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海燕：挖掘蘭州文化符號 助推敦煌文博盛會

挖掘蘭州文化符號 助推敦煌文博盛會

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虞海燕

大河無聲劉恩軍

◀蝴蝶紋瓶—————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

◀水波紋瓶—————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

◀星空紋罐—————馬家窯文化—邊家林類型

◀人形罐—————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人頭蓋罐—————齊家文化—

高原上埋著彩陶

有些花紋的含義至今未破

落日下的平原也是金黃的

巴比松畫派從未調出過這種色

——于堅詩《入境遭遇》節選

在河南澠池發現彩陶之後，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經過精心準備，於1923年6月21日到達蘭州，自此日起，一直到1924年10月返回北京，安特生始終都在以蘭州為中心、半徑400公里的範圍內尋訪探考。

對此次甘肅(含青海部分地區)考古的成果，安特生在隨後印行的《甘肅考古記》的導言中頗為自得：「此次甘肅考古為期兩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足跡所涉，幾至甘省大部，所得結果頗出意料所及。

蓋不僅器物豐盈之仰韶遺址為吾人所獲，而多數前古未聞之重要藏地亦竟發現，其中完整之彩色陶瓮多件，類皆精美絕倫，可為歐亞大陸新石器時代末葉陶器之冠。

」

安特生之後是夏鼐。

繼之，是裴文中；繼之，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組織的多次文物普查和遺址挖掘工作。

經過20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對秦安大地灣和天水師趙村、西山坪遺址的發掘，中國彩陶文化的整個譜系在甘肅基本接續完整了：這個譜系綿續時間近六千年，涵蓋了多個人類族群，其歷史跨度之長、影響範圍之廣、文化類型之豐、交變承續之緊、藝術成就之高、遺存數量之多，當屬中國乃至世界之最。

彩陶，何物也？

彩陶，是器，或手制，或模製，或輪制；成器者，或為瓶，或為盆，或為罐，或為缽，或為壺，或為鼓，或為鈴，或為盂，或為豆，甚或為杯，為鬲，為塤，為鐲。

彩陶，施色，或紅色，或黑色，或棕色，或白色，或單色，或間色，或雜色；定色而繪，或為點，或為線，或為葉瓣紋，或為豆莢紋，或為花卉紋，或為魚，或為蛙，或為鳥，或為羊，或為鹿，或為狗，或為人面，或為人體，或為女陰，或為山嶽，或為水波，或為太陽，或為星空，或為八卦，或為字符。

彩陶，浴火，陶窯燒成溫度低則七百，高則逾千；浴火者陶也，浴火者亦人也；浴火的洗禮，始為陶，繼為銅，終為瓷。

彩陶，何義也？

彩陶，形而上也。

經過漫長的舊石器時代，童蒙初開的遠古人類，藉由器，藉由色，藉由火，打開了人類的心智，夯築了文化的基石，點亮了文明的曙光。

彩陶，用彩繪器物的容量和表情，孕育了洪荒時代中國文明的胚芽——是覺悟的自然觀，是覺悟的生命觀，是覺悟的宇宙觀，是覺悟的宗教觀，是覺悟的哲學觀，是覺悟的審美觀……是維度，是氣象，是風格，是特質，是品格。

一代考古學大師蘇秉琦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的開篇寫著這樣一句話，「我從考古學上探索中國文化和文明的起源是由彩陶和瓦鬲開始的」；詩人于堅則說，「中國文明是從玩泥巴開始的，大道之行始於陶！」

從彩陶遺址分布和出土彩陶收藏總量兩個指標衡量，甘青接壤地區堪稱中國彩陶文化乃至世界彩陶文化的中心。

以蘭州為中心的黃河中上游流域彩陶文化，是史前中國內生性的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融合交變的產物，也是研究史前文明最可信、最清晰、最典型、最精彩、最完整的器形系統和符號系統。

由此可以想見，安特生在澠池發現彩陶之後徑直奔向蘭州，或許正是判斷只有蘭州及周邊地區才符合大河文明和大通道文明(權且稱為史前絲綢之路)的交匯條件吧。

近百年以前，以世界一體視野考量中國文明起源的互動觀念已經萌芽。

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考古實證資料和考古研究成果表明：中國和外部世界的聯繫並非起於張騫出師西域，在中國文明躁動於母腹之時，史前絲綢之路就已經將「中國之前的中國」和外部世界緊密聯繫在了一起；廣義的絲綢之路不僅僅成就了漢唐盛世，也成就了中央之國在世界東方的蓬勃升起，成就了中國文明兼容並蓄的博大胸懷。

當我們追溯史前絲綢之路可辨識的路徑時，當我們尋找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接續聯繫時，當我們識別中國文明瓜熟蒂落的典型特徵時，所有這一切，都繞不開以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為代表的黃河中上游流域彩陶文化。

在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開幕之前先期舉辦「大河之光——黃河彩陶文化峰會暨文物精華展」，正是為了推動絲綢之路的重新認識，正是為了尋找黃河文化和絲路文化的有機聯繫，也正是為了在「一帶一路」的時代高地樹立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這些寂寂無聲的彩陶是史前中國曾經的喧譁、亢奮和沉思，他們從來不曾失語，從來不曾死去。

當下，在此，就讓我們凝視他們，傾聽他們，默想他們。

大河之光銳詞條

【絲綢之路】

李希霍芬於1877年在其著述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的概念。

關於提出這一概念的具體語境，2012年12月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西域文史》(第七輯)給出了幾個重要信息：其一，李希霍芬承認這個概念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亨利·裕爾《東域紀程錄叢》以及薄乃德所譯中國文獻的影響；其二，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有單數概念(路線)和複數概念(路網)之別，單數概念就是通常畫的那條翻越蔥嶺的路徑圖，但李希霍芬對是否必須通過帕米爾再經撒馬爾罕和費爾干納提出了疑問，基於當時最新的俄國人所做的地理勘查，他感到早期絲綢之路上的商人有一條更為直接的道路，從大夏向東，經過帕米爾—阿賴山脈，在《中國》一書中李希霍芬更多地採用了絲綢之路的複數概念；其三，在《中國》一書中，比起Seidenstrassen(絲綢之路)這個詞，李希霍芬更願意使用Verkehr(交流渠道)、Strassen(大路)、Hauptstrassen(主幹道)或Han⁃delsstrassen(商路)這些名詞。

(邵曉平整理)

【中華文明探源】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相結合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

該工程已在世界範圍內的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

《science》雜誌有一期專門介紹探源工程。

同時，哈佛大學、倫敦大學等一些國外研究機構也參與了課題研究。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使得國際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太平洋西岸社會複雜化進程與文明進程。

對重塑中國國家形象和文化軟實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初步形成了對中華文明探源及其早期發展的總體認識——對中華文明形成的時間、地域、過程、原因及機制和早期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徵等重大問題，提出較為系統的認識，形成有關中華文明的理論；擴展視野，探討中華文明與周邊地區文明化進程的關係，進而通過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總結早期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豐富人類文明起源理論。

甘肅是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區，系統研究甘肅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和史前絲綢之路，是中華文明探源今後需要側重的一個方面。

(本條目撰寫人王巍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彩陶之路】

彩陶之路，就是距今5000多年以來形成的以彩陶為代表的中國西北地區和中亞之間的文化交流通道。

彩陶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當為人群的移動和交融，貿易在其中所占比重很小，與絲綢之路有別。

約距今5500—4000年，中國西北地區的家羊、黃牛、小麥、尖頂冠形符號、鋸齒紋彩陶、舞蹈紋彩陶、陶偶、權杖等可能從中亞地區西傳而來，反過來，中國的彩陶文化也差不多同時漸次分南道、北道西行，最西影響到費爾干納盆地和克什米爾地區。

中國和西方的彩陶文化，都主要是在當地農業文化基礎上發展而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在多數時候都是雙向互動的過程。

(本條目撰寫人韓建業為中國人民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青銅之路】

青銅之路與絲綢之路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

五千年前環黑海地區率先進入青銅時代，然後向四周傳播，四千年前傳播到了中亞和東亞。

青銅之路活躍於夏商周三代，幾乎沒有文字記載，主要是由西向東傳播青銅技術與遊牧文化。

絲綢之路繁忙於漢唐宋元時代，史不絕書，主要是由東向西傳播絲綢與定居農業文化。

兩者先後相繼而方向相反。

研究表明青銅技術的傳播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與羊、羊毛、牛、牛奶、馬、馬車、小麥等物種和相關技術的傳播密切相關。

青銅之路將歐洲和東亞納入了以西亞為中心的古代世界體系，絲綢之路又加強了東亞與西亞、歐洲的聯繫。

只有將絲綢之路與青銅之路相結合才能全面系統地理解歐亞大陸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與互動的歷程。

(本條目撰寫人易華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

【玉石之路】

把新疆崑崙山系和甘肅祁連山系聯起來，將和田、敦煌、瓜州和肅北馬鬃山、嘉峪關玉石山、臨洮的馬銜山等，聯繫起來看成一個西部美玉資源的整體。

其空間定位是一個約有二百萬平方公里範圍的西部玉礦資源區：東西距離長達2000公里。

在這個區域裡生活的人群，古代是少數民族為主。

《管子》中說「堯舜北用禺氏之玉而王天下」，過去百思不得其解，如今已有豁然開朗之感。

從舉世罕見的西玉東輸運動的四千年歷程看，重新審視華夏文明的玉石神話所驅動的資源依賴現象，是這一條將中原國家政權與西部玉礦資源緊緊連接起來的傳播通道，以諸多支線的路網形式存在，並非一條固定不變的線路。

在3000年前周穆王就走過此路，此後大量的和田玉輸入中原，直到清代末年也沒有停止。

這條路在現代語境中才首次衍生出由德國人李希霍芬命名的「絲綢之路」。

看這條路上的重要關口叫「玉門關」，就可明白：文化重新自覺之後，應該用中國話語來看待這條路線。

(本條目撰寫人葉舒憲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神話學會會長)

【史前絲綢之路】

公元前2世紀，張騫開啟了絲綢之路。

這條東西交通孔道途經中亞沙漠，故稱「沙漠之路」。

從考古發現看，東西方文化交流最初是從歐亞草原開始，時間可以追溯至史前時代，故稱「史前絲綢之路」。

兩河流域古代居民馴化的綿羊、山羊、黃牛、印歐人馴化的家馬，以及西方冶金術等，沿史前絲綢之路相繼傳入中國。

另一方面，黃河流域古代居民培育的粟(小米)、加工的玉器、彩陶文化，以及絲綢等，則沿史前絲綢之路傳入西方。

(本條目撰寫人林梅村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