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真實性——關於考古學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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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探索什麼?考古學科學嗎?考古學如何「透物見人」?如何理解考古學的「人文轉向「?……
這些問題涉及考古學最基礎的內容,還涉及我們的認識論,即我們如何看過去,如何看過去遺留下來的物——考古材料。
陳勝前教授的學術隨筆《思考考古》即是寫給有同樣思考精神的人,是對考古學本身的進階探索與反思。
作者由日常生活和教學中遇見的問題得到啟示,探討了考古學的意義、考古學探索的對象、考古的作用、考古學理論、中國考古學的斷裂與發展現狀等熱門問題。
並以遼中京、大山前、白音長汗等耳熟能詳的考古遺址作為案例,進一步闡釋了考古學如何「透物見人」。
*文章節選摘編自《思考考古》(陳勝前 著 三聯書店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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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勝前
Q:
考古與盜墓
參加某個講座,有學生問考古與盜墓有什麼區別。
幸虧他不是學考古的學生,否則,這個問題的潛在意思就是,考古與盜墓有區別麼?考古就是合法的盜墓而已,盜墓則是不合法的考古。
官方的說法是,考古是科學,盜墓是破壞科學。
考古如何科學呢?盜墓又何以破壞了科學呢?考古與盜墓之間有沒有關聯呢?
王子今先生寫了本《中國盜墓史》,全面回顧了中國自古以來各種各樣的盜墓。
不是所有盜墓都是非法的,據說曹操就曾經設立過「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官職,專門主管盜墓。
盜墓的歷史極其悠久,沒有考古的時候就早已有了盜墓。
先秦已有盜墓的記錄,秦始皇營造陵墓的時候都要考慮防盜。
我們通常說金石學是考古學的前身,然而那些青銅器、碑銘、磚瓦等來自哪裡呢?大部分恐怕都來自盜墓,只是我們不能說盜墓乃是考古學的前身,說盜墓孕育了考古學也不合適。
但是如果說沒有盜墓,就沒有考古學,好像還是有點合理的。
當然時代變了,如今我們已經擁有了考古學,盜墓應該告別這個世界了。
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如果有盜墓的話,還要考古幹什麼?假如把現代的背景換成古代,那麼考古的那個位置正好是古代盜墓的位置。
所以,把考古與盜墓相提並論也並無不可,只是它們是不共戴天的關係。
但是,當代社會是一個科學社會,科學沒有首先發端於中國,所以從科學的角度來理解多少有點陌生。
當科學已經在全世界普及的時候,盜墓的位置已經為考古所取代,此時的盜墓就是考古最大的敵人!
在考古學還沒有誕生的時代,盜墓是發現古物的基本途徑;即便是現代,盜墓通常也是暴露考古遺存的途徑之一。
次之,盜墓造就了某種財富,把古代的遺留視為財富,這是一種社會的構建,也就是說不是從來就有的。
古物成為財富,不僅可以用於交易,而且可以傳家。
文物無價,增值潛力巨大,這也助長了盜墓之風。
對於我們考古研究者來說,倒是很需要思考一下,古物的價值是怎麼產生的,為什麼它們無價。
盜墓者得到的是現實社會的金錢,而最後收藏古物的人獲得的卻是另一種財富。
宋代金石學大家呂大臨有言:探其製作之意,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
宋代文人從古物之中追尋三代的政治文化理想。
因為文字記載太少,古物本身以一種直觀的方式記載了三代時期的風尚。
最後,按王子今先生的說法,盜墓本身也成為一種文化,在中國這是一項歷史悠久的活動,盜墓與反盜墓來回鬥爭,其間承載了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觀念、社會背景關聯等。
為非法東西做了一點辯護不等於說承認它就是合理的。
在沒有考古之前,盜墓的確間接地催生了考古學的前身金石古物之學,但是科學考古誕生之後,盜墓就在不斷地破壞考古的根基。
盜墓有什麼害處呢?它的害處不是僅僅因為它違法,最主要的是它破壞了考古材料的關聯。
考古材料就像一句話,它離開了情境關聯就會變得不可理解。
最基本層次的關聯就是考古材料是時空關係,也就是考古地層,考古材料的水平分布與垂直分布,不同考古材料之間的相對關聯。
就像犯罪現場,任何破壞或干擾都可能導致重要信息的損失,以至於案件再也無法偵破。
盜墓人為地破壞了考古材料的現場,盜墓者的目的非常簡單,僅僅需要那些當時值錢的東西,其他東西都不重要,他們可能用漢墓中的竹簡當火把,殊不知他們破壞了極其珍貴的古代文獻,而他們尋找的金玉之器,反而價值有限。
對於一個原封未動的墓葬來說,本來它可以講述很多故事的,如年輕夭亡法老圖特哈蒙的墓葬,它保持了一段完整的古代埃及歷史,而那些被盜掘的陵墓,所能獲取的信息就十分有限了。
所以說,盜墓是科學考古的仇敵。
曾幾何時,考古研究者向盜墓者學習,洛陽鏟就是盜墓者的發明,現在也是考古者的利器。
盜墓者的技巧就是識別土質土色,哪些土被擾動過,哪些土是生土,通過洛陽鏟鑽探取樣可以識別出來。
這也算是盜墓者對現代中國考古學的一大貢獻。
自從中國走上市場經濟之後,盜墓之風又興盛起來。
考古學者編輯的《文物地圖集》不料成了盜墓者的線索,考古學者編著的書籍也成了盜墓者的基礎,這可能都是考古學者們始料未及的。
考古人在辨別洛陽鏟鑽探出的土
盜墓不是什麼好事,但是它引發的問題是值得思考的。
一個簡單的現象就是,盜墓者能夠滿足社會存在的某種需求,幾乎可以做到需要什麼就盜什麼,「服務精神」驚人。
文物機構出售重複文物或許並不可行,文物借閱的想法是否更瘋狂呢?據我所知,文物借閱一直都是存在的,當然限定於某個階層中,這說明借閱是可行的。
文物是有關古代的信息,就像圖書館一樣,應該是可以提供借閱服務的。
如果經常能看到,何必一定要據為己有呢?既然某個階層能夠保證安全,沒有理由認為其他社會階層就必定不靠譜。
盜墓的存在讓我們知道的一點是,人們存在文物鑑賞的需要,盜墓分子以非法的手段滿足了某些人這樣的需要。
當代考古學非常強調科學,強調考古材料的科學價值。
然而,這裡我非常想強調一點,考古材料(即古代遺物與遺蹟)不僅僅具有科學價值,它們還具有文化意義。
比如一件碑刻不僅僅是史料,包含年代、社會歷史狀況等信息,它可能還是一件書法作品,反映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傾向,傳承文化傳統的意韻,前者是科學,後者是文化。
記得美學家宗白華講過一個自己的故事,他收藏過一尊佛頭像,非常喜歡,他因此自稱「佛頭宗」。
抗日戰爭時期,他不得不把佛頭埋起來,抗戰勝利後又挖了出來。
這樣一尊佛頭,由於離開了出土關聯,科學價值有限,其意義主要是文化藝術上的,但是這樣的意義還是非常寶貴的。
就當前考古學研究而言,多注意科學價值,而忽視文化意義。
考古材料發掘出來,研究完成之後,基本就是束之高閣,從此難見天日。
對於絕大多數不研究考古學的民眾來說,考古學的科學價值遠不如文化來得親切。
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這樣的目標如何來實現呢?考古學恐怕還需要發展更多注重文化意義的研究,尤其是在史前考古領域。
Q:
考古學科學嗎?
課上課下都有同學質疑這個問題:考古學科學嗎?原因多是因為大家發現田野考古實踐工作充滿了主觀性,從地層的劃分到遺蹟單位邊界的確定,從器物的定名到器物的描述,如此等等。
研究者可能因為一時心情不好,或是不認真,或者僅僅是因為當時沒有看出來(事後幾乎沒有可能去修改所有原始記錄),錯誤也就鑄成了,這些材料就成了客觀的實物材料,被用來檢驗各種觀點。
還有更深入的質疑者比較考古學與經典科學(數理化天地生)的區別,他們發現科學都有自己的原理與理論,如物理學有牛頓的三大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地質學中有板塊構造理論、大陸漂移理論,生物學中有進化論、基因理論等,這些經過了眾多檢驗的理論可以用來解釋更複雜的自然現象。
考古學研究產生了什麼帶有普遍性的理論呢?得不出規律性認識的學科能夠稱之為科學嗎?也許正是因為意識到這一點,賓福德提出考古學要向人類學的方向發展——人類學是有理論的,雖然它的理論是不是科學理論還有頗多的爭議。
縱使我們就考古學是不是科學可能形成不了共識,至少我們的思考能夠深入一些,知道我們應該向哪個方向努力。
首先,我們需要討論一下什麼是科學,科學與偽科學的關鍵差別在哪裡;其次,我們需要了解考古學是徹底的不科學,還是部分的不科學,考古學的科學性是否有層次之分;再者我們也許應該區分究竟是考古學不科學,還是中國考古學不科學,還是中國考古學中的某些實踐不科學;最後,我們也許應該回答科學是否是人類唯一有價值的認識論。
什麼是科學是個難以簡單回答的問題,推薦大家看看馬修·詹森的《考古學理論導論》第三章「作為科學的考古學」,廣義的科學定義視科學為知識的理性積累,那麼考古學自然是科學。
但是狹義上哲學家們至今就科學的定義也沒有共識,極端強調客觀的有實證主義,認為材料必須絕對是客觀的,要剔盡主觀性;極端強調主觀的有費耶阿本德,他根本就不相信什麼科學方法,所謂的科學方法都是成功者的經驗總結,從來都不可能複製,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依從什麼方法。
我們不能準確地給科學下一個定義,不等於說大家不知道科學是什麼。
科學與巫術的區別還是一目了然的,「它們之間的區別不在於想要的結果或希望達成的目標,而在於程序。
科學通過一種程序或方法,通過它能夠得到可測的結果。
每當程序出錯,它就會自行糾正。
科學有效運作的關鍵在於符合準則、有條理的思考,且堅定承認實驗必須是可重複的」1。
也就是科學的核心不是說科學不犯錯誤,而是能夠通過批評爭鳴,以及不受壓制的自由研究來糾正錯誤。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考古學,應該說還是合格的,皮爾敦人騙了考古學家幾十年,最終被揭穿了;藤村新一造的那麼多的假石器,最後還是露出了馬腳。
對於不滿當前研究的青年學生而言,重要的也許不是理想的幻滅,而是對真理無悔的追求。
也許今天你不能做到那麼準確客觀,但是我相信你終究有一天是可以達到的!
考古學發展到今天,頗有一些分支已經與自然科學融為一體,從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分子考古到地質考古、絕對年代學、生態考古等,考古學至少有幾分科學色彩了。
所以說從研究考古材料層面上來看,考古學家研究材料的形成過程、材料屬性,面對的是相對客觀的對象,考古學可以說是科學的。
也正因為如此,有考古學家願意把考古學看成是研究考古材料的科學。
碳14測年,為檢測文物年代提供了方法
但是,大多數考古學家是不願意這麼做的,他們還是希望通過考古材料重建人類歷史,重建人類的行為,於是這就要求考古學對考古材料進行解釋。
解釋考古材料能不能歸屬於科學呢?顯然,這些考古學家相信發生過的事是客觀存在——無論我們知不知道,即解釋可以無限接近歷史的真實,但誰也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已經找到了歷史的真實。
這與自然科學研究的直接檢驗是有所區別的,所以我把解釋層面的考古學視為亞科學狀態。
後過程考古學家則主張多元的闡釋,認為不同立場闡釋都具有合理性,如男性與女性、中央與地方、社會上層與下層、殖民者與土著等,根本就不承認存在一個客觀存在的歷史真實,即便有也毫無意義。
從這個角度上說,考古學就不那麼科學了,但同樣合理。
再一個問題涉及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問題,大部分年輕學子批評的、失望的不是籠統的考古學,而是中國考古學的現狀。
中國考古學秉承地層學與類型學兩條腿,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這兩種方法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了,曾經還是高科技呢!現在出了什麼問題呢?任何研究方法都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經濟學上,邊際效應遞減應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連續等量增加一種要素的投入,達到一定產值後,所提供產品的增量下降)的問題,剛開始時,解決一些相關性很高的問題,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
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問題越來越困難,方法的效用也就不如從前了。
還有一點更加關鍵,即任何方法的應用都存在一個適合度。
真理與謬誤只有一紙之隔,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如運用地層學區分基本的地層單位是沒有問題的,如果要用它來復原灰坑開口的原始形狀,就勉為其難了。
用類型學建立相對年代早晚有合理之處,但用來劃分一個個明確的歷史發展時期,就未免有點匪夷所思。
再如石器的類型,基本的區分還是比較可靠的,但搞到繁複又無意義的詳細分類時,也就走火入魔了。
怎麼知道適合度在哪裡呢?主張某個方法的人定然認為它放之四海而皆準,科學的方法是通過批評糾正其中走過了頭的地方。
批評爭鳴是不可或缺的。
再正確的方法離開了其適合的範圍也都會成為謬誤。
最後一個問題,科學是唯一正確的認識論嗎?應該承認科學是我們人類目前已知的最有效的認識論。
只有科學的才是正確的說法是科學主義的態度,而非科學的態度。
對於中國的學術界而言,科學主義與反科學觀念是兩種截然相反但又普遍流行的思潮。
科學主義者將科學視為正確的代名詞,認為任何非科學的東西都應該被取締,中醫自然難以豁免,連哲學也最好科學化;反科學者相信科學已走到了末路,指望一套類似玄學的東西能夠取而代之,也是痴人說夢。
考古學希望採納的是科學的態度,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尊重客觀,符合現實。
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Q:
考古學的真實性
真實性是當代考古學的最大挑戰。
這是一個需要從多個層面或角度進行思考的問題。
不少學生放棄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發現考古學似乎太不可靠,尤其是在實習之後。
他們發現對於遺蹟、地層、遺物等的判斷都有很大的主觀性,比如說,為什麼遺址中總有那麼多的灰坑?為什麼灰坑總是那麼圓?按土質土色手感來區分地層,為什麼每個人的劃分都不一樣?什麼叫在居住面上?什麼叫在房屋的填土裡?如此等等的問題都很難回答。
總之,考古材料是由一系列的判斷構成的!自己的發掘尚且如此,別人的發掘就更難說了。
即便是整理考古材料發表發掘報告的人,他所親手發掘的東西也是非常有限的。
至於說其他研究者所基於的「第一手材料」實際上不知經過了多少次判斷,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考古材料就像文本,就像是被人們反覆編撰的書籍一樣,每一步都摻入了工作者的主觀認識。
因此假裝考古材料是客觀真實的沒有什麼意義,我們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如何儘可能地避免這些主觀性;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能避免這些主觀性,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研究這些主觀性。
當代考古學在這兩條路上努力,但是這種分裂式的做法還是受到批評的。
世界並沒有主客觀之分,人為的劃分是一種割裂,而合在一起又必然是主觀的或是所謂唯物主義的。
就考古材料性質所發生的爭論就如同哲學的本體論一般,或者說這個問題就直接涉及哲學的本體論,世界存在的本質是什麼?是客觀實在?是人類認識或理念?還是其他的東西?考古學探討的實際上哲學也在探討,雖然對於大多數考古學家而言,這些問題應該留給哲學家去思考,考古學研究實物遺存就行了。
然而,本體論的探討涉及考古材料的性質與範圍,它是否真實?它是否應該包括人們的認識及其背景?
當代考古學的下一個關於真實性的問題是認識論上的,即我們何以知道考古材料所能反映的問題。
目前我們最能夠相信的是科學,而究竟什麼是科學,以及科學方法的本質應該是什麼,我想很少考古學家會關注。
廣義與狹義的科學範圍相差甚大,從嚴格的邏輯實證主義到社會構建論,科學也在被解構。
在科學方法之外,後過程考古學提出「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綜合社會各個層面的認識,就如同解讀藝術作品那樣去解讀考古材料,認為多樣的解讀是同樣合理的,最終哪一種解讀占主導地位取決於社會潮流,而且認為所謂科學的方法同樣也是如此的。
究竟哪一種認識更加真實可靠呢?也許你就不應該這麼問!總之,考古學家需要認識論,需要從認識論上去反思與構建。
我們如何才能得到真實的認識?
在考古學的操作中,我們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樣的考古工作真正有意義?考古學在發展過程中深受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商業主義等潮流的左右。
究竟什麼樣的工作是對的,什麼樣的工作是錯的呢?考古學的真實性在這個層面上是倫理學的問題。
如今我們說考古學應該服務於公眾,誰是公眾呢?所有的公眾需要都是一樣的嗎?
近代考古學的形成與民族國家興起關係緊密,如提出三代論的湯姆森就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結。
隨著民族國家觀念的普及,考古學參與到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構建之中。
與此同時,在近現代帝國主義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中,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後發國家應對現實壓力的必然反應,脫離這樣的關聯來考慮中國考古學的思想觀念,自然是偏頗的。
考古學家對於政治可以敬而遠之,但是它的影響並非不存在,所以,缺乏政治清醒的考古學研究是令人懷疑的。
以上我從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與政治哲學四個角度談到了考古學的真實性,這四個角度也是哲學的四個分支(還包括一個美學)。
也許這樣的分析可以讓大家認識考古學與哲學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哲學思考對於考古學家來說必不可少。
陳勝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1998年赴美國南方衛理公會大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攻讀博士,師從美國考古學協會主席、美國科學院院士弗雷德·溫道夫(Fred Welldorf)與「新考古學」開創者路易斯·賓福德(Lewis
R.Binford),2004年獲哲學博士。
現主要從事考古學理論、考古學思想史、農業起源、石器分析、遺址過程動態解讀、史前藝術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
《學習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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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考古》
陳勝前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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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專題」
三聯書訊 | 2018年3月
我在昏暗的盡頭寫作,重建明亮的地圖。
——卡爾維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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