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看看考古的另一面

作者：丁雨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夏鼐和王仲殊先生說，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

「定義」是很微妙的，有些時候它是一種歸納總結，有些時候它是一種雄心壯志。

考古學者的工作使命就是與未知作戰——挖別人沒挖過的墓，走別人沒走過的路。

在這個探索的層面上，《考古的另一面》（鄭嘉勵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是一本特別的著作，它既是踏遍光榮荊棘路的印記，也是化荊棘為雅趣的風景。

另一面的考古

近年來，中青年考古從業者時常提出一個問題：型式之外，我們還有什麼？這個焦慮針對於考古學慣用的地層學和類型學方法。

地層學、類型學乃至考古學文化，最終解決的問題總是分期、分區、一堆瓶瓶罐罐構成的線圖排列圖表，看起來既不如盜墓刺激，又不如《神話》傳奇，不免讓眾多圍觀「怪力亂神」的群眾大跌眼鏡。

這當然有時也不免讓深陷分型定式的考古從業者苦惱：難道歷史是靠碗盤杯碟推動的？

實際上，從發掘到考古報告的完成，只是考古工作的一個階段。

不過，即便在這個階段，考古田野工作也並非只包含針對所發掘遺物遺存的地層學分析和類型學分析。

在冷靜的學科方法之外，自有一番屬於學者的熱情，充滿好奇地打量他眼前的古今世界。

在目標遺存之外，原也還會有更多看似不相干的意外發現。

在人文學科的研究中，理性分析固然不可少，略帶感性的感知原也應當是必要的補充。

假如我們承認萬物處在密切的聯繫之中，那麼目標遺存所存在的各類古今環境、人事變遷，原也應當是我們充分感知、記錄的部分。

但這種對發掘目標之外的記錄和由調查發掘引發的「感想」是很難被寫入針對性極強的考古報告之中的。

在這一點上，《考古的另一面》開啟了一條新的道路。

作者所記錄的對象看似散淡，但卻充溢著對過往、對當下的關懷。

在撰寫嚴謹冰冷的考古報告之餘，考古人畢竟尚有一番數據處理以外的溫情，尚有一番不改初衷的家國之思。

追溯考古學史，以傅斯年為首的學者們之所以要引進考古學，重建古史，不正是因為他們在民族危亡的時局下懷著對家國存亡、對文化興衰、對大好山河的深切關懷和真摯感情嗎？在《考古的另一面》中，作者把這一番承自前賢的溫情，化作點點滴滴細緻入微的體察與記錄。

雖然作者謙稱為小品雜文，無心偶得，但從內容來看，觀物行路、談藪冢書，無不是對冰冷工作報告之外的細密補充。

而考古人的追索與情懷，不著痕跡，盡在筆端。

上窮碧落下黃泉，考古原非流於型式。

型式內外，格物求真，總有些看似微小的努力與嘗試，在順應人性的底色，貼近另一面的真理與真情。

帝王VS匹夫

地層學是一種深具隱喻性的方法。

考古地層既是層層堆疊的，很多時候又是非連續、不統一的。

倘若真正體悟了考古地層學，或許我們對顧頡剛先生由層累歷史而引發的疑古思潮、對福柯關於知識考古學的闡發，都能夠有更深入的體味。

倘若將地層學的隱喻進一步延伸至考古研究中對社會階層問題領域的取向，則或也有類似的啟發。

對不同地層的關注，會引導我們進行不同時代的研究——那麼對不同社會層次的關注，也會引導我們產生不同的研究視角與取向。

史學中一個重要的問題領域，就是社會階層、政治結構、社會組織問題。

在這個問題領域中，既應包含傳統史學對帝王將相、政治組織的關心，也應包含新史學對於社會史、日常歷史的關注。

從社會階層這個問題角度觀察，細究多年來的考古「十大發現」評選，可以發現，屬於「帝王將相類」的考古發現明顯受到更多青睞。

大型聚落、皇家陵墓、官府作坊往往受到更多關注和討論。

如若反觀考古學的實踐工作，普通的破陶片、瓷片才是發現的主流。

這些遺物是涉及古代普通民眾物質生活狀態的重要史料。

這表明，在研究材料方面，考古學或在新史學的問題方向上可能更具優勢。

雖然新史學今天已經不「新」，但對於考古學研究，特別是歷史時期考古學研究來說，如何利用碎片來書寫屬於小人物的日常史、如何尋求普通人的敘事視角，「自下而上」地進行探索，在當代考古學領域則是更具巧思的做法。

以地之名——鄉土

鄉土對於文字氣質的孵化與培養，讓我感到神奇與著迷——當然也令出身城市嚮往文藝的我一度感到沮喪。

從這個角度講，考古這一職業，讓作者對於土地又多了一重反覆——出身於鄉土之間，讀書遠離鄉土，考古回歸鄉土。

正是因為這一重反覆，有對比，有發現，才讓人矛盾、讓人彷徨、也讓人重新定義與審視鄉土。

作者把《考古的另一面》在考古領域裡的特殊歸結為「文藝」，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一番文藝的成立，卻正是立足於考古日日夜夜面對的土地。

唯其俯身於土地，方能聽到、看到人與土地緊密聯繫而生髮的種種物象情態。

因為，人生最真摯的情感，最虔誠的信賴，都依附於雙腳之下的堅實土地。

文字的氣質，只是作者的一番趣味。

然而著眼的物事人情，卻能看到衷心之所至。

鄉土博大，可觀者多。

考古工作，每每深入鄉村，一住大半年，三成學術，七成精力耗在組織人力家長里短，若不把基層生態摸爬滾打搞個爛熟，想來考古工作也無法順利收尾。

由此，這番認識，記錄下來便是對中國基層鄉村絕好的社會學報告。

若考古工作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則必有機會成為精彩的民族志或人類學報告。

考古報告不對此類內容略作要求，殊為可惜。

《考古的另一面》篇章之間，正具這般雛形，這大約是此書的另一番所得和開拓。

或許在繁複艱苦的考古工作中有許多如水般細膩的情思感觸，並不想讓它們緩緩地流逝沉積，成為無言的地層，勞費未來的考古學史家太多的思量。

於是把那些看似淺淺淡淡的痕跡留下。

作者有意無意，讀者有心無心，留給不同的人，品出不同的味道來——「另一面」大約才更有其獨特的「另一面」。

（丁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