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神秘墓穴，尋找遠古寶藏，一位女研究生解密真正的田野考古

編者按：本文作者董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2016年參加了二里頭遺址的考古工作。

本文原名《二里頭遺址田野實習散記》，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講述了作者參加該項考古的經歷和感受。

通過這篇文章，公眾可以感受到廣大考古工作者所經歷的的辛苦努力，也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真實的考古工作畫卷。

轉發此文，以此向廣大考古工作者致敬！

作者：董苗

結緣「最早中國」

每個學考古的人，大概都難以抵擋田野考古的魅力。

一句話說來，沒有經歷過田野的訓練，就不算真正的考古人。

奈何本科階段由於系所教學計劃的調整，自始至終沒下過田野，每每提及，終屬憾事。

研究生入學以來，幸得導師許宏先生引薦，先後到素有「中國考古學的聖地」之稱的安陽殷墟和「最早的中國」偃師二里頭遺址實習，實屬幸運。

自實習以來不敢有所懈怠，始終勤勉向上，不斷學習，以期有所收穫，不負各位老師的提攜關照。

在二里頭的實習主要是配合二里頭遺址2016年秋季宮殿區5號基址的再發掘，以及配合圪壋頭村小學操場建設勘探後新發現的貴族墓葬的整體提取工作。

經過兩個月的實習，初步掌握了田野考古的基本技能和工作方法，對遺蹟之間的疊壓打破關係有了更直觀的理解，能夠分辨宮殿基址、夯土牆基、柱坑、柱洞、路土、墓葬、灰坑、水溝等遺蹟現象，並處理髮掘現象，對於考古學的認知也更加深刻，未來發展規劃亦更加明確。

有趣的是，作為一個山西運城人，從小就被灌輸「這裡最早叫中國」，也因舜帝陵、歷山、夏縣、禹都、安邑這些地名的存在而自豪不已。

自從大學接觸了考古學，才驚覺王朝傳說之地並無王朝氣象，這還真應了剛入學不知哪位老師講得那句話：「考古學­——神話傳說的終結者。

」古史學家徐旭生遍閱古書，認為夏王朝最可能與兩個地方相關，一個晉南、一個豫西。

雖說「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1926年晉南汾河流域調查最初的目的是尋找史前遺址，探索「中國文化的原始問題」，針對中國文化西來說，但後來在夏縣尋訪夏代王陵的過程中意外發現了西陰村遺址，屬於仰韶文化遺存，開啟了中國學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科學考古工作[1]。

而1959年徐旭生自己在豫西調查「夏墟」的過程中發現了二里頭遺址，這是首次以探索夏文化為學術目標進行的考古工作[2]。

這裡誕生了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發現了一系列的中國之最，被稱為「最早的中國」[3]。

種種跡象表明這裡是殷墟晚商都邑之前的又一大型王朝都邑性遺址，對於探索夏商文化意義重大。

而晉南發現的夏縣東下馮遺址同時期遺存，文化面貌上與二里頭遺址有相似之處，略有差異，但發展程度上遠遠不及後者，被認為是二里頭文化擴張的結果[4]。

自二里崗時代始建城，推測為早期國家控制河東鹽池和中條山銅礦資源的一個據點[5]。

值得注意的是，同處晉南地區的臨汾市1978年發掘了襄汾陶寺遺址，時代在二里頭文化之前，發掘者將其指為堯都，稱「最初的中國」[6]，也有早期夏邑之說[7]，皆無定論。

從傳說中「最早叫中國」的地方來到「最早的中國」實習，箇中滋味，感慨萬千。

手鏟釋地書

按照提前規劃好的行程，十月底跟隨許老師參加鄭州牙璋會議，結束之後同一起開會的副隊長趙海濤老師來到二里頭工作隊。

到隊駐地天色已黑，依然留守駐地的老師們還有新進的工作人員熱情的接待了我們。

後來熟悉後，不論是實習還是生活，他們都給予我很大的幫助和照顧，也成為很好的朋友，在此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工作隊駐地，四月份前來聽許老師上課，僅短暫停留，觀光一般匆匆而過。

春往秋來，心境竟是大不同。

心裡暗暗下定決心這是我未來幾個月選定的戰場，是我考古生涯的第一站！

工作隊的生活很是規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朝七晚五」。

一日三餐均由王姐負責，定時定點喊我們吃飯，不乏花樣，其中王姐牌燴麵、大盤雞等都是一絕，至今想念。

還有幾隻小貓為伴，春時的一隻貓咪如今已成了一家三口，小貓還有些怕生，亦充滿萌趣。

宮殿發掘區距工作隊駐地直線往南不過幾百餘米。

到隊的第二天，吃過早飯，在同伴的呼喚聲中相攜上工。

跟隨趙老師，繞過佇立於門口的大漢冢，踏著清晨的薄霧，沿著田埂前行，小心翼翼不踩到農田，當然還有「地雷」——各種動物粑粑。

三五個人徐徐向前，成為日後每一天不變的風景線。

走過農田，緊接著穿過僅容一人彎腰通過的宮城保護區外圍護欄，踏過緊靠宮城城牆筆直的井字形大道，即進入三千年前華夏第一王朝的宮殿區。

我常常會想，到底它的主人是誰，經歷過怎樣的興覆傳奇，又是怎樣淹沒在歷史的風塵中。

三千餘年滄海變桑田，一切地面遺存早已不在，終埋於塵土之下，未留下只言片字，留給後人無數遐想，也只有考古學家用手鏟揭開一層層地層或許可以部分解答。

土地就是這樣一本無字之書，學界常說「手鏟釋天書」，我倒覺得「手鏟釋地書」更為合適。

正在發掘的5號基址與3號基址（壓於2號基址之下）東西並列，同為二里頭文化二期遺存，二者間有南北向道路和排水溝相隔。

2002年曾揭露出該基址東南部，2010年的發掘表明該基址是一座至少經過三次修整或增建的規模較大的夯土台基。

在早期發掘和認知的基礎上，2016年對5號基址區域進行了持續的較大面積發掘。

5號基址是目前發現的保存最好的二里頭文化早期大型夯土基址，其內涵、布局均與其後的夯土宮殿區內的大型夯土基址差別較大，它的發掘和研究，有望釐清二里頭文化早期宮室建築、宮殿布局的更多細節[8]。

當我來到5號基址發掘現場的時候，與四月份參觀的發掘現場相比，面目已然不同。

據趙老師介紹，為了遺址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當時的發掘現場已經回填，秋季發掘從九月末開始重新揭起，繼續發掘。

此時回填土陸續清理，發掘工作漸入高潮。

發掘依然使用探方法，但配合宮殿基址的大面積揭露，已經看不到明顯的探方痕跡，當然遺蹟遺物的編號、記錄依然使用探方編號。

拿到人生的第一把手鏟，開始跟隨隊里的郭淑嫩老師從最基礎的刮面、辨土色、畫遺蹟線學起。

萬事開頭難，看到她熟稔地在地面上畫出一道一道線，我有點懷疑自己的眼力，遲遲不敢下鏟。

郭老師很親切，說眼力慢慢練就好，不要怕出錯。

後來在小夥伴的鼓勵下，我開始不斷嘗試。

學會用正確的姿勢手握手鏟，刮面時注意角度力度，手鏟與地面略呈45°，不能留浮土，只有刮乾淨的新鮮土面才比較容易根據土質、土色、包含物的不同區分不同的遺蹟現象。

實際過程中發現，夯土牆基最容易分辨，經過夯具捶打受力后土質變得堅硬緻密，且往往筆直成線，同一處的同一道牆基寬度大體保持不變。

路土則一層層疊壓，俗稱「千層餅」。

灰坑土質往往較松，平面不甚規整，包含物各有不同。

除了地表遺蹟現象的區分，開始學著分辨地層，學著畫地層線，逐漸學會區分墓葬、夯土、路土、灰坑等遺蹟現象之間的疊壓打破關係。

畫線時必須以客觀存在的遺蹟現象為依據，每條線要畫得有道理，講得通，與周邊線能連得上。

清理灰坑或者地層的時候，使用耙子或手鏟搗土要注意掌握力度，一層層剝離，遇硬物要注意，可能遇到遺物，不能操之過急，需用手鏟細細清理，並分層收集、做好記錄，重要的要拍照並測量坐標，遺物及時收好，避免混淆。

工作站引進了信息資料庫系統，使用平板現場記錄十分便捷。

遇到木炭、動植物遺存、人骨等注意要收集土樣。

遇到複雜不好判斷的遺蹟現象，大家往往一起交流討論，氛圍良好。

進隊後不久趙老師安排我們去洛陽市先後參觀了古墓博物館和洛陽市博物館。

在洛陽市博物館見到了二里頭遺址早年出土的乳釘紋青銅爵、七孔玉刀、牙璋以及唯一的一件青銅圓鼎，不知待未來二里頭遺址博物館建起來，又有幾件能回歸呢？翌日下起小雨，工地停工，正好度過人生中第一個平淡的生日，靜靜吃一碗王姐牌麵條也很滿足。

大抵心下的安寧才算真正的安寧。

這一場雨是那個季度唯一的一場雨，也算老天爺眷顧。

考古隊的日常工作由趙老師統一負責，作為資深技師，王宏章老師、郭淑嫩老師指揮附近村民參加發掘工作，王叢苗老師負責日常鑽探，此外還有郭哥、光哥、飛哥等也工作了很多年。

新進站的王師兄、小孫、倩男大致分別負責片區工作，此外，小孫、飛哥還負責測繪，王師兄負責遺蹟拍照工作。

隨著新技術引進，考古現場繪圖已經不再需要，不夠精準，也費時費力，多通過拍照再結合全站儀測繪利用三維重建技術進行三維建模，主要由曉真姐負責，我也有幫過忙。

發掘結束後會安排無人機進行全方位航拍。

我們實習生工作較為機動，不敢自比二里頭的螺絲釘，但也是哪裡需要往哪鑽。

我蹲過漢墓標過土色，給二里崗期墓葬中的人骨搬過家，一層層清理灰坑中的獸骨，一遍遍在犄角旮旯里尋找骨針的另一半，為了賭肉串在牆基上尋找一個個柱洞，也讓自己掉入不見底的深坑。

期間並沒有什麼偉大的發現，但也會為了一件製作精美的骨鏃讚嘆不已，為分辨出一個陶器器形而欣喜雀躍。

偶爾給大家拍點照片，願做個記錄者，定格平凡工作中這群不平凡的人。

工作隊三兩天有人到隊參觀或者搞研究，有機會我都會認真學習，包括植物遺存的提取、人骨的鑑定等等。

其間許老師也來過好多次，記得有一次我們正在畫遺蹟線，許老師來了。

他沒多說，而是拿起手鏟，說再刮刮看，指引我們戒驕戒躁，不清楚的時候多刮刮，直到搞清楚。

天氣日漸轉冷，開始驅車去工地。

為了抵禦極端天氣，工地上鋪了一層塑料布以防凍。

11月23日，我清楚記得那一天，今冬的第一場雪紛紛而下，好多年沒經歷過這麼大一場雪，大概都留給了二里頭，積起來有二三十公分一點不誇張。

顧不上嚴寒，我們興奮地跑到大門口的夏都文化廣場打雪仗，在圍剿與反圍剿之間樂此不彼。

工作站的每一顆樹也都未倖免，輕輕一「搖」，大家陸續站在樹下待大雪傾盆而下，不時爆發一陣陣狂笑。

隊里天台的視野極好，極目遠眺，萬籟俱靜，雪天一色，十分壯觀。

那日的晚餐，王姐特意準備了火鍋，下雪天涮火鍋，有一種別樣的情致。

雪落翌日，小工地馬不停蹄開工了。

圪壋頭村小學要建操場，位置恰好處於二里頭遺址的貴族聚居區和墓葬區。

按照傳統，附近村落有何土地工程，都會提前通知考古隊先鑽探。

而這一次提前鑽探，發現一座貴族墓葬。

提起圪壋頭，有一則笑談。

遺址的中心區域恰好處於二里頭村、圪壋頭村、四角樓村三個自然村落中間，而宮殿區實則占據的是圪壋頭村的土地。

當年豫西調查徐旭生一行從洛河南下，首先到達二里頭村，在村南路旁的斷崖間發現不少陶片，遂命名為二里頭遺址。

時至今日，圪壋頭村民依然忿忿不平。

考古發現的過程就是這樣充滿偶然性，但還是無法想像「最早的中國」名為圪壋頭遺址，圪壋頭文化。

這一次圪壋頭村的墓葬提取我才真正相當於參與了考古發掘的全過程。

還在鑽探的時候，我就跟著技工師傅學著用探鏟，趙老師也有指導，牢記動作要領，上身保持直立，雙腿微微岔開，雙手於胸前一上一下握住探鏟，垂直向下用力，使探鏟自由落體扎進土層，左右轉動幾次，再緩緩拉上來，剷頭微斜輕磕地面，倒出土樣，一溜排開，觀察土質、土色、包含物隨深度的變化，並記錄。

還在他們使用全站儀測繪的時候，學習了測繪技術。

在茫茫雪地里，放過鞭炮後發掘工作正式開始，考古發掘，須永懷一顆敬畏之心。

按照提前鑽探過的墓葬位置，使用全站儀布方。

首先清理掉雪層和耕土層，小心清理，留意四壁剖面，以免破壞下層遺蹟。

在其上用鋼材搭建棚子以防天氣變化，旁邊搭建簡易樣板房以便守夜。

後來在墓葬之上發現晚期建築遺存和多個灰坑，逐層清理，直到墓葬整體露出表面，擴大範圍進行切邊，套箱整體提取，運至工作隊駐地。

至此我一個人住的前院又新收一名「新鄰居」，與我夙夜相伴，奇怪素來多夢的我那段時間竟然神奇的沒有做夢。

墓葬提取之後，工作並未結束，為了搞清周邊遺蹟關係，一層層清理，直至生土層面。

那段時間為了一張清晰的探方俯視圖，趙老師、王老師都爬過帳篷頂，甚至站到挖掘機的鏟斗上面，每次都讓我們捏了一把汗，也欽佩不已。

從通宵「守墓」的樣板房搭建好，期盼已久令人嚮往的工地燒烤季開始，其實也就進行了兩次而已。

所有人聚集在樣板房內，將提前醃製好的羊肉、豬肉串串，用爐火烤，而雞翅、紅薯等則用錫紙包裹嚴實埋進炭火盆里，待熟後再挖出來，所用工具竟是工地上刮面用的刮掀，可謂考古工具的物盡其用，這一過程被我戲稱「發掘」。

與此同時，宮殿區5號基址的發掘工作並未停止，兩區同時進行，同老天爭取時間，都想在工地徹底上凍之前，把發掘工作做完。

要知道，地表的土層是刮一層少一層，甚至會丟掉一個遺蹟現象。

等到再也不能發掘的時候，大家聚集在辦公室整理髮掘資料，為所里的年終匯報做準備，我的實習也接近尾聲。

工作站偏居村野，娛樂活動甚少，快遞也要到附近鎮上去取，但我們往往自得其樂。

二里頭村十天一次的集會從頭轉到尾也就五分鐘，每次就算不買東西，下工後我們還是要出去放放風。

每晚一牆之隔外廣場舞音樂準時開啟，一直響到九十點，不論嚴寒酷暑，上次來還不勝其煩，而這一次我已經成功免疫了。

那段時光，我們都覺得趙雷的《少年錦時》是我們的真實寫照。

我們會步行數里，只為一碗正宗燴麵。

也會一時興起，跑廣場上跳一會廣場舞，或借來籃球，表演三步上籃。

不盡興之餘，竟然從倉庫中拼湊出一台舊時的桌球案，中間攔網已不知所蹤，隨手拾起磚塊代替，以三球為限，輪番上陣，可謂意氣風發，冬日汗流浹背而興趣不止。

忽而又興起轉呼啦圈，又或者在一個晚上彈起吉他唱歌，聚集在餐廳吃火雞面、糕點。

僅有兩次工地發掘結束後的周末時間集體外出活動，一次去唱歌，一次去打真人CS，郭哥、光哥還帶了小孩，我們笑言這是上陣父子兵。

大多時候的晚上我都在辦公室度過，王老師和子瓊繪圖，我看書查資料，寫論文，偶爾聊天，度過一個個寒冷卻又溫暖的夜晚。

快樂的日子總是短暫的，因此才更加彌足珍貴。

離開前夕，機緣巧合，恰逢「華夏第一爵」發現者圪壋頭村前幹部郭振亞先生到隊，趙老師也第一次打開了隊里的保險柜，我們得以近距離接觸隊里為數不多的文物精品，銅器、玉器、白陶器等小件都很精美。

隨著5號基址的大面積揭露，在前期發掘和認知的基礎上，發現這是一座至少有四進院落的宮殿基址，每進院落包括主殿和院內路土，主殿以窄牆間隔成不同的房間。

與後期1號、2號基址的單體四合院風格明顯不同。

各進院落多被晚期墓葬與灰坑打破，除院內發現的幾座二里頭文化二期貴族墓葬之外，多近代墓和漢墓，遺蹟現象複雜。

另外，5號基址多次重修或增建，有關東廡、東圍牆等問題也尚不明確。

在釐清相近區域的遺存分布情況時，局部揭露2號基址，發現一些問題。

相關內容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9]

短短兩個月的實習我不僅接受了考古學基本功的訓練，也引發了一些思考。

教科書上說考古學的最終目的是復原或局部復原古代社會，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

通俗來講，我認為考古學無非是滿足人類的好奇心，我們從何而來，我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們的未來通往哪裡。

當然這最後一點，好像並不是考古學能解答的範疇。

具體到學界目前關於二里頭遺址族屬與國別的相關爭論，我們終歸需要直面甚至解答它。

以殷墟晚商文化信史為起點，向上追溯早期商文化以及商文化溯源、探索夏文化以及夏文化溯源，繼而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是學界一個長久命題，也符合國人的期待。

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除非文字等自證性關鍵證據出現，相關爭論永遠沒有定案，甚至這種可能是不可預見的。

現階段，我們確實更應該將精力投入考古學擅長的聚落考古學領域、社會考古學領域的研究，以及思考相關領域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論的問題[10]。

在實習過程中，也有一些問題值得反思。

不同於學校統一安排實習，每人一方，凡事親力親為。

而我初次自己接觸田野考古，多跟著老師同伴學習，缺乏規範的學術訓練。

另外，摸陶片的基本功沒有掌握，類型學訓練也不夠，都有待日後增進。

最後，再次對二里頭工作隊給予我關心和照顧的各位老師和同學，表達由衷的感謝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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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孫慶偉：《追跡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2]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3] 許宏：《最早的中國》，科學出版社，2009年。

[4] 許宏：《何以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5] 劉莉、陳星燦：《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從二里頭和二里崗時期的中心和邊緣之間的關係談起》，《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6] 何駑：《堯都何在？—— 陶寺城址發現的考古指證》，《史志學刊》2015年第2期。

[7] 馮時：《「文邑」考》，《考古學報》2008年第3期；馮時：《〈保訓〉故事與地中之變遷》，《考古學報》2015 年第 2 期。

[8] 趙海濤、許宏、陳國梁：《二里頭遺址宮殿區2010～2011年度勘探與發掘新收穫》，《中國文物報》2011年11月4日。

[9] 有關5號基址發掘資料多參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成果彙編》（2016年）二里頭工作隊供稿，謹致謝忱。

[10] 許宏：《方法論視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學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