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他，我大天朝五千年的歷史要縮水十分之一

上世紀60年代初，李濟在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做破損銅器粘合試驗

引言：

他是20世紀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他領導的考古工作，讓撲朔迷離的殷商文明成為信史；他一生的牽掛在中原腹地，後半生卻只能與之隔海相望。

他有一個夢想。

99年前，有個年輕的中國學生在「自撰簡歷」中表達了這樣的想法——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

看世界，要做點什麼呢？

他說：如果有機會，

「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

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

」

那一年，他22歲，即將去哈佛攻讀人類學。

後來，他果真去「刨墳掘墓尋古蹟」了，

只不過並沒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

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東。

1926年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掘，

他成為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

1930年主持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發掘，

他讓龍山文化呈現於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已成為中國遠古歷史的標誌性術語，

許多對考古學一竅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詳。

只不過，大多數人對他卻是聞所未聞。

左起：董作賓、李濟、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在安陽小屯考古時合影

1928年至1937年，

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

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

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

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名字——李濟。

李濟

我們關於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濟給我們劃定的。

他領導的安陽發掘，

對20世紀整個下半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夏鼐、

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高去尋在內的中國考古學界領袖人物，

都是在安陽接受的考古學訓練。

1953年前後李濟與張光直合影

已故的考古人類學大家張光直以台灣中研院院士、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的權威身份，

曾對自己的導師李濟做過評價：

近60年的歲月里，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隨後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

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考古這門學問的發展中占據支配地位。

如果不將張光直所說的「中國學界」縮小為台灣學界，

那麼他的判斷顯然過於樂觀了。

李濟在1948年年底隨史語所遷台，

這一選擇很難以優劣論，

但其所造成的尷尬局面卻是顯而易見的。

1959年，以《考古》雜誌為代表的大陸考古學界對李濟發起了猛烈的「圍剿」。

李濟的兒子李光謨甚至還收藏了當年的一期《考古》，

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濟。

此後，和許多政治上選擇錯誤的著名學者一樣，

這個名字逐漸消逝在我們的閱讀視野中。

不知道李濟對於此種「圍剿」的反應如何，

但他曾對1949年後大陸的考古發掘報告提出過嚴厲的批評，

認為其中缺乏實際材料，充滿了政治術語，

對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內容居然都號稱「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貫的標準，這些根本都夠不上考古學。

」

李光謨對記者感嘆道。

據說，直到後來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報告出來以後，

李濟對大陸考古學的印象才有所改變，

他自己的文章中也開始引用大陸學界的資料。

李濟去世後，留給李光謨一筆遺產，

李光謨提出捐贈一部分設立「李濟考古學獎學金」。

當時社科院考古所本來已經同意了，

但經「請示」後，此事卻不了了之。

李光謨聽說，有領導在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會上講：

不能以一個1949年離開大陸的人的名義來設立獎學金。

那是80年代，本來可以成為中國第一個考古獎學金，

但直到2011年，「李濟考古獎學金」才正式設立。

兒子眼中，李濟相當固執，總是直道而行，不知道拐彎。

李濟去世後，人們回憶：

「他是一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

但他對待真心為學的人則給予最大的幫助。

」

其實豈止「害怕」，

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簡直就是可惡。

台灣名人李敖就曾寫過文章，

稱李濟為「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

李濟因固執而獲罪為「學閥」，

但饒是刻薄如李敖，

也從不否認他身上「迷人」的一面。

李濟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是在殷墟，

此後，考古學家和他發掘的遺址天各一方，

路途迢迢。

身不能回大陸的李濟，

晚年心中是否牽掛殷墟？

隔海相望殷墟，

心中是怎樣一番滋味？

這些問題，由於長期的兩岸阻隔，

甚至連李光謨也無法回答，

但他說：1977年，李濟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是《安陽》。

1960年代，李濟在台北溫州街家中

——全文完——

本文摘自徐百柯《民國風度》一書，文字稍有改動。

本期編輯：璇璣、雅魯藏布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