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學存乎心，補拙莫如勤」——宿白先生的學術人生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於2018年2月1日6時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宿白， 字季庚，1922 年8 月3 日生於遼寧省瀋陽市, 1944 年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 1948 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業, 1950 年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學研究室講師, 兼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編目員。

1952 年院系調整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研究室, 兼教研室副主任。

1956 年晉升副教授, 1978 年晉升教授。

1979 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 同年當選為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

1983 年任北京大學考古學系首任系主任, 兼北大學術委員, 同年擔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

同年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客座教授, 講授中國佛教考古學。

他曾訪問日、韓、法、伊朗等國, 進行考古方面的學術交流。

2000 年出任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

北京大學考古系建立後，宿白先生擔任第一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長期從事歷史考古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在佛教考古、歷史時期考古學、建築考古、雕版印刷和版本目錄學等領域的成就卓著, 出版有《白沙宋墓》、《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國石窟寺研究》、《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輯稿》、宿白未刊講稿系列等著作, 是學術界公認的一位歷史考古學領域集大成的學者。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張忠培先生在中國考古學會第十四次年會上代表學會發言,評價宿白先生的傑出貢獻時說: 「宿白先生是中國大學考古學科教育的開山鼻祖,是中國考古學的傑出的教育家。

」 「宿白先生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百科全書式的教授。

」

宿白, 1922 年8 月3 日生於遼寧省瀋陽市, 小學、中學都是在瀋陽度過。

「九一八」 事變之後, 東北被日本占領, 偽滿時期, 歷史、地理兩門課程只講東北不講中國, 而學校越是不講, 學生們就越想知道。

1939 年, 宿白考上北京大學歷史系, 1940 年來到北京, 開始了他的治學生涯。

那時的歷史課程中國史從上古講到清代, 世界史從歐洲講到美洲, 這些知識都是宿白先生以前沒有接觸過的, 對這些課程充滿了好奇。

當時北大有一些著名的學者, 尤其是後期燕京大學被迫關閉之後, 一些老師轉到北大來, 充實了北京大學的教學力量。

這個時期的北大還是保持著它的舊傳統,課程能夠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 學生可以自由選聽自己喜歡的課程。

1944 年宿白本科畢業以後, 留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

在北大求學期間, 一些外系的課程給宿白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甚至影響到了他後來的學術研究。

其中馮承鈞先生講授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課程, 中文系孫作雲先生講授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 容庚先生講授的卜辭研究、金石學、鐘鼎文知識,哲學系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晉玄學等課程, 對宿白後來的研究工作幫助很大。

宿白的職業生涯是從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始的。

抗戰勝利以後, 馮承鈞先生將宿白推薦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毛准先生。

後來, 北大恢復文科研究所, 馮承鈞先生又向考古組主任向達先生推薦了宿白。

向達和毛准兩位商量之後, 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組上班, 下午到圖書館上班。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52 年院系調整, 北大從城裡搬到城外, 宿白才離開圖書館, 正式來到歷史系工作。

宿白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 參與李木齋藏書編目等工作, 在圖書館的工作為他後來的版本目錄、雕版印刷等研究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所以, 宿白對北大圖書館的感情深厚, 他深情地對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說: 我一輩子的科研教學都在北大, 受惠於北大圖書館,因此, 我的書還是捐給北大圖書館。

如今他的藏書全部無償捐贈給了北京大學圖書館, 其中完成編目的有近一半填補了館藏空白。

宿白是為學術而生的人。

他在給瀋陽市考古研究所的題詞中寫到: 「致學存乎心, 補拙莫如勤」。

他治學勤勉, 在將近70 歲高齡的時候開始整理原來調查的西藏寺廟資料。

後來出版的《藏傳佛教寺院考古》被學術界稱譽為「西藏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之作」。

宿白曾於1956 年6 月、1988 年8 月兩次赴藏調查, 足跡遍及拉薩、山南、日喀則等地區大部分佛教寺院, 1959 年, 國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文物局組織人員到西藏調查佛教遺蹟, 宿白先生第一次進西藏, 在那裡待了5 個月。

身體健康的他基本沒有什麼高原反應, 在解放軍的配合下, 宿白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他把調查的材料交給文物局以後, 就沒繼續管這批資料。

1988 年, 西藏文管會邀請宿白第二次進藏。

他發現許多寺廟在「文革」 當中被破壞掉了。

回京之後, 就開始整理當年的那些材料, 經過七八年的艱辛努力, 1996 年,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這本書的寫作可謂是嘔心瀝血, 「寫的時候, 也是我讀書學習的時候。

」 「只盼能有益於今後的工作, 無法顧及其它。

」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附錄的《徵引漢譯藏文文獻簡目》共收錄40 種重要的藏文史書, 但從注釋看, 作者參考的藏文史料遠不止這些。

其中有些書「即使是研究西藏歷史的專家, 似乎也難有人全部通讀。

由此可見, 作者收求之勤, 用力之苦」。

宿白為西藏歷史考古付出的超常努力和汗水, 體現了我國老一輩考古工作者強烈的責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自公元7 世紀中葉迄20 世紀50 年代, 西藏長期處於政教合一的社會狀態, 千餘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歷史, 幾乎無一不在佛寺遺蹟中得以反映。

因此, 對於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 其意義和價值就決不限於寺廟建築領域本身, 也關涉到西藏歷史時期其他諸多方面。

比如宿白通過對拉薩大昭寺第二階段建築遺存剖析, 發現了11 世紀中國內地斗拱的典型樣式, 透露出當時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內地工匠活動的信息, 而這些內容是任何文字史書都沒有記錄下來的。

在宿白之前, 中外學者對藏傳佛教遺蹟也進行過許多調查和研究, 但正如羅炤先生所言, 以往的工作多是局部的, 尚未形成綜合的系統, 研究的深度也遠遠不夠。

宿白通過54 處寺廟、約89 座建築材料的細緻比較分析, 主要從寺院建築的建築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築中常見的柱頭托木演變等方面, 結合中外文獻, 將西藏主要佛教寺院分為了五期, 「它第一次嚴肅對待和解決了西藏寺院建築分期問題,進而為一切相關領域的研究和探索, 提供了年代學方面的依據和參照標尺。

」 「特別是又將每期寺院建築的變化, 置於西藏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 分析了政治形勢, 宗教發展, 內地影響乃至外部入侵等大環境和因素對其產生的作用和影響, 表現了作者高遠博大的史學家目光。

」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的好多插圖都是宿白自己畫的, 宿白當年在西藏調查寺廟, 條件有限, 不可能用尺子測量。

他畫的圖, 雖然大都採用步量或目測的方法,但相當準確。

「宿白早年曾師從董希文學畫, 具有較強的觀察和構圖能力, 他兩次進藏考察時, 每至一地均注意以圖形記實物, 時間和條件有限, 就以步測、目測、手繪, 整理了大量珍貴的摹寫草圖」, 這些草圖成為西藏寺廟分期的重要依據, 也成為現在一些寺院復原的基礎。

宿白是中國佛教考古學的開創者。

他十分注重田野工作。

在《我與佛教考古學》中, 他強調「考古學是以調查、發掘為手段, 強調實踐的學科, 中國佛教考古學也不例外。

調查、發掘、強調實踐, 就是要以理清遺蹟演變的過程為基礎, 然後再結合文獻, 進一步分析遺蹟的性質與歷史。

對寺院遺蹟是這樣要求, 對石窟遺蹟也是這樣要求。

」

宿白與佛教考古結緣, 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 這一年假期, 宿白和另外一個同學去了一趟距北京不遠的山西大同, 雲岡石窟近20 米高的北魏石雕大佛給他留下了很是震撼的印象。

雲岡石窟是宿白研究中國石窟寺的第一處石窟, 雲岡石窟在中國石窟寺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正如宿白在討論「雲岡模式」 的時候所說: 「雲岡石窟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大型石窟群, 又是當時統治北中國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國技藝和人力、物力所興造……它所創造和不斷發展的新模式, 很自然地成為魏國領域內興造石窟所參考的典型。

所以, 東自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 西迄陝、甘、寧各地的北魏石窟, 無不有雲岡模式的蹤跡, 甚至遠處河西走廊、開窟歷史早於雲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雲岡石窟影響範圍之廣和影響延續時間之長, 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擬的。

這種情況, 恰好給我們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對我國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 世紀後半葉到7 世紀前葉) 進行排年分期的標準尺度。

因此, 雲岡石窟就在東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對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東方早期石窟的關鍵; 對它研究的深入與否, 直接影響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1947 年, 宿白在參加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籍時, 於繆荃孫抄自《永樂大典》天字韻《順天府志》條所引《析津志》文內, 發現一篇元代人熊自得抄錄的2100 余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 文中記錄了雲岡石窟在歷史上的重修情況, 是雲岡石窟研究史上從不為人知的文獻資料。

1951 年, 他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之初稿, 這是宿白將古代文獻引入石窟寺研究, 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標誌。

宿白在《校注》中指出, (碑文) 「記述詳細, 徵引宏博。

所述自唐迄金一段雲岡的興修、設置, 正好彌補了雲岡歷史的空白頁, 而引用現已佚亡的北魏銘刻和文獻記錄考訂雲岡石窟的時代, 也正給今天研究雲岡各個石窟開鑿先後的問題提供了絕好的參考材料。

」 通過碑文提供的新資料, 結合當時國內外對雲岡石窟所做的考古調查、清理和挖掘, 排列出雲岡第二階段洞窟開鑿的先後次序以及第三階段終止的年代。

此文經長達五年的修訂, 《校注》於1956年正式發表, 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關注。

自20 世紀初年起, 日本學者就開始了對雲岡石窟的考察和研究。

抗日戰爭期間, 日本京都大學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在1938 ~1945 年, 對雲岡石窟進行了連續八年的全面調查、記錄和實測, 還對部分窟前遺址作了小規模的發掘。

1951 ~ 1956年,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的形式, 陸續出版了十六卷三十二冊大型《雲岡石窟———公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學調查報告》。

這套書卷帙浩大, 代表了當時日本學者研究雲岡石窟的最高水平。

《雲岡石窟》1951 年獲日本朝日文化獎。

1952 年獲日本學士院恩賜獎, 時首相吉田茂祝辭, 天皇接見作者。

可見日本對於這套《雲岡石窟》的重視。

1978 年, 宿白髮表了《雲岡石窟分期試論》(《考古學報》1978 年第1 期)。

如果《校注》的發表是風雲乍起, 則《試論》的發表無疑於投石擊水, 宿白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使日本學者感到了壓力, 並做出回應。

1980 ~1981 年, 長廣敏雄先後發表《駁宿白氏的雲岡分期論》, 和《雲岡石窟之謎》, 對宿白的研究予以極不客氣的反駁, 公開質疑《析津志》所載《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實性。

1982 年, 宿白髮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討論有關雲岡石窟的某些問題》, 論證了《金碑》的可靠性。

1989 年, 宿白髮表《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 的形成與發展》, 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1990 年, 長廣敏雄於在《雲岡石窟第9、10 雙窟的特徵》文中的一個「注」中終於承認: 「從文獻學角度出發, 宿自教授的推論當無誤, 因而分期論也是符合邏輯的。

作為『宿白說』, 我現在承認這種分期論。

」

對於這場長達30 餘年的學術論爭, 尤其是在這場爭論中所反映出來的中國歷史考古學應該如何對待中國歷史文獻的問題, 當時的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徐苹芳先生《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創建歷程———讀宿白先生〈中國石窟寺研究〉》一文中做了精闢的論述和總結: 這是先生學術生涯中得益於古文獻並將其成功運用於考古學研究的最精彩的一筆。

中國石窟寺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20 世紀50 年代以前為一個階段,50 年代以後為另一個階段。

這兩個階段的本質區別在於是否以現代科學的考古學方法, 對石窟寺遺蹟進行調查記錄和學術研究。

20 世紀50 年代以前, 不論外國人還是中國人, 基本上都是從美術史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石窟寺的, 一般只是拍照、測繪現狀和臨摹壁畫。

但石窟寺這類歷史遺蹟, 在不同歷史時期是有變化的, 考古學就是研究和揭示這些歷史遺蹟變化的學科。

因此, 石窟寺是否應該納入考古學的範疇,即是否要用考古學的方法進行石窟寺研究, 就成為現代石窟寺研究是否科學的唯一標誌。

宿白早在20 世紀50 年代起, 就開始探索和考慮這個既重要而又全新的課題。

因為考古學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層位學(地層學) 和類型學方法, 但是石窟寺屬歷史時期的遺蹟, 畢竟與史前各類遺址不同, 如何用考古學的方法來清理、記錄和研究石窟寺遺蹟, 還是一個需要重新探索的問題。

1950 年, 宿白參加雁北文物考察團,曾到大同雲岡考察, 後來, 在主持全國考古人員訓練班和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實習時, 幾乎每年都到雲岡。

1951 年他與清華大學建築系趙正之先生勘察了敦煌莫高窟。

1957 年宿白帶領北大考古專業學生到河北響堂山石窟實習, 做了考古調查和勘測。

1961 ~1962 年, 宿白帶學生在敦煌實習, 完全按照考古學的方法, 選擇典型石窟進行實測、記錄, 並舉辦了實習成果展覽。

特別是敦煌實習期間, 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七次學術專題講演, 史稱《敦煌七講》。

這是宿白以敦煌為例, 對中國石窟寺考古學進行的比較全面的論述, 這七講被認為是他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體系的開篇之講。

宿白認為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有四個程序的工作: 對石窟寺遺址做忠實、客觀和科學的整理記錄, 達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毀廢后, 能根據記錄基本上恢復其原貌之標準; 洞窟造像壁畫的類型組合與題材研究; 分期分區的研究; 關於社會歷史的、佛教史的和藝術史的綜合研究。

1996 年, 宿白的《中國石窟寺研究》正式出版。

他之所以在從事研究教學近半個世紀後才出版第一部個人專著, 除了「文革」 等因素外, 主要是對專著的出版極為審慎———他精選了過去發表的23 篇有關中國石窟寺研究的論文, 對每一篇都做了仔細的校訂。

根據新發現的資料, 對多數文章做了部分補充和改寫, 並將這些改動都一一記錄在每篇文章的後面。

《中國石窟寺研究》代表著他在創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方面的傑出理論建樹, 「它記錄了中國歷史考古學的一個分支———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全部創建歷程, 是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的一項豐碩學術成果, 也是近年中國考古學的重要著作」。

該書出版後獲得學術界的廣泛好評, 被評為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一等獎(且為獲獎作品中唯一的個人專著)、北京市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以及美國史密森學院和日本京都大都會遠東藝術中心聯合設立的「島田著作獎」。

宿白在歷史考古方面貢獻突出。

1951 年, 他主持河南禹縣白沙水庫墓群的發掘, 後來出版的《白沙宋墓》一書,將文獻史料與考古實物相結合, 成為宋元考古學方面的經典之作, 影響深遠。

他運用類型學方法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墓葬做了全面的分區分期研究, 從而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制度演變、等級制度和社會生活變化奠定了基礎。

他結合文獻記載, 對這個時期城市遺址做了系統研究, 對當時都城格局的發展、演變提出了創見。

宿白在歷史時期考古學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集中體現在近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輯稿》一書中。

宿白的講義出版了六種, 這六種是《漢唐宋元考古———中國考古學(下)》、《考古發現與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中國佛教石窟寺遺蹟: 3 至8 世紀中國佛教考古學》、《中國古建築考古》、《漢文佛籍目錄》、《張彥遠與歷代名畫記》。

其實宿白的講稿不止這六種, 但從這六種反覆修改的講稿中已經可以窺見他涉及領域之廣, 對材料理解之深, 治學態度之嚴, 高屋建瓴、融會貫通能力之強。

宿白先生在《龍門石窟擂鼓台考古報告》修訂會上

（2010年10月15日）

就學習方法而言, 宿白的講義比文章更容易體會。

像宿白講《張彥遠與歷代名畫記》, 在講張彥遠家世的時候講到了現在運城市臨猗老城的城市布局, 城市的問題在這裡似乎離講稿中重點講述的問題稍遠, 論文中宿白可能不會用這樣的體例去寫, 但實際上這裡容易領會宿白是怎麼考慮問題和運用哪些材料解決問題的。

猗氏縣城周七里余, 四門, 現狀為東西兩門有橫街相通, 南北門不相對, 南北兩門內的豎街都與東西橫街成丁字街相交, 但北門內大街在與其相對的橫街之南,還連接一條較窄的街道———坊門南巷向南直抵城牆。

根據其他中原北方舊城街道改變的規律, 宿白推測猗氏城這條從北門向南直抵南城的街道, 可能是原來的設計,而現在南門內大街約是後來改建的。

猗氏城內的原始規劃應作十字街安排。

宿白指出明清志書記載唐宋歷史遺蹟必須另有實證, 不能輕易相信。

宿白為上述的推測列舉了唐代磚塔、莊武王廟唐代以來的柱礎、廟內所存的碑刻等有紀年的文物、不晚於北宋的天王樓和西塔寺, 金建的文廟, 北宋和金初的鐵人、鐵鐘和經幢, 元建的妙道寺等考古所見的印證材料: 「這樣就可估計現猗氏舊城的布局至少晚唐以來改變不大, 因此前面對城內西南隅的三相坊至晚13 世紀即已存在的推測, 似乎可以向上追溯, 說不定從宋金的13 世紀後半, 可上推到晚唐, 名稱也許有不同, 張家舊居的位置可能一直未動。

能夠對一個唐代家庭的大致方位的推定, 在歷史遺蹟上也是較罕見的。

如果再考慮天王樓舊址位於東西大街的北側, 我們知道相傳各地天王堂的興建, 是由於平息安史之亂後, 唐肅宗詔令而創建的話, 那猗氏縣城這樣的布局,也許有可能開創於8 世紀後期了。

」

宿白對張家的關注範圍還遠不止於此。

他在《張彥遠與歷代名畫記》中還說:「1989 年, 山東濟寧發現了元泰定元年(1324) 張楷墓, 墓誌載其為唐張嘉貞後裔:「公諱楷, 字道寧, 河中猗氏人……父諱普, 字大濟, 金泰和丙午(六年, 1206)夏五月二十七日誕於邑之三相坊, 蓋唐中書令張嘉貞暨子延賞、孫弘靖俱佐唐為達官故云」 (《山東濟寧發現兩座元代墓葬》, 《考古》1994 年第9 期)。

這塊墓誌記楷之父普其誕地猗氏三相坊。

因此, 我們知道明清《猗氏縣誌》所記的三相坊, 應至晚還有13 世紀初的文字根據, 所以三相坊地名、地點為唐以來張家舊居所在, 就有相信的可能性了。

」

博觀而約取, 厚積而薄發。

在宿白眼裡, 城址、墓葬、手工業、宗教遺存等等相互之間都是有聯繫的。

《武威行》、《宣化考古三題》、《青州城與龍興寺》等等文章之中, 都可以看到宿白綜合使用考古材料論述相關的學術問題。

我們現在為了學習的方便, 講考古教學分成了幾大段, 同學學習的時候往往只關注自己的那一段,比如魏晉南北朝考古, 在魏晉南北朝考古中, 又經常是只關注自己研究方向的內容,宿白在這裡給我們做的示範, 可以給我們以不少啟發。

宿白淡泊名利, 勤奮求索, 不趕浪潮, 不寫時文, 他的論著無套話、大話、空話, 所有論點都有堅實的論據, 力行讓材料說話, 堅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沒有材料不說話的務實求真的學風。

同時, 他創造性地運用考古類型學於歷史考古學研究, 並立足於考古學遺存, 革新和正確地處理好了歷史文獻和考古所見遺存的關係,勇於創新, 以考古學所見遺存作為主證、內證和檢驗文獻的證據, 走出了王國維倡導的二重證據法學術研究路徑, 這學風及這治學理論與方法和宿白學術研究一直伴行。

宿白以嚴格著稱。

嚴於律己, 也嚴格要求學生。

許多學生都對宿白有敬畏之心。

其實宿白溫文爾雅, 有謙謙君子之風。

宿白那一代學者, 富有生活情趣。

他除了一手好字外, 還是一位篆刻家。

他師承在北京大學有30 年的篆刻教育經驗的篆刻教育家壽石工。

《宿白印譜》一書, 收錄宿白印作520 余方, 印風醇厚, 印面素潔雅秀,其中除了「宿白吉金樂石」、「宿白手拓」、「宿白臧(藏) 書」、「宿白眼福」 常見的文人印章之外, 還有「寧人負我」、「 行吾心之所安」、「多讀兩千書少說一句話」、「痛飲狂歌」、「 長嘯一聲天地寬」 等閒章, 這些印章, 顯示出宿白內心豐富的一面。

宿白先生近照（2012年6月20日在藍旗營）

中國考古學的大學教育與中國的考古學學術研究所以發展到今天, 追根溯源,一是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 另一是北京大學破天荒地開辦了考古專業。

宿白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一位主要創辦人, 同時, 他也是被譽為考古學的黃埔軍校的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教學和教學行政的主要管理人員。

我國自50年代起參加考古、文物、博物館和大學教學工作的絕大多數考古專業人員, 無不是宿白的直接與間接的學生。

宿白執教一生, 至今依然在指導研究生。

從北大第一屆考古專業本科生, 到考古碩士生、博士生, 教過的學生早已桃李滿天下。

在2016年5月召開的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上，宿白先生榮獲「中國考古學會終身成就獎」，這是對他為中國考古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肯定。

但對宿白先生而言，這些榮譽稱號並不重要。

在先生看來，他「就是個北大的教書匠」。

本文摘編自王巍主編的《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第一分冊》一書，有刪節。

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第一分冊

總主編 錢偉長

本卷主編 王巍

ISBN 9787030429455

（本期編輯：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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