型文人群體的面相。

文筆平庸的上官婉兒墓誌，雖在具體的史實層面提供不了太多有效的信息，但在與其他相關撰述的反差對比中，我們可捕捉到墓誌撰作的用意及其時複雜微妙的政治背景，反倒有助於理解當時緊張的政治情勢。

梁守謙、劉弘規二位的墓誌與其功德銘及神道碑均有保留，雖然在史實信息與撰作主旨上，兩者並沒有太大的出入，但受體例與功能的制約，不同類型的碑誌史料在行文風格與側重點上仍舊會有不同表現。

並且，儘管主旨一致，但撰作者身份的不同，仍可讓人在體會這兩位宦官領袖性格特徵的同時，覺察出他們在當時朝野與輿論中的地位與形象。

比如劉弘規的神道碑是由李德裕這位個性孤傲的詞臣領袖為其撰作（89-90頁）；而梁守謙在選擇功德銘的撰寫者時，只是讓其副手楊承和撰寫，與先時權宦吐突承璀要求翰林學士李絳撰寫聖德碑而遭拒顯得截然不同（140頁）。

上文有關《詞臣》墓誌的討論，則更鮮明地展現了墓誌研究的多重視角。

總之，將墓誌視為一個具有獨立生命的史學研究對象，將墓誌的書寫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考察，《清流》一書所闡發的對墓誌資料價值的重新理解，以及其在實際研究中展現出的靈活多變的使用與理解能力，大大突破了傳統政治史的研究框架與範疇。

不僅是傳統上對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變得更為豐滿，也開啟了對政治心態及更廣泛意義上政治文化氛圍的探討。

上文主要就作者的墓誌運用情況談了一些大體的看法，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無意過度拔高墓誌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的價值。

從《清流》一書來看，其立論基礎還是更為系統的傳世史料，作者的絕大多數觀點也都形成於墓誌的刊布與整理成果還未如此豐富的十幾年前。

事實上，我們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這些墓誌資料的使用特點，同樣適用於傳世文獻的研究。

比如對西川和浙西事件的解讀，就是作者基於傳世文獻中的矛盾，包括此前未受關注的符載等人的文字，加以重新勾畫的。

而十幾年後出土的多方相關墓誌，並未推翻、甚至基本完全印證了作者之前的解釋和判斷。

另外，這篇幾乎純用傳世文獻所作的研究《西川和浙西事件與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其實也是一篇關於政治心態研究的著作，儘管它討論的話題還是傳統的朝藩關係。

這篇文章揭示了政治認知的不對等是如何導致朝藩雙方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衝突，唐代政治輿論對皇權建設的不可輕視的作用，以及政治原則的突變對當事者與後來者價值觀所造成的紊亂。

這些層面都是以往我們在藩鎮和朝廷關係的研究中從未考慮的。

但恰恰又由於缺乏這樣的視角，並且囿於固有的朝藩對峙的政治思維，使我們錯過了理解某些重要歷史現象的可能。

再比如，和薛丹的自撰墓誌展現出這類文人特殊的內心世界一樣，傳世的《長樂老自敘》也是一篇體現撰作者馮道刻意營造自身形象與反映其自我認同的類似自撰墓誌的文字。

而相較文筆草率的上官婉兒墓誌，由張說撰寫的《上官昭容集序》其實更值得關注，因為張說將自身詞臣身份的角色想像及「文」的理念，與對上官婉兒的政治定位聯繫在一起，從而幫助我們更進一步認識上官婉兒的地位及對唐代歷史的影響。

同時作者也指出，這篇序言的修辭手段與唐代其他著名詞臣文集序言的相似性（274頁）。

其他方面，包括作者對唐末五代筆記小說作者身份的留意（257頁），在《宦官領袖》一文中對《李相國論事集》的系統分析（102-106頁），在在顯示了作者處理傳世文獻的精緻入微與超出流俗的眼界視角。

所以正如作者所言，儘管金石資料在現今的唐史研究中可能產生革命性的效應（88頁），但我們不能迷信這類新出土文獻的價值（265-266頁），看似剩義無幾的傳世文獻，實際上可挖掘的空間還相當大。

就作為一種史學研究對象而言，無論是石刻史料還是傳世史料，都可以用一般文本理論加以審視，在這方面兩者並無二致。

只是今天的史家應該超越19世紀以來的傳統歷史編撰理論，在對「書寫內容」進行細緻考察的同時，也能認識到「書寫策略」的價值，從而進一步深入到書寫緣由、目的、背景、氛圍等的考察中，拓寬政治史研究的內涵。

作者的這些認識及運用史料的諸多手法，對當前中古史研究如何激發傳世文獻的價值、以及如何提高碑誌研究的質量來說，無疑具有相當大的示範效應。

對史料書寫內涵作全方位、立體化的考察，這種看似模糊傳統學科分類體系下歷史學與文學界限的做法，在現今的文史研究中已越來越被大眾所認可。

史家逐漸意識到，在通過傳統考證（不管是傳世史料，還是所謂由出土文獻配合的「二重證據」）獲得史實的真實性的同時，文本形式的真實性同樣也是史學真實的一端。

歸根結底，學科的分野或內容與形式的割裂都只是科學理性的結果，而不是我們以及古人認識世界的正常方式。

所以，作者採取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路徑，從一開始就追求打破畫地為牢的學科分野，從政治制度、社會心態、文學文化等多角度切入研究唐代政治文化，恰恰是希望以多樣化的史料解讀視角來呈現一個更為整全與真實的唐帝國。

作為一本被歸類於政治文化史範疇的史學研究作品，《清流》一書和國內傳統的政治史研究有著比較大的區別。

敘事史的風格，文史研究的融通，對書寫語言的重視，強調對政治機制與過程的考察，關心古人的思想觀念與心態感受等等，都使它具有比較明顯的新文化史特徵。

這或許與作者所浸潤的西學環境有一定關聯。

在作者求學北美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新文化史在史學領域獨占鰲頭、開出一系列似錦繁花的時代。

如今早已為國內學界熟知的林·亨特、達恩·頓、娜塔莉·戴維斯等，均在這一時期貢獻過可能是他們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並呼應著更早時期的湯普森、卡洛·金茲堡、埃曼紐·拉杜里等，形成了一股強勁的後現代學術浪潮。

這股新文化史的浪潮在歐洲中世紀史及資產階級革命的研究中尤為突出，流風所及中國史領域則是更晚一些的事情，且較多地還是集中在檔案文獻豐富的明清、民國史研究中。

不惟受文獻資料的局限使中國中古史的研究者很難像他們的歐洲史同行一樣，施展新文化史的拳腳；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古代史研究最重要的中、日學界，傳統深厚的實證主義研究在經歷「文革」和歷史分期論的爭論後，此時也才剛剛各安其位或謀求更為深入的發展，更遑論應對西方新文化史的衝擊了。

所以當世紀之交，國內學界初次接觸作者那帶有新文化史意味的中古史論文時，即便是善於接受新事物的年輕學人，恐怕在當時也都多少帶有些驚異的心情。

不過在有一點上，作者與國內中古史學界的研究方式還是頗為相似的，那就是在國內最為特出、並與政治史最為密切的制度史領域，《清流》一書不僅表現得毫不遜色，甚至體現了更為紮實的功力和獨具慧眼的洞見，我們可以試舉幾例：比如作者在《劉辟》一文中曾經說到，「閱讀唐代墓誌等資料所獲印象，從京兆府法曹調授，上縣縣令似為主要的升遷去處之一」（77頁）。

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文中討論柳璨的轉遷，說「他從光化二年登第到天祐元年正月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入相，前後不過四年多，升遷之速，可以說是自李訓以來所僅見，完全不合朝廷規則」（216頁）。

這些俯拾即是的論述背景，若沒有廣泛的史料閱讀量和對中古歷史的貫通認識是很難得出的。

若認真鋪陳開來，其實均可以成為有發見的制度史研究。

最後我想談談作者為什麼要寫《清流》一書。

在這裡，我想提請大家關注《清流》一書的《序論》。

和國內相關論著的序論有所不同，在這篇長序中，作者不僅向讀者介紹了其研究內容，還非常具體地將其自身研究的心路歷程坦誠地描述出來。

追尋作者的研究心路，我們發現，儘管研究的視角和方法有所調整和完善，但作者的研究興趣和目的幾十年來幾乎從未改變：追問唐宋間政治和社會精英所經歷的真正的變化。

這也正是為何收入《清流》一書中的諸篇論文，儘管有些寫作年代彼此間隔有十幾年，但全部集中在中晚唐五代，且文章之間的關聯性一目了然。

在筆者看來，一個優秀的史家，除了其研究內容要精彩、方法要多樣外，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必須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並且這個問題應儘量是一個較為宏大的帶有人文關懷的問題。

這個問題作者未必要呈現在讀者面前，但必須坦誠於自己的內心。

這其實也是一個涉及史家責任感的話題。

已故的日本中古史學者谷川道雄，曾在論及他們這輩與更年輕的日本學者時感慨道，儘管年輕學者在歷史細節的研究中業已取得了超越前輩的成績，但和他們這輩曾為歷史分期論爭論得不可開交的學者相比，年輕學者對宏觀的歷史問題已經不感興趣了。

他的感傷之情並不來自學界討論的焦點已從他們這輩學者關心的話題上發生了轉移，而是在於，對於他們這輩經歷過二戰的學者來說，在中國歷史分期論話題爭論的背後，隱含著他們對同處東亞世界的日本歷史、日本國家性質的認識，以及國家未來命運的關心。

而這種史家的責任與關心在年輕一輩身上已經看不到了。

而在一個早已習慣以材料與課題為導向的研究時代，史家能否重新喚起那種久違的、對解決歷史問題保有極大樂趣與信心的情感；能否在對古代世界的研究中寄託歷史情懷；也許，這也是我們希望更多學術「清流」能出現的原因吧。

（作者為中西書局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