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師與高參

1978年3月，作為恢復高考制度後第一屆大學生，我進入了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讀書。

當時的考古專業主任是張忠培先生。

記得我們到校報到不久，他就到我們寢室來看我們。

給我的印象是，很有精神，親切、開朗。

我們的第一個專業課就是張忠培先生主講的新石器時代考古。

張忠培先生（中間帶帽黑框眼鏡者）與七七級考古專業學生畢業前的合影。

老師鄉音重 學生「猜謎」忙

當時，沒有講義。

每次上課時，就是張忠培先生在上面講，我們在下面認真地做筆記，回去再複習，生怕漏掉一點內容。

剛開始上課時，先生濃重的湖南口音讓我們很難聽懂，全班同學只能從他的表情和講授內容的上下脈絡來猜他講的意思，一般會猜到八九不離十。

但有一次，他說到一個由三個字組成的考古專有名詞，發音是「jujudong」，他瞪大眼睛，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了好多遍，我們猜了好多次，卻都不對。

看著我們面面相覷，先生只好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出來——「柱子洞」——原來如此呀！還有，講到各地新石器時代陶器的顏色時，「褐陶」和「黑陶」的發音完全一樣，根本無法分辨，必須要他在黑板上寫出來我們才能明白。

在全班23名同學中，也許由於早年學過一點兒聲樂，經過測音練耳的訓練，所以我似乎是全班同學中猜中先生話語比較多的人，成了「翻譯官」。

又由於我近視卻不願意戴眼鏡，所以上課總坐在最前排。

先生往往習慣地盯著我講，要是我滿臉疑惑，他就知道我們沒有聽懂，便再講一遍，直到我們聽懂為止。

問題靠譜才算聽懂

張忠培要求每個同學都要根據他課堂上講授的內容提出問題，以此作為他考核大家學習情況的重要參考。

於是，我們就搜腸刮肚、絞盡腦汁地找問題，向他請教。

這確實非常鍛鍊人，如果你沒有學懂弄通，提出的問題往往十分膚淺。

一次，一個同學提了一個這樣的問題，被張先生直截了當地頂了回去。

他說「你根本沒有弄懂我講的內容，回去好好看課堂筆記吧！」羞得這位同學面紅耳赤，無地自容，我們在旁邊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打那以後，大家絲毫不敢懈怠，提出的問題也越來越「靠譜」了。

先生感受到了我們的進步，十分欣慰。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張先生用這種督促我們提問題的方式，培養了我們發現學術問題的能力，為後來從事學術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學好哲學不會迷路

張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們，要學好哲學。

我開始覺得很詫異。

當時在我們的頭腦中，哲學就是一些政治術語，如「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

他解釋道，哲學是認識世界的學問，是研究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問。

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辯證法當作教條來背，而是要真正學懂弄通，把它運用於自己的研究之中。

經過幾十年的考古實踐，我體會到先生的話是千真萬確的。

考古工作者對考古遺存的解釋受到本人思維方式的深刻影響，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往往會對同一類考古遺存產生不同的認識和解釋。

在主持「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時，我就用運動的、全面的、相互聯繫和不斷發展變化的觀點去認識考古學文化和古代社會，注意研究社會發展變化的內因和外因，研究社會由量變到質變的變化的。

可以說，先生當年讓我們學好哲學，是給了我們一個防止迷路的指南針，一個受用終生的錦囊妙計。

蔚縣實習 訓練基本功

1979年春季，我們吉林大學考古七七級的全體同學赴河北省蔚縣，進行第一次考古實習。

蔚縣此前沒未進行過正規的考古工作。

當時我們不理解張先生為何選擇這塊「處女地」作為實習地點，後來才逐漸明白：我國內蒙古長城一線是歷史上農業和牧業交錯地帶，也是環境變化最為敏感的地區，這一區域又是中原文化與東北地區和內蒙古中南部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當時，位於這一地區的河北北部和山西中部，非常缺乏考古工作，文化面貌不清楚，何談對該區域與更廣泛的周圍地區文化聯繫的研究？正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張先生策劃了在河北蔚縣和晉中地區的區域考古調查，以及對重點遺址的發掘。

1974年，張忠培先生在吉林大安。

我們第一次實習地點選在了篩子綾羅村東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兩個月時間，我們經受了嚴格的田野考古發掘訓練，大家第一次將在課堂學的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的知識付諸實踐。

雖然這次的發掘成果並不豐富，但它畢竟是我們班、是吉林大學，乃至中國考古學家在蔚縣開展的第一次系統考古發掘工作。

1981年我們班再次來到蔚縣，進行畢業實習。

張先生安排每兩人一組，每個組負責一個鄉鎮區域的調查。

他要求我們，一定要詳細踏查，每個河流台地，每個土坡斷面都要仔細查看，地面上每個陶片都要撿起來。

在蔚縣考古調查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全班集中進行調查成果交流。

張先生逐一查看每組撿到的陶片。

當看到我和王軍同學在大水門頭村一號灰坑採集到的一堆陶片時，張先生眼睛一亮，蹲下來仔細觀看。

過了一會兒，他興奮地宣布，我們發現的這些陶片是相當於中原地區夏代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陶器，說明本地區在夏代與中原地區發生過文化交流，這個發現十分重要！聞聽此言，我和王軍都高興地跳起來，多日的辛苦勞累一掃而光。

此後，我們按照張先生的部署，又在採集到陶片的這個遺址進行了試掘，獲得了更多的出土遺物。

蔚縣考古先後兩次，前後經歷了近半年。

在張忠培先生和其他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們對田野調查、發掘和資料整理、報告編寫的程序和方法有了比較的詳細了解，為我們這些學生後來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們之後的七八級、七九級也在河北、山西接受了同樣的訓練。

有計劃地將學生的考古實習與解決學術問題相結合，是張先生的一項「發明」，開創了吉林大學結合考古實習，培養學生掌握田野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基本訓練的教學體系的先河。

蔚縣和晉中的考古實習，正是張先生為解決北緯40度線三北地區考古學文化譜系問題而實施的重大戰略部署。

指點迷津 回歸主戰場

1996年6月，從日本學成回國後，我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是從事東亞地區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還是繼續我的本行——夏商周考古學研究？我向張先生請教。

他沉思片刻，一字一頓地說：「回歸主戰場！」他解釋說：「雖然你經過幾年留學，對日本和朝鮮半島的考古資料比較熟悉了，但是，你不能經常參加日本和韓國的考古發掘，不能及時掌握他們最新的考古資料，只能靠第二手資料進行研究。

你在考古研究所，可以自主設計課題，夏商周時期的都城遺址基本上都是由你們研究所負責發掘，你應當利用這個有利條件，把在國外學到的方法和理念運用到國內考古研究，儘快在主戰場做出成績。

」先生的話讓我豁然開朗。

1994年，張忠培先生在湖南澧縣考古工地。

當年9月開始，我又回到了考古現場。

此後，我參與的偃師商城宮城內宮殿基址群考古、周原西周時期宗廟基址發掘、安陽殷墟孝民屯對商代晚期的冶銅遺址和居住區及墓地的考古發掘，都獲得了當年度的田野考古獎。

如果當年不是先生指點迷津，哪有我的今天！

考古所的編外高參

張先生對社科院考古所有著很深的感情。

他曾和我說過，他認為，中國最適合做考古研究的地方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當年他從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時，填的三個志願都是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後來，因被留校攻讀副博士學位，沒能去成考古所。

我大學畢業時，是他力排眾議，堅持把我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入所35年來，我一直對此念念不忘，不敢有絲毫懈怠，生怕辜負了先生的期望。

每當我有了一點點進步和成績，先生都十分高興。

1998年，我擔任了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他告誡我，一定不要放棄田野考古，說「這是考古工作者安身立命的本錢」。

按照他的教誨，我始終沒有脫離考古一線。

此後，直到2017年從所長職位上退下來，在涉及考古所研究方向、發展規劃、創新工程等重要節點，我都會去向先生匯報我的想法，請他指導，先生向來都是毫無保留地把他的想法和盤托出。

例如，都城考古要更多注意城市布局的研究，要加強新疆西藏雲南等邊疆地區的考古工作，要注意人才梯隊建設，為「尖子」人才開小灶，給青年學者更多的鍛鍊機會（包括讓他們擔任考古發掘的領隊），要加緊已經發掘但尚未編寫發掘報告的「還帳」等，令我受益匪淺。

我倆往往一談就是半天，常常把一暖水瓶開水都喝完了，聽到廚房裡傳來師母開始做飯的聲音，我們才意猶未盡地告別。

張先生的很多真知灼見我都應用到治所的實踐之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不僅是我進入考古領域的第一個導師，也是指導我治所的導師，是我名副其實的恩師。

發掘現場嚴格要求

張忠培先生一生到過的考古發掘現場數不勝數。

看現場，他絕不是走馬觀花，而是一絲不苟地考察，實事求是地評價，對發掘位置的選擇、地層的劃分、遺蹟性質的判斷、遺物的特徵、現場的管理等各個方面進行指導。

看到做得不好就當面批評，不留情面；遇到做得好的遺址、有重要突破的發現，他會興高采烈、大加稱讚。

業界一致認為，張先生對中國田野考古學的貢獻並非僅限於他自己策劃和主持的發掘項目，而是和其他幾位先生一道，共同承擔起了指導全國的田野考古工作的責任。

中國的田野考古能有今天的發展，他功不可沒！

2015年3月15日，張忠培先生考察海南陵水橋山遺址。

「有價讓無價」

張忠培先生不僅在考古方面，而且對文物保護也投入了大量精力。

他多次參加三峽工程、南水北調等一些國家重大工程項目的遺址保護的論證會、諮詢會。

無論是面對地位多高的領導，他都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發言，為保護珍貴的文化遺產大聲疾呼，據理力爭。

他常常是出席此類會議的專家中是態度最為堅定、語氣最為激烈的。

他有一句名言——「有價讓無價」，即經濟建設工程一定要讓位於文化遺產保護，因為古遺址、古墓葬等遺存是祖先給我們留下的無價之寶，一旦破壞就無法再生。

張先生一直倡導要把考古學納入到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之中。

他告訴我，要在考古工作的各個環節考慮到文化遺產保護的需要，也就是在制定考古發掘計劃、審批考古發掘項目申請、實施考古調查發掘、發掘之後發掘區域的保護、遺址博物館或國家遺址公園建設等環節都要服務於文化遺產的保護。

張先生的話，讓我頓開茅塞。

考古學作為獨立的一級學科，其工作和研究有其獨特的學術規範和規律，但她和文化遺產保護並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只有保護好文物，才能為考古學保留珍貴的資源，只有發掘好、研究好這些文化遺存，才能更好地揭示其中包含的文化內涵，也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保護好這些文化遺產。

任何將兩者對立起來的觀念和行為都是不可取的。

張先生，我們會繼承您的遺志，恪盡職守、奮發圖強，以中國考古學和文物保護事業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來告慰您的在天之靈！

光明日報文化記憶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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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周華

責編：李韻

文字/圖片：王巍

製作：孫嘉靖 楊雪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