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來出差採訪的，不過，此行還懷著尋根問祖私心。

過去十餘年間，我的故鄉一帶盛行修宗譜、建祠堂。

一次偶然讀家譜，我才得知父母兩姓的先祖原居於河南，北宋後期為避戰亂舉家南遷，輾轉安徽、江蘇金陵等地，於明清朝定居浙江杭州地區。

據說，每次族人舉行祭祀，愛翻老皇曆的老先生們都會特彆強調一句——「本族源自中原，是地地道道的華夏子孫。

」

3800年前，我的中原先祖們會像車窗外的那些男男女女一樣，在這裡築屋、建城、勞作、嬉戲、繁衍生息嗎？

「不好說。

中間年代隔得太久遠了。

」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掛著「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牌子的辦公室里，許宏笑著回答我。

他剛從河南偃師趕回京城，給今年畢業的研究生們做論文答辯的評審。

1963年出生的許宏黝黑健壯，言談、行動間透著一股充沛的精氣神兒，有著常年暴曬於日光之下的田野工作者特有的樣貌。

他的身份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兼河南偃師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隊長。

他很自豪於自己一線田野考古人的身份。

「現在待在室內寫書的時間多了，可能比以前白了許多，也發福了許多。

」他流露出一點懊惱。

3800年前的「王朝氣象」

烈日，攝氏35度。

在二里頭考古工作隊副隊長趙海濤的帶領下，我穿過玉米地，步行前往「華夏第一王都」宮殿區的發掘現場。

趙海濤，70後，是許宏的同事、副手。

2002年從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碩士畢業後，「插隊落戶」到二里頭，在這裡已是第14個年頭。

經他提醒，我意識到自己的雙腳已踏上了3800年前的「長安街」。

大街最寬處有十幾米，東側大道現存長度近700米。

沿著井字形大道西側，我們到達了中國「最早的紫禁城」。

我被眼前的一派「王朝氣象」震撼住了: 面積為10萬平方米的長方形宮城遺址暴曬在陽光之下，發掘區內地表面凹凸不平，布滿了凹槽、墓坑、大大小小的灰坑。

幾十個戴著草帽、包著頭巾的中年婦女和老人拿著刮鏟、手鏟、毛刷在清理土的表面。

五六個技師拿著儀器、相機在拍照、測量和記錄。

●村民觀看華夏第一王都碑

看到我，工地上忙碌的老鄉們老遠就熱情地打招呼。

後來我才明白，他們把我錯認為新來工作隊實習的考古系學生。

在工地上，趙海濤走走停停，分配工作，檢查進程。

他在一處凹坑裡蹲了下來，湊近察看一塊清理中的地層剖面，然後對一旁拿著刮鏟的大嫂說，「這裡還得再刮刮。

」又轉過身叫來一位技師，讓他來處理下面的事。

「海濤，你該戴個帽子。

」一位六十來歲的老鄉迎面走過來，帶著點責備，「要不曬得慌。

」「我不戴。

」趙海濤操著一口河南話低聲咕噥著，「曬得慌也比捂著強。

」

上半年的田野發掘已進入收尾階段，工人們開始對探方做回填。

「看樣子要往後拖一兩周了。

一有新東西、新情況，就得停下來。

」年輕技師郭朝鵬告訴我，「做田野發掘，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會挖出什麼來。

」

地表有幾處裸露出來的陶片、獸骨、貝類，還有一些用白色粉灰標識的遺蹟輪廓——長條的，塊狀的，圓形的。

因為天氣炎熱乾燥，地面因土壤的顏色、密度、軟硬不同自然乾裂出了不同形狀。

即使外行如我，也能覺察出一點泥土裡的秘密。

「考古發掘的基本功之一是認土和辨土，」趙海濤說。

哪裡是宮殿，哪裡是普通房基，哪裡是門，哪裡是柱，哪裡是井和下水道，都得靠一雙經過長年田野考古訓練的眼睛來辨識。

「商代的土，漢代的土，我們一看都認得出。

」

在他的講解中，我眼前浮現出3800年前的一座精密、複雜的大都城：它坐落於古伊洛河北岸的高地，中心區是坐南朝北、中軸對稱的宮殿建築群，由宮城城牆圍起，四周是井字形大路，宮殿地面下埋有一節一節陶質水管組裝連接起來的下水道系統，也有木結構的，上面鋪有木板，可以行人。

宮殿區的北面是祭祀區，它的南邊有一個被牆垣圍起、由重兵把守的手工業作坊區，裡頭是掌握著王國「高科技秘密」的青銅器、綠松石器作坊。

這個春夏，考古隊的工作是對宮殿區早期5號宮殿的基址進行發掘。

趙海濤說，它是已知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多進院落宮室建築，是中國傳統建築風格中「庭院深深深幾許」的始祖。

「就目前已發掘的結果看，它至少是四進的院落。

下面要重點搞清楚這幾個院落的布局、結構以及它和同時共存的3號宮殿之間的關係。

」

他指著腳下的一處凹槽對我說：「晚期的2號宮殿堆積在它的上面，破壞得比較嚴重，而且有部分很可能是人為的故意破壞——後面的人把前期的夯土層、上頭的東西統統挖掉、填平了。

這算是本年度的一個重大發現。

」

「為什麼會這樣？」我興奮起來，頭腦里開始迸發想像力：宮廷政變？王朝更替？或者，太史公記載的那場著名的「商湯滅夏」革命？

「也許，可能。

」他淡淡地說，「我們做田野考古的，目前只能說看到了這麼一個現象。

下面需要對它進一步鑑別、研究，結合文獻做出解釋和推論。

」

3800年前的二里頭，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發現中國第一座紫禁城

「考古人的工作有點像偵探，而且，是在支離破碎的兇殺現場進行破案。

」許宏以一個帶著驚悚意味的比喻打消了我想尋找確切答案的企圖。

1999年前任隊長退休後，許宏接手了二里頭考古工作隊，一干就是17個年頭。

有整整7年時間，他每天跟個生產隊小隊長似的，帶著工作隊和四周村裡雇來的老鄉們，撲在河南農村這十幾萬平方米的黃土地上，東探西挖，曬得黝黑黝黑的。

●老照片中的二里頭發掘

「我是偷著樂呢。

全國有幾千個考古人，有幾個人能得到這樣的大遺址，讓你能在這一片熱土上建功立業的？」他捂著嘴笑了，「要知道我和我前輩的名字都是和二里頭連在一起的。

」

1959年，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在豫西尋找、踏查「夏墟」時，在偃師二里頭村的麥田裡看到隨處可見的陶片。

他推測這裡可能有一處古代都邑的遺址。

當年秋天，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分隊進駐了二里頭。

此後40年里，在兩任隊長的帶領下，考古工作者對遺址進行了四十多次發掘，累計發掘面積達三萬多平方米，先後發現了大型宮殿建築基址、中小型房址、青銅冶鑄作坊，出土了有著成組的青銅器、玉器、綠松石器隨葬的貴族墓，建立了以陶器為中心的文化分期和譜系框架。

雖然對其王朝歸屬有長達數十年的論爭，但國內學術界根據已有的考古成果普遍認為：二里頭遺址或為夏王朝的都城，或為商早期都城。

讀博士時，許宏的研究方向是先秦城市考古。

他常愛說一句話：在考古學界，他是搞「不動產」的。

接手二里頭之前，他把從仰韶到戰國時期遺留下來的上千座城址都過了一遍。

在翻閱前人留下的勘探記錄時，許宏發現，1970年代該隊曾在2號宮殿基址東側勘探到一條南北向的大路。

他和同事們順藤摸瓜，一路追蹤，最後勘探出4條大道，它們構成工整的井字形結構，把宮殿建築群、作坊、祭祀區等已發現的遺蹟劃分在不同區域內。

基於經驗和邏輯判斷，許宏相信：如果二里頭確實是一個早期國家的都邑，作為統治中樞、王室禁地的宮殿區應該是有防禦設施的。

「封閉性、獨占性、秩序性，是王權政治的一個表征。

這是我的一個信念。

」

2003年春，正值「非典」時期，農村裡搞嚴防死守。

許宏帶著隊友們一路勘探發掘了2號宮殿基址的東北角——在不久前發現的井字形大道內側，發現了完整的宮城城牆。

原本星星點點的遺蹟分布圖上，等畫上井字形大道、宮城城圈後，這座3800年前的大型都邑的布局一下子清晰起來：它南北有序，祭祀區、宮殿區、作坊區在中軸排列，有著嚴整規劃和布局。

雖然面積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二里頭宮城卻是後世三千多年中國古代宮城的鼻祖。

許宏形象地稱之為「中國最早的紫禁城」。

「它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卻在制度層面方方方面面開了中國的先河。

」在二里頭之前，已發現的都邑遺址都是不求方正、因地制宜的。

「之前，一直有外國學者懷疑二里頭只是個祭祀中心、宗教中心，因為都城這一類政治性城市必須有規劃性。

」

許宏激動之餘，打了一個電話向他的前輩們匯報：「他們很驚訝，說他們都把二里頭打成馬蜂窩了，怎麼就沒有找到呢。

」按許宏自己的話說，這座宮城是靠著學術理念「想」出來的。

之後，許宏和同事們陸續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雙輪車轍、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多進院落宮室建築、最早的圍垣官營手工業區、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等等。

工作隊一系列的考古發現，被評為2004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2003年，也即發現宮城的那一年，許宏40歲。

他說自己和同事一道收穫了一份最好的人生大禮。

隨著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成果和細節逐步對外公布，在國內外考古學界引發了一場震動。

當年，有著日本「夏文化研究第一人」之稱的京都大學教授岡村秀典趕到二里頭作現場考察。

他以自己的考察和對傳世文獻的分析，論證了夏王朝的存在，出版了專著《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學》

從這一年起，過去對中國歷史上夏王朝存疑的日本學界開始轉向，日本的不少考古學者開始對「夏」進行探討。

原來認為二里頭的主體屬於商王朝的日本中國考古學會原會長飯島武次教授也認可了二里頭遺址為「夏」都的結論。

東京國立博物館在2012年秋舉辦了《中國王朝の至寶》展。

在「夏」之前，他們去掉了形容詞「幻の」。

逐漸地，中國以外的國家也開始認可「夏」王朝的真實存在。

2005年，以「夏商周考古第一人」著稱的北大教授鄒衡去世前，來偃師參加學術研討會。

歡迎宴上，鄒老先生向偃師地方領導介紹說：許宏的最大貢獻，是證明了夏王朝的存在。

「那是他們的認識，不是我的認識。

」許宏不置可否地笑了。

作為任期內有重大發現的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隊長，對二里頭都邑到底姓夏還是姓商，他的立場和「站隊」顯得頗有分量。

「中央王朝」的自信

午後，一切靜悄悄的。

沒有午睡習慣的我，在工作隊的四合院裡四處轉悠。

「來，我帶你去看點好的，」工作隊的大廚兼庫管王延朋朝我招招手。

這是個爽朗愛笑的女子，約摸三十來歲，已是3個孩子的母親。

按照趙海濤之前的吩咐，她拿著鑰匙打開文物保管室，從一個柜子抽屜里取出一個透明塑料袋，裡頭是一支打磨光滑的骨錐——「是插在髮髻上的。

漂亮吧？」她開心地說。

近四千年的時光流逝後，依然能看到同樣的愛美之心。

我很想知道，3800年前的中原王朝居民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從哪裡來？如何勞作吃喝，婚喪嫁娶？貴族們如何行政、祭祀、外交？和或遠或近的鄰邦、部落之間，又是如何交通往來？

「這很難。

」許宏說，「一個考古人的終極的夢，就是透物見人，最終目的是能透物見人，能窺見他們的思想，就進入了未知的領域了。

」

●許宏(右)正在辨別技工用洛陽鏟鑽探出的土

經過五十多年的勘探、發掘，許宏說他們至今仍沒有發現圈起整個都城的防禦性設施。

而在洛陽盆地的中心地帶，考古人發掘出不少同時期的聚落遺址。

從地圖上看，它們以二里頭為中心，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結構和眾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間分布格局。

在此之前，中原腹地城郭林立，一派群雄逐鹿的混戰場面。

在技師郭朝鵬的帶領下，我得以見識到工作隊里的「寶貝」。

簡單的陳列架上，擺滿了修復後的陶器，有圓底的罐、三足的鼎、蒸食用的甑，各種用於熱酒、分酒、飲酒的爵和觚。

置身於二里頭庶民日常的鍋碗瓢盆中，一股煙火氣和親切感撲面而來。

這是在博物館隔著玻璃瞻仰古文物所無法領略的體驗。

郭朝鵬說，那些供都城裡貴族們專享的精美青銅器、玉器、綠松石器都被送往北京和洛陽工作站修復和保存，「我們這裡的保存條件不行。

」

這些二里頭風格的陶禮器、青銅禮器、玉器所傳播、影響到的區域之廣，遠遠超出像我這麼一個依靠飛機、鐵路旅行的現代人的想像：它東至豫東，南至長江上中下游的四川、兩湖、浙江等地，西達黃河上游，北至燕山以北、內蒙古一帶。

其中，玉石璋的傳播甚至已經到了今日的越南北部。

古人云：「古者天子, 守在四夷。

」許宏稱之為中央王朝的「文化自信」：「這就是軟實力。

周圍的其他國家都是以二里頭為高、為大、為上。

它可能被周圍國家尊為『盟主』，是一種鬆散的『國上之國』政體。

可以說，二里頭是東亞歷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它的影響分布遠遠突破了它所處的地理單元。

」

許宏認為：華夏王朝文明的開啟就在二里頭時代。

這也是他第一本面向公眾的考古類科普小書的書名——《最早的中國》。

他並不滿足於僅僅論證腳下這片土地的價值與地位，而是希望把「最早中國」的誕生放在一個更大的文明發展框架中來思考與追蹤。

「小麥、綿羊、黃牛、用骨頭占卜的習俗，這些東西，最初在東亞大陸是沒有的，從龍山時期開始一點點往東傳。

二里頭至今沒有發現家馬，馴養的家馬最早發現在殷墟時期，之前整個東亞大陸都沒有。

到最後，這些成了中國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東西。

甚至，像二里頭這樣大範圍管控人群的高度複雜的政治化實體，我們都沒有在中原本土找到它的來源。

是無中生有呢，還是受外來的影響和刺激，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

2014年，他和猶太裔女學者郭靜雲打了一回動靜很大的筆仗。

事情緣起於郭的新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

針對她運用的材料、邏輯和推導方式的硬傷，許宏在博客上寫了洋洋洒洒一系列商榷文章。

許宏說自己在學術規範上是個「很擰巴的人」，但他認為郭靜雲的視野有可讚許之處，「她原是外國人，能把東亞文明放到整個歐亞大陸的框架中來思考，有些認識是富於啟發性的。

而我們的本土學者一談上古時代，視野里只有夏商周、只有中原這麼小一塊地盤，以前的考古研究就僅僅以復原三代王統歷史為目的了。

」

「中國從來也沒有置身於世界之外，尤其是青銅時代。

在西風東漸的青銅潮之下，催生出最早的中國。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紮實的考古材料做這方面的支撐。

中國文明既不是土生土長的，也不是外來的，而是懷著兼容並蓄的胸懷，積極地吸納，再自我創新、生髮出來的新文明。

」

西來的青銅潮究竟是如何從兩河流域及周邊，途經中亞，傳到東亞而之中原，與中原文化如何在碰撞後產生裂變、蝶化，這將是許宏下一本面向公眾的書——《東亞青銅潮：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要講述的故事。

面向大地的候鳥

考古工作隊為我安排的臨時住處，原是隊長許宏的宿舍。

這是一間緊湊的單人房，有幾隻書架、柜子，一張半舊的單人床，靠窗擺著一張半舊的寫字檯。

寫字檯的玻璃下面壓著兩張已發黃褪色的舊照片：一張裡面躺著一個肉嘟嘟的小嬰兒，另一張上，一個三四歲大的小女孩依著窗台歪著頭甜甜地笑。

從眉目辨識，照片里的小女孩應該是許宏提到過的女兒。

1999年許宏到二里頭時，他的女兒剛剛出生。

如今，照片里的胖娃娃已是17歲的女高中生了。

許宏也在二里頭待到了17個年頭。

每年的田野發掘從3月開始。

到6月底，中原大地進入高溫酷暑，工作隊轉入室內的整理、修復階段。

9月天氣涼爽下來，田野工作再次啟動，然後一直忙到11月份霜凍降臨。

一到秋天，許宏收拾行李趕往二里頭時，女兒就會和他撒嬌：「北京最好的季節，爸爸都不在北京陪我玩呢。

」

從北京出發到偃師，許宏最喜歡、也坐得最多的是K字打頭的過夜車，「晚上睡一覺，最不耽誤事。

」近幾年有了高鐵，車程由10個小時縮短為4個多小時，再加上從二里頭村到洛陽龍門高鐵站的路程。

如今，他往來於兩個城市需要7個多小時。

「許博士你回來啦。

」每次從北京回到二里頭村，村幹部、老鄉們都這麼和他打招呼。

這個河南洛陽附近的小村子已成為他的第二故鄉了。

考古行業有一句諺語：「有女不嫁考古郎，一年到頭守空房。

」許宏自覺虧欠家人很多。

幸好，在報社工作的太太獨立、能幹，幾乎憑一己之力把閨女拉扯大。

現在，他已進入後期綜合研究階段，相對也有了更多時間待在北京。

在北京時，他每天忙完工作就回家給妻子和孩子做飯，很是滿足。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玉器

副隊長趙海濤也當了父親。

有時，他會在微信朋友圈裡發寶貝女兒最新的手工作業，以及兒童古詩歌教程。

他的微信ID叫作「面朝大地」。

常年在二里頭村蹲點，他每次回到北京反而不習慣，「太堵，到哪裡都不方便。

出去辦一件事，然後一天就沒了。

」他喜歡吃工作隊食堂的饅頭，都是大廚王延朋親手揉的，「海濤是不吃外頭賣的饅頭。

」她說。

我問趙海濤：熱愛這廢墟里的事業麼？「既然吃這個，」他敲敲手中的面碗，「就儘量把它做好。

」

食堂的飯桌上，擺著一瓶開了封的白酒。

看著像是在工地上勞碌一天後的小酌。

「許隊能喝，一頓能喝個半斤多吧。

」技師郭淑嫩說，「他現在回來一趟，晚上很少在食堂吃，外頭常有朋友請，應酬多。

」

這也是身為工作隊長的一項「業務能力」。

除了科研、把握田野工作的方向，許宏說自己要把很多精力放在協調、統籌和外聯上。

在隊里十幾號人的吃喝拉撒、用水用電之外，他得「和地方各級幹部喝得了酒，和企業家們能應酬，和老鄉拍得了桌子、扯得上皮」。

二里頭都邑遺址被周邊幾個自然村包圍，它的中心區就在農地上。

1980年代，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後，工作隊搞勘探、發掘，要和農戶們一戶一戶地協商，一般按每畝一季半麥子的價錢賠償。

有時，他們也會碰上「釘子戶」，碰到難纏的，跑到工地上來罵人的也有。

「他會找老鄉吃個飯，一起喝一點酒，在錢上再多補一點。

然後，事情就好辦了。

」郭淑嫩指了指桌上的酒瓶。

考古隊在當地長年駐紮，經費也不寬裕，標準抬高就不可能降下來，個別處理是最「經濟」的方式。

情感上、經濟利益上，他都要照顧安撫到。

對於許宏的綜合能力，工作隊上下都很認可，和他打過交道的鄉親們覺得他親切，從村官到鎮、市各級地方幹部也很買他的帳。

「能耐大，不是書呆子。

方方面面關係都處理得很妥當。

說話柔和，和工地打工的老鄉們都處得很好。

」前大隊幹部、和三任考古隊隊長都有交情的郭振亞評說道：「這樣，才方便開展工作嘛。

」

夏的迷霧

考古工作隊的大門平日緊閉。

門外是二里頭村的一處公共空間，旁邊豎著6個白底紅字的隸書大字——「夏都文化廣場」。

夕陽西下，老人們三三兩兩坐在廣場的樹陰涼處，打著扇子擺著龍門陣，一派悠閒、自得的鄉間景象。

對於腳下這片土地在另一群人里捲起的風暴，他們一無所知，也不會關心。

自1959年被發掘以來，二里頭遺址一直處於中國考古學界的風暴眼。

關於它的王朝歸屬，半個多世紀以來，「參與論證人數之多，發表論文之多，是其他課題中不曾見的。

」

有人說，中國人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歷史就是中國人的宗教。

對一個歷史悠長、在近代又因落後蒙受屈辱的國族，為傳說中的「三皇五帝」至夏王朝找到考古實證，還寄託著考古學家們擺脫不掉的情結和論證五千年文明輝煌的天賦「使命」。

20世紀初，王國維成功釋讀出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以二重史論法證明《史記》中所載的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商王朝事跡為信史。

這給了中國學術界以極大的鼓舞。

相應地，他們進一步推論：《夏本紀》及先秦文獻中關於夏王朝的記載也應屬史實。

這一共識，奠定了中國百年來「證經補史」研究的基調。

二里頭遺址是徐旭生在尋找「夏墟」的過程中發現的。

然而，他以文獻記載和當時對相關文化遺存的認識，推測二里頭「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此後，這一觀點在學術界有關夏商分界的討論中占主流地位長達20年。

1977年，河南登封縣召開了「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

在這次北大研究夏商考古學的學者孫慶偉所稱的「神奇的會議」上，剛升上副教授的考古學家鄒衡突然拋出二里頭四期全為「夏都」之說，將此前學界二十多年已建立起來的一套夏商文化認知體系全部推翻。

孫慶偉稱鄒衡為「攪局者」。

學界隨後群起而攻之。

之後20年，個性執拗的鄒衡「一意孤行」，並把大部分學術精力花在論證和捍衛他的觀點上。

對夏商文化的分界，也不斷有學者提出自己的學術主張。

2000年前後，鄒衡的「二里頭夏都說」成為新的學界共識。

近些年，這一共識又有所搖擺。

●2005年,許宏(右一)陪同鄒衡教授(右二)考察二里頭

伴隨著觀點分歧和學術論戰，這些把大半生歲月都獻給夏商周考古的知名學者中，有的「同室操戈」，有的「師生反目」，也有曾經交好的友人從此形同陌路。

採訪中，我聽聞了學界大牛之間各種恩怨交織的故事版本，和劃分山頭、門派的種種說法。

「聽上去很可愛，是吧。

但說真的，其實很可悲。

」一位學者和我談起這些膠著至今的恩怨，輕輕搖頭，「據說，美國的小學生從五年級就要學習區別事實與觀點了。

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們卻還是攪成了一團。

」

1996年，受到埃及、兩河流域考古紀年成就的激勵，國務院開始啟動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

整個工程投入千萬，這是國內人文學科前所未有的「豪舉」。

在國家之力的保證下，項目調動了天文學、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等多門學科的研究力量，應用包括C14測年等較先進的斷代技術，將上古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

這項明顯帶著「凝聚力工程」色彩的大課題於1999年結項驗收，通過9個課題和44個專題的多學科聯合攻關，制定出一份夏、商、周三代年表。

2000年，專家組對外公布成果：定夏朝約始於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商王盤庚遷都於殷（即安陽）約在公元前1300年……

作為夏王朝存在的最有利證據的二里頭文化，被工程的兩位首席科學家一錘定音地認定其四期全部為「夏」文化。

然而，在外界，這個國內屢得大獎的「斷代工程」卻遭遇了十分尖銳的質疑與批評，相關問題涉及學術規範、研究方法等等。

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組長顏娟英直言：「它主要是一個政治工程而不僅僅是一個考古工程。

」

在漩渦中，75歲高齡的鄒衡教授再次展現了他的剛烈與執拗。

他是「斷代工程」專家組21位成員之一，兼任「夏代年代學課題組」組長。

和當時轟轟烈烈的宣傳之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對工程持低調和有所保留的態度。

1999年，他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就夏文化上限問題和某首席科學家「商談」。

他也就此公開自己的學術立場——專家組所公布的夏代始年是集體意志的體現，不是他個人的學術觀點。

對於二里頭的王朝歸屬，身為二里頭隊長的許宏一直持「有條件的不可知論」。

「只要考古發掘沒有像殷墟甲骨文那樣的文字鐵證出土，二里頭到底姓夏還是姓商或者姓其他，都沒有定論，」他說，「在各種假說里，你可以說很有可能是、極有可能是、最有可能是，但是你不能說一定是。

」

「像許老師這樣不提夏商的，在考古界屬於極少數。

」趙海濤說道。

他解釋：二里頭時代屬考古學上的「原史」（proto-history）階段，目前，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發現一些可能與文字有關的刻劃符號，還沒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樣成熟的文字系統。

所謂「原史」，是指史前時代與信史時代中間的一段時期，指在一種文明還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書寫系統時，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其文字所記載的時期。

若非時空穿越，二里頭的「定性」懸疑似乎永無天日——因為「任何藉助出土器物、時空對證、C14測年等科技手段、多學科綜合研究得出的，依然只是一種『最優級』假說，依然無法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在許宏北京和二里頭的個人書架上，我都看到了「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的傳記和相關著作。

1929年初，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

李濟早年留學哈佛，受嚴格的西方科學訓練，一直秉持「科學主義至上」的學術取向。

據他弟子張光直回憶，只要沒有考古材料，他就閉口不提。

2009年元旦，許宏開了博客，開始面向公眾進行寫作。

對於一名還在不停「下蛋」的學者來說，他灌水灌得相當勤奮，並常和網友互動，回答文史愛好者提的問題。

在博客上，他貼出了「商假說」系列博文12篇，也把自己對考古學界的夏商分界爭論、「五千年文明之說」、治學態度、學術規範，以及和國際學界之間的鴻溝的反思與批判帶進了公眾的視野。

如今，他是小眾暢銷書作家，有18萬粉絲的小圈子「網紅」，也經常應邀參加一些面向文化大眾的科普、文史講座。

許宏說自己希望能給公眾一點啟蒙：把「思維複雜化」，留出空間，而不是簡單地接受某個權威甚至「科學家集團」拋出來的一個確定答案。

「難道現在的學界共識就一定正確、更接近真理麼？有一種說法，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難道，這句話現在就過時了麼？」

他越來越像一個言辭委婉、態度溫和、觀點犀利的「攪局者」。

在新近一次面向公眾的文史講座里，他以「偃師城」、「鄭州城」提及早已蓋棺定論的「偃師商城」、「鄭州商城」，頗有顛覆已有的學界共識之勢。

他的理由很簡單——關於這兩處遺址的國族歸屬，同樣也缺乏考古「鐵證」。

一位做全球史研究的友人在微信群和他開玩笑，說他是「考古學界的顧頡剛」：「古史辨」運動的領軍人物顧頡剛把上古歷史從神話中解放出來，而許宏把考古學從文本的誤導中解救出來，「兩人都為上古歷史的解放事業做了北斗星一般的貢獻。

」

許宏說自己很感恩，在一個學術權威缺失、學術思維多元化的時代，一個學者可以獨立發聲，文責自負，不害怕袒露自己的學術觀點，「能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

掘墓，禁忌

許宏剛剛拒絕了一家電視台的邀請。

他們想拍一檔考古題材的紀錄片，請他作節目的學術顧問。

「我一看，懸念、獵奇，把考古拍成了法制、罪案節目。

」

一提及市面上流行的《盜墓筆記》、各種尋寶題材的小說、影視劇，以及充斥電視螢幕的鑒寶類節目，許宏和趙海濤都皺起了眉頭：「很劣質，不靠譜。

」

「考古和盜墓的本質區別是：我們是為了研究物背後的context，更看重的是背景關係，而不是僅僅要那個東西。

」許宏正色道，「一旦文物離開它的原位，價值就減半甚至被破壞了。

」

2002年春天，二里頭的麥地一片青色。

例行的田野發掘工作正在進行中。

一個隊員向許宏走過來，靠近他，低聲說：「許老師，出銅器了。

」許宏走到他所指的地方一看，泥土裡露出半個銅鈴。

根據墓坑的大小，他判斷這是碰上一個級別非常高的貴族墓了。

工作隊挖到貴族墓的消息在工地上傳開了。

很快，這個消息會散播到四周村落。

許宏當即決定：白天抓緊時間清理墓葬，晚上大家輪班看守發掘現場。

當時，工作隊有3名研究人員，6名技師，9名實習學生。

大家分成兩班輪流守夜值班。

王宏章把隊里的吉普開到工地上，每隔一段時間，打開車燈，朝黑乎乎的墓穴口照一下。

陪他們守夜的，還有從鄰村借來的一條大狼狗。

上半夜，實習生們還挺興奮的。

到下半夜，氣溫下降，一個個開始犯困哆嗦。

技師們讓學生先回去睡覺，他們繼續值後半夜。

「一連在工地上看守三四個晚上。

大家開玩笑，說我們在為二里頭貴族守夜呢。

」老技師王宏章回憶。

在白天清理的過程中，技師們發現泥土裡露出一小片綠松石片，然後又是一片，接著又一片，從墓主人骸骨肩部一直到胯部。

根據後來測量的結果，足足有70厘米長。

●出土綠松石龍形器的墓葬清理現場

以前，他們在貴族墓葬里也發現過綠松石器，一般都是鑲嵌在銅托上，15-20厘米長。

「但這個很奇怪，一是它很長；另一方面它下面沒有銅托，說明很有可能原本是鑲嵌在木頭、皮革一類的有機質上，到後來腐爛了。

」許宏說。

白天清理，晚上守夜，連續幾天下來，大家都面露倦色，許宏意識到這麼下去不是辦法，此外，露天工地的安保也是個問題。

他打電話向北京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求助，對方建議他整體提取。

「我們就把墓葬的一部分切割下來，用木箱裝起來，周圍灌上石膏加固，然後用鐵絲、繩子綁好，上上下下鋪好這麼厚的一層海綿。

」王宏章比劃了一下。

他們裝上車，先把大木箱拉回了工作隊駐地。

工作隊的儲藏室在二樓。

大木箱很重，6個小伙子一起抬怎麼也抬不到二樓，「另外，因為裡頭有青銅器，我們也怕不安全，工作隊的安保條件不行。

」

隊里只有許宏住一樓。

王宏章說：隊長，就放你屋裡吧。

「我說可以啊。

」大木箱就被擱在他的床旁邊了。

兩個月後，由王宏章開車，陳國梁和郭淑嫩押車，三人從偃師出發，把大木箱送到北京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里。

一年多後，考古所的專家開箱清理。

一條長度達70厘米、由兩千多片綠松石片組成的綠松石大龍從泥土裡呈現出來。

趙海濤借來一台尼康數位相機，拍下了它的身姿和面相。

「從正上方看，它的身體、尾巴都在遊動。

正面看它，它瞪著你，好像催著你讀出它的身份。

」許宏詩意地描述了和它的再次相見。

2014年出版的《二里頭：1999-2006》，就選用綠松石龍形器為書的封面。

●綠松石龍形器

講完這個令人腎上腺激素飆升的故事，許宏覺得最最慶幸的是他們在現場清理中的謹慎和及時住手，「用竹籤一撥，甚至輕輕吹一口氣，綠松石片就會移位。

要是碰上沒經驗的學生來清理，看到一片就很興奮地從土裡摳出一片，我們就看不到這條龍了。

」

據考古所專家對遺骸的分析：墓主是一名男性，35歲左右。

鄉村的夜晚很安靜。

躺在床上休息時，我忽然意識到：許隊長和那位貴族男子「同居」兩個多月的房間，正是我所住的客房——很有可能，「他」當時就睡在這張床的旁邊！

有一瞬間，胸口猛地跳動一下。

他是誰？到底有著怎樣尊貴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他還有知覺，何以面對自己三四千年之後的遭際？

從某種角度說，考古挖掘就是今人在打攪已安息在地下的古人，即使是以科學研究的名義。

「這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

我以前都不願意回答。

」許宏神色肅然，下意識地轉換了一個坐姿。

他坦言年輕時真沒想這麼多——從小受的是唯物主義教育，又是共產黨員，覺得搞殺雞祭血之類的開工儀式都是封建迷信。

1980年代，在山東大學留校當教師時，他每年會帶著學生去做考古實習。

在從田野發掘現場回駐地的路上，師生們一邊走一邊開玩笑。

當時有個女生抱著出土的古人骸骨，男生就打趣說看她跟抱著個娃娃似的。

女生也嘻嘻哈哈地回：你們再笑，骨頭就要從我手裡掉下來了。

田野作業回來，大家就把收拾好的骸骨、陶器等墓里出的隨葬品直接往床底下一放，等待上交或繼續整理，然後倒頭呼呼大睡。

「你看，我們應該說是沒有禁忌的。

」許宏說。

世紀之交後，來二里頭實習的考古專業學生中，有台灣和日本的博士生。

每當他們看到這邊習以為常的古人遺骸處理方式，以及四周村落的孩童們對泥地里的陶片、骨片肆意踢玩、胡鬧的情景，許宏能感受到他們的神色、語氣里的驚訝與責備。

「我們都覺得很羞愧，很難為情。

大陸這邊是太沒有禁忌了。

」他感慨，「考古的倫理是個很複雜的話題。

有時也會想，換成我，我也不願意自己被拿到博物館去展出。

」

幾千年來，位於中原中心的洛陽盆地一直是人口密集地區。

二里頭遺址宮殿區位於古伊洛河北岸高地。

根據歷史上的水文記錄，即便伊洛河的夾河灘地因為洪水泛濫成災，這裡安然無恙。

按常理，這裡會是後代村落選址的理想地點。

可是，周邊村民很少有向宮殿區占地築屋的。

尤其地勢偏低的圪壋頭村，村民們寧可自挖泥土填平低地——當地流傳著這塊高地是神鬼居所、不能侵入的說法。

自東漢起，這裡是京都洛陽京畿的大型墓地所在。

「要不是這裡的農民對鬼神有敬畏，恐怕宮殿區難以像現在這麼完整地保存下來。

」許宏總結道。

年歲漸長，他說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也開始有所敬畏了：十幾年來，他帶領工作隊作考古發掘時，會避開那些晚近墓穴；探索古代宮殿布局時，「挖到最重要的晚期遺存的表面，就住手。

」

二里頭都邑遺址現存面積有300萬平方米，五十多年間發掘了4萬平方米，僅占1%多一點。

「考古的首要目的，是滿足人類的好奇心。

現在看來，還要適當抑制人的好奇心，還是要給我們的後代留一些東西。

」

留下的，回來的

傍晚6點半後，工作隊的大門打開了。

闖進來一個全副武裝的人，從頭到腳包得嚴嚴實實，只露出一副大墨鏡，活像電視新聞里的恐怖分子。

這是隊里的技師載著儀器、工具和下午的發掘收穫回來了。

「年輕人比我們懂保養啊。

」晚些回來的老技師們笑著打趣。

王宏章擼起袖子，露出黑白分明的兩截胳膊。

四合院的長廊上，放了兩排二三十來個籮筐，籮筐上貼著標籤，裡面是清洗、整理過的陶片、獸骨、石片。

等田野工作結束，技師們就要對這些碎片進行鑑別、整理、修復。

「這個還沒有辦法靠儀器，主要靠經驗了，要對那個時代的陶器形狀、種類非常熟悉才行。

」郭朝鵬說。

他特別佩服隊里幾位老技師，能從探方挖出來的「垃圾」里找出幾十乃至成百上千個碎片，然後拼出一件陶器的原樣來。

在社科院考古所下屬的工作隊，二里頭隊技師「認陶片」的技術頗有名氣。

考古工作隊由兩個梯隊組成：隊長許宏、趙海濤是社科院研究人員，屬於「吃皇糧的國家幹部」；技師七八名，由工作隊在當地招聘、培訓，一般是高中文化程度。

此外，是從附近村落雇來的農民工。

●二里頭考古工作隊副隊長趙海濤(左)和來訪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鄧聰在現場研討

王宏章、王叢苗和郭淑嫩是隊里最資深的技師。

1980年代進工作隊時，他們都還是沒成家的姑娘小伙。

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3人如今都到了或接近退休的年紀，每日依舊在工地上勘探、發掘，帶教隊里新進的年輕人。

王宏章話不多，心很細，對工作隊里大小事務都留著心。

許宏稱他是「我們的大總管」。

進隊不久，他就被安排去北京學了半年攝影——用的是海鷗120相機，自己設個暗房沖洗膠捲。

當年考古所給的撥款很少，一個季度發十來個黑白膠捲和一個彩色膠捲。

「很省著用，一般的墓葬、灰坑都不拍照，只有挖到陶器、玉器才照，獸骨也不照。

」這讓王宏章感到遺憾：當時許多的發掘成果只有文字記錄，沒有圖片，給後期研究帶來麻煩。

剛進隊時，他們一個月拿45塊錢的工資，三四年後漲到60塊，之後每年一塊五、一塊七地提上來。

「工資算很低，比周圍的廠礦企業工人的待遇都低。

」直到2011年，情形才有了根本性轉變。

現在，一個高級技師每月工資三千多塊，「終於基本跟外頭持平了。

」

因為待遇的問題，二里頭前前後後出走了三四十個技師，近的去了鄭州，更遠的，跑到深圳、廣州。

「還是做考古發掘，拿的比我們這裡多得多，多出一半是有的。

」

在大夥眼裡，王宏章是公認的能人、聰明人。

「真是很厲害的，沒有他不會的事，拍照、修復、勘探、發掘、繪圖、開車。

」王延朋邊說邊數算。

連工作隊這座四合院，也是他在80年代負責工程建起來的。

「我都不明白像他那麼一個出色能幹的人，怎麼就一直待在我們這裡沒走呢？」趙海濤和我私下聊起。

「都替我瞎吹呢。

」王宏章黝黑的臉上露出一點難為情的神色：自己之所以一直待著，一是離家近，一是家裡條件還可以，不用他掙很多錢。

「不說為事業吧，還是喜歡做這個事，就一直踏踏實實做著。

」

工作隊有自己的食堂，但技師們一般都回家吃飯。

下班後，騎著電動摩托車五六分鐘就回到各自的村子了。

碰到農忙，他們還可以請假回家割麥子。

在考古隊和當地村民中間，他們是天然的情感紐帶。

攀起親來，四周村民不是本家就是姻親，遇上糾紛也好說話。

2000年，有農民在建房挖地基時發現了兩個青銅片，想賣給外人。

正巧，撞見此事的技師是他本家的孫輩。

在孫輩的勸說下，村民把銅片上交給工作隊。

經鑑定，那是二里頭發現的第一件青銅鉞，也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鉞。

1986年，工作隊向二里頭村買了一塊地建了自己的房子。

之前，他們借住在農戶的房子，工作、生活樣樣不方便。

建房之前，大家做了一個漂亮、細緻的考古發掘。

結果，在自家地盤上發掘出一個貴族墓，裡頭有銅鈴、青銅爵，一個制骨作坊遺蹟，一個很可能用於祭祀的壇類建築基址，「直徑大概七八米的夯土，圓盤型，上面立了柱子，像梅花樁一樣。

」王宏章比劃著，精確地報出一連串數字。

「我們自己蓋房子，當然要把發掘工作做得更細緻、更好一些。

以前這一帶的老百姓蓋房子，把地挖得很深，破壞得很厲害。

我們看著都很心疼。

」

2010年，王宏章的大兒子也招工進了考古隊。

兒子高中畢業後一度跑到外頭闖世界，在江蘇崑山的台資企業打工。

三四年後，還是回到二里頭村。

先是跟著老技師們學發掘、測圖、操作全站儀，現在又開始學習航拍、三維製圖等新技術。

王宏章說，兒子一開始很不安分，因為「不自由，這活是死的」。

「現在好多了，靜得下來了。

而且，現在工資也好了，和外頭一樣囉。

」

●老技師王宏章在考古現場

2009年起，偃師一帶發展起三輪摩托車、電動交通工具製造業，地方經濟崛起，GDP在洛陽地區排名第一。

附近年輕人在工業園區找到了就業機會，在外打工的也都回了故鄉。

「這幾年，跑出去的人很少了。

」

花花世界，有這麼多機會，年輕人還會安心於一份面向大地的工作麼？

「想法肯定是有過的。

」郭朝鵬坐在電腦前慢悠悠地說。

他一邊用三維製圖軟體處理剛拍完的發掘現場圖片，一邊教我如何識別遺址上的各種土坑。

聽老技師說，他中間離開到鄭州折騰了三四年，2010年歸隊的。

大型考古報告《二里頭：1999～2006》的校對，有郭朝鵬不小的貢獻。

「幫了我很大的忙。

」具體負責報告的另一位主編趙海濤肯定道。

眼下，他在學習操作無人機航拍技術，正在熱乎新鮮的勁頭上。

「這個真不錯。

以前租借氫氣球，需要很多人，4個人4根繩子來控制。

數位相機照一次，要等拿下來放到電腦里看，很麻煩。

」

我拐彎抹角地問他收入和將來的職業打算。

「要比工廠里好一些。

畢竟，他們做的是流水線上的工作的嘛。

」他嘴角露出一點笑意，「進了這裡，就比較封閉了，不太接觸外頭了。

」

鄉紳老郭的夢想

「現在，咱們就相當於是坐在北京的紫禁城裡咧。

」

在工地旁的小土包旁一坐下，老郭給我講解起了二里頭遺址的歷史。

在滿是黃土的工地上轉了一上午，他一身棉布襯衫還是乾乾淨淨的，很體面，一看就是位見過世面的人物。

每天只要沒有其他要事，老郭就雷打不動地到遺址現場來「上班」，轉轉看看，幫幫忙。

他稱之為「體驗」。

在來工地打工一天賺40塊錢的鄉親眼裡，這叫「閒得慌」。

「我就是想弄清楚我腳下這一片土地過去發生過什麼事。

」老郭文縐縐地解釋。

他說話愛用書面語，夾雜著一些古雅的文言字眼，說到某人去世叫「作古」，提到偃師地名的由來——那是周武王伐紂後「息偃戎師」。

老郭，大名郭振亞，66歲，圪壋頭村人。

在圪壋頭乃至附近一帶，他都頗有聲望。

誰家有個紅白喜事，或是舉辦先人的周年祭祀，都會請他去張羅、主持。

他通文墨、懂掌故，寫得一手好字，又有一副服務鄉里的熱心腸。

按趙海濤的說法，「放在1949年前，就是一標準的鄉紳鄉賢。

」

1959年，老郭9歲。

地里的麥子還沒收割完，村裡一下子多了一些北京來的「怪人」。

他們拿著工具在麥子地里東挖挖，西探探。

他好奇地跟在後頭，一邊自己琢磨。

在他印象中，徐旭生是一個「瘦瘦的、長著山羊鬍子」的老先生，「學問很大」。

當時，考古隊就借住在圪壋頭的農戶家，「條件很艱苦」。

之後半個世紀裡，老郭和考古工作隊的3任隊長都結下了私交。

談起他們各自的籍貫、求學經歷、師承、著左、乃至個性脾氣，老郭如數家珍。

1999年許宏一到二里頭，就在隊里技師的帶領下，到圪壋頭村來拜訪老郭，向他借過往的書面資料。

老郭喜歡和這些北京來的大知識分子們打交道。

他打心眼裡佩服有知識、學問大的人，常常掛在嘴邊一句話：「你看，這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的差距。

」

「文革」期間，老郭在公社生產隊當會計。

1974年春，他帶著幾個社員翻地栽紅薯時，從土裡挖出來一個三足青銅爵。

「我那時還叫不出這是啥，但是，有點明白這一定是個很重要的古董，就想去交給他們吧。

結果，趙芝荃隊長看到後，啊呀一聲叫，高興壞了，他那個喜悅的程度是難以言說啊。

」

「為啥呢？因為這是二里頭出土的第一件青銅禮器，也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青銅禮器。

它不是考古隊挖掘出來的，是我發現的。

」在考古所的考古發掘報告中，關於這件青銅爵的由來，有這麼一行介紹文字：「社員在平整土地時發現的。

」

老郭說自己這些年對工作隊真是貢獻了不少，他在家都用本子記了下來。

一次，村裡有人從地里挖到一件玉器，他聽說後就去給對方做思想工作。

在他的勸說下，村民把玉上交給了工作隊。

「我跟他說這個東西是屬於國家的，萬一被人知道的話，可能還會找你事了。

」他嘿嘿一笑。

當大隊幹部的30年里，老郭常常在考古工作隊和公社、村民之間居中協調，召集各方商量勘探、發掘要經過哪些地，怎麼個賠償法等等。

「在這幾十年中間，沒有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老郭相當肯定地總結。

他讀過考古方面的書，書里提到考古工作者在田野發掘中很難避免和當地老百姓的緊張甚至衝突。

「我們這裡還是很和諧的。

我覺得自己也是對他們作出一定的貢獻的。

」

二里頭遺址的中心區主要是在圪壋頭的農田上。

圪壋頭人不樂意了，私底下也跟老郭抱怨：明明主要是我們村的地，憑啥不叫它「圪壋頭遺址」、「圪壋頭文化」？

「我說，都已經叫這麼多年了，到國際上都這麼叫，哪裡還有可能改得過來呢？」他又嘿嘿一笑。

2002年春，有「國寶」綠松石龍形器陪葬的貴族墓被發掘出來，因為走漏了消息，工地的安保一時很緊張。

老郭把家裡養的一條大狼狗借給工作隊守夜巡邏。

他對隊長許宏說：「你放心吧，周圍幾個村的人，我都眼熟。

要是有看起來可疑的陌生人出現，我馬上給你報個信。

」

趁著工地午休，我應邀去老郭家做客。

他把我迎進一座敞亮的、帶著天井的二層小樓。

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幅字，貼著他參加某電視節目的留影。

老郭的女兒在洛陽工作，兒子自辦了一家小型企業，家境頗為殷實。

他帶我參觀了他在二樓的小書房，書架上有《資治通鑑》、《說文解字》，以及洛陽、偃師的地方志和幾大本厚厚的考古發掘報告。

其中大部分，是歷任考古工作隊隊長送給他的。

「他們都知道我愛學習，都送我書呢。

許隊送我的書最多。

」對許宏一套面向公眾的普及考古知識的小書，老郭尤其爛熟於心。

他說自己把時間都用在學習古文化和歷史上。

他向我展示了他小小的個人收藏——這些年他撿的古代陶片、石器、骨器。

他一一向我介紹各是什麼用途，有怎麼樣的工藝，這樣的工藝代表了什麼樣的考古文化特徵，儼然一個十分耐心又稱職的解說員。

5月份，老郭去鄭州參加了一次學術會議——中國首屆考古學大會。

「許隊幫我安排的。

我就去弄了一個列席證，門口也沒人攔我。

」老郭跑到夏商討論組聽了整整兩天，「收穫很大。

」

他遞給我一本紅紅的榮譽證書，上頭寫著「2015年優秀文物保護員」，頒發單位是偃師市文物局。

離開老郭家，是下午兩點半後。

他堅持要開著三輪車送我回工作隊。

半路上，他把車停了下來，轉頭叫我，然後他右手一揮，指著北方天際處的山脈對我說——「那就是邙山」，左手再一揮——「那是嵩山」，然後他雙手合攏在胸前，「歷史上有6個古都聚集在這一塊洛陽盆地里，今天運氣不錯哦，都讓你瞧清楚了。

」

老郭還有兩個小願望：一是有機會再見一下自己四十多年前獻的青銅爵。

「東西保存在洛陽站里，海濤說什麼時候幫我安排一下。

如果他們允許，我想和青銅爵合個影做個留念。

當時都沒條件拍照。

」

另外一個，等二里頭博物館建起來後，他想左一名志願講解員，「給四面八方來參觀的公眾講解我們二里頭遺址和洛陽的古文化歷史。

」

客從何處來？

在郭振亞家，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張黑白照片的掃描複印件。

照片上，一位身著舊中山裝、戴著舊八角軍帽的老人拄著拐杖行走在田野里，身後是一片茂密的芝麻地，兩邊各有一人攙扶著。

「左邊這個是我們公社書記，右邊是村書記。

時間大概是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老郭是幾年前從一堆舊雜物里發現照片原件的。

他翻過來一看，照片背面有一行字——「裴文中教授留念」。

●當大隊幹部的30年里,郭振亞(右二)常常在考古工作隊和公社、村民之間做居中協調

「裴文中？」經他一提醒，我頭腦里中學時代歷史、生物教科書的記憶被調動了起來——著名古生物學家，北京周口店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的發現者，也是山頂洞人遺址的發掘者。

「從來沒聽說他來過我們這裡。

我把照片交給許隊，許隊也幫我查過，說沒這個記錄。

」老郭后來向已90歲高齡的老公社書記問過此事，「他說不記得了，上頭來過這麼多人，他哪裡還記得？」

在工作隊食堂里，我抓住飯後一段休閒時光，向副隊長趙海濤提出了一連串問題。

「趙老師，現在分子生物學的研究說：我們現代人類都是同種同源的，是東非人的後代，而且是同一位女性的後裔，因為線粒體上有相同的DNA——叫作夏娃的基因。

這是真的麼？

「如果這樣的話，你、我以及3800年前的二里頭人，是不是和考古發現的周口店『北京人』、『元謀人』沒有親緣關係？現代人類真是起源於10萬年前的東非？」

還有一個讓我牽心已久的問題——「有一個很流行的說法：說血統純正的中原人小腳趾甲上有一塊裂趾。

真的麼？3800年前的二里頭人有這個特徵麼？」

「那你有麼？」他反問道。

我感覺面部微微發熱——事實上，這是一個從10歲起就困擾我的問題。

趙海濤慢條斯理地開始回答：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50萬年前，地球上的一些地方有早期猿人存在的痕跡；它們中的一些後來滅絕了，沒有進化下去；一般認為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但是從10萬年前到4萬年前現代人類的起源時期，中國也發現一些古人類的化石，只是與10萬年前相比出現了斷層。

「也許現代人類真來自非洲，也許只是暫時還沒有考古發現。

」他繼續慢慢地說，「其實，考古學所能解答追尋人類起源、社會發展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

末了，他引用許宏的一句話作為這場小型「答記者問」的句號：「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原創的——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獲知當時的真相，但仍懷有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執著。

」

（參考書目和文獻：許宏著《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以及許宏部分考古學博文；《追跡三代》，孫慶偉著；《二里頭、夏與中國早期國家研究》，陳淳、龔辛著；《漫談夏商周斷代工程》。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的工作支持，特別感謝趙海濤、王宏章在採訪中提供的諸多便利，以及郭振亞先生的熱情接待與協助）

本刊記者｜徐琳玲發自北京、河南偃師

編輯｜鄭廷鑫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