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起源新論:長江流域是中原文明發祥地

作者：中山大學、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 郭靜雲

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二里頭就是夏都，而所謂鄭州商城、偃師商城是商王朝早期都邑，位於武漢附近的盤龍城不過是商人南土。

筆者搜集資料，循著資料探索，則得出不同認識。

長江流域開啟文明進程

中國原生農耕文明發祥地應在長江流域，這是稻作文化的故鄉，尤在長江中游最早形成國家文明。

自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至新石器時代，其文化發展一脈相承至青銅時代早期，致力於發展稻作農業生活方式。

在屈家嶺、石家河時期相繼進入銅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出現以雲夢大澤和江、漢、澧諸水為樞紐的連城邦國與交換貿易網絡，開啟東亞最早的文明化進程。

筆者通過閱讀文獻，發現屈家嶺、石家河文明面貌符合堯舜和夏王朝的傳說和歷史階段，此乃屈原描述其祖國——楚史中的堯舜時代和夏王朝。

考古研究表明：天門石家河城或為夏王朝都城。

距今3800年左右發生國家結構的演變：幾個大城的神權中心變弱，包括以石家河為「中央」的勢力也衰落，而其東鄰更靠近銅礦的地區，出現更大的中央集權政體，這可能以盤龍城為代表。

考古資料所反映的石家河沒落而盤龍城崛起，或許正是商湯克夏故事中所隱藏的「現實」，即盤龍城文化或為傳世歷史神話中所載湯商王朝的歷史階段。

湯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漢地帶，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響力的北界到達鄭洛。

因此，二里頭、鄭偃也屬於該文化脈絡，後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認為的「中央」。

有學者認為，筆者建構了一個新的源自長江中游的一元史。

但筆者所表述的卻是多元歷史，並分析其主要成分，多種文化的形成年代和對集合文明的貢獻。

稻作、青銅器、馬車，從多元到集合的歷史過程，都是筆者討論的要點。

亦有學者認為，盤龍城年代晚而二里頭、鄭偃年代早，將其相比較是關公戰秦瓊，這種說法無視科學事實。

碳14檢測表明，二里頭一至四期年代大約為公元前1750—前1530年，鄭邑始建於公元前1500年之後。

盤龍城始建於四期，城濠內出土碳14標本的年代分別為公元前1711±81、前1617±73年，其年代相當於二里頭早中期，早於鄭邑，而盤龍城二期文化面貌與二里頭早期相似，年代卻比二里頭一期早約150年，所以「二里頭文化」的發祥地應該在江漢。

此外，在長江中游地區，公元前3000多年前已出現20餘座史前城址，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積達120公頃，其所在聚落面積達8平方公里以上。

中國其他地區迄今發現的史前城址年代大多在公元前2400年以後。

比其晚1000餘年的二里頭城面積僅12公頃，聚落面積約3平方公里。

殷商文明奠定中華文明基礎

盤龍城文化時期，西北地區、黃河上中游文化的國家化程度最低，雖然有本地青銅文化，但因族群流動率高或其他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時期，其影響力和權威才漸成氣候。

東北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另一系青銅文明，以戰爭技術為主。

西北、東北族群經常到中原掠奪，殷商建都前最關鍵的戰線在黃河南遊。

鄭偃城邦因此成為重要的邊界區，也是南北貿易、行軍路線經過之處；它們作為南方農作區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線而具有戰略意義，也因此獲得長江中游的資源。

直至距今3400年前，掌握馬車技術的北方族群來到殷墟建都，打敗盤龍城而自立為「商」，逐步將「湯商」的故事與自己的家譜合併，以此強調屈原所謂之「殷宗」政權的正統性，以及對於本土政權的傳承。

自此，原本存在於江漢流域的古老文明，湮沒於後世文獻中。

殷商王族占領中原的歷史，相當於加喜特人占據巴比倫、喜克索斯人占據古埃及，有著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基礎上，以多元及整體化的上古帝國文明面貌出現，開啟新的歷史階段，並為此後中國「一體」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礎。

這個同樣自稱為「商」的政權，統一系統化的祭禮結構，又結合各地信仰、文化。

殷商時期，雖然很多地區仍保留其獨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國的上層文化呈現出廣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極為寬廣的地域、跨國家的文化中，可以發現同類禮器、相近的祭禮方式等。

即使殷商周圍的國家，也深受其影響，成為將來跨國多元文化間彼此同化的基礎。

王國維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但今天考古與甲骨金文研究的資料皆顯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商建國。

西周早期政治與文化傳承自殷商。

傳世文獻來自西周晚期以來官方筆錄者，而不是遵照史實。

自然條件和一手考古資料顯示：洛陽不可能是上古農耕文明的中央，早期歷史在長江流域發生，多元文化的集合發生於殷商，此後黃河南遊才成為南北多類文明結合的「中央」。

從可靠資料入手探尋文明起源

研究「問題」只能始於對材料的觀察，理論、範式或任何解釋模型不等於事實本身。

如果一開始就只認定一種認識框架，然後只在這個框架中獲取史料、觀察思考，其結果只會自我強化這一框架，以致臻於荒謬而不自覺。

所以，從著手研究開始，筆者對任何理論或觀點都無偏向，甚至忘掉所謂的常識和教條，不做任何預設，近乎從一張白紙開始。

筆者以史料為依據，並不斷進行田野研究，從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所見資料都儘可能收集和閱讀；不斷從中讀出新的認識，一條條線索匯聚在一起，綜合起來，否定或肯定，相互衝突或相互支持，最後豁然開朗。

搜集所有史料，從無先知的角度比對，讓史料自由表達，在此基礎上思考、尋找內在關係，以此復原立體的社會生活與歷史脈絡。

研究起始時無法知道結果，也不排除研究失敗的可能性。

一手資料為先，考古提供一手資料，文獻是從後代撰寫者的角度來敘述。

最近流行的方法是用考古材料證明文獻，這不僅是中國，聖經考古亦如此，但這種做法只能加強神話，無助於進一步了解史實。

筆者研究伊始，並沒有考慮傳世文獻的內在矛盾，從考古探索新路之後，發現文獻記錄與考古發現毫無矛盾，反而可以從文獻看出歷史的蛛絲馬跡。

筆者以為，夏商歷史和神話的形成，至少經歷四重遮蔽和扭曲。

首先，殷周王族以勝利者的姿態將南方先楚文明的故事與自己的家譜合併，以此強調其政權的正統性。

其次，西周晚期至秦之前形成的歷史記載，將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記錄並留下烙印。

再次，秦漢以來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傳世文獻經典化的過程再次扭曲歷史文獻的記載，造成思想史的鴻溝。

最後，當代學術從後期文獻看歷史和決定文明的中央區，產生新的神話並寫到教科書里。

一些宏觀研究極少考慮到不同文化細節，筆者則重視詳細比對每一細小材料，從內在了解不同文化後，才從宏觀角度觀察大歷史過程。

對於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前人已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但很少有完整的論述。

原因在於現今專門學科分工日漸加深，從事學術研究者逐漸失去對問題進行整體性研究的能力。

在現今考古學界，研究史前儘量不碰夏商周，研究夏商周者亦多缺乏史前知識，而歷史是一脈相承的，不宜切斷，也不宜只限於區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