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陶寺文化呈現出一支繁盛的史前考古學文化特徵。

在這裡，發現了早於甲骨文500餘年的朱書文字，發現了古觀象台以及利用「圭、表」測日影的天文觀測系統，還發現了中國已知最古老的禮器、中原地區已知最早的龍圖騰、中國最早的建築材料——板瓦、黃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地……陶寺遺址對復原中國古代階級、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中華文明，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40年挖掘，對於這座數千年歷史的遺址，更多秘密有待揭開。

今天，一群考古人仍埋頭躬耕在此，一點一點探源「最初中國」的樣貌。

五年探秘「最早宮城」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縣城東北約7公里處，汾河以東，地處太岳山脈余脈崇山北麓山前向汾河谷地過渡的緩坡狀黃土塬上，整體處於三面環山一面向水的山川形勢之中。

站在陶寺遺址內的宮殿區發掘點，向東遠望，便是雄偉的崇山。

薄霧籠罩中的崇山，以中央山峰為軸左右對稱，地貌奇特，身形雄偉，仿佛是張開臂膀環抱孩子的母親，懷抱著陶寺文化孕育的這片厚土。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

因天材，就地利』，這是管子在《乘馬》篇中總結的都城選址的原則。

從陶寺文化的選址，可以看到早在4300年前，華夏先民就已經領悟並運用了這個原則。

」陶寺考古隊領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高江濤說。

2012年，高江濤作為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主持陶寺遺址發掘。

在2013年至2017年這五年間，他帶領隊員重點對宮城城牆進行了發掘，逐漸確認了它的存在。

學界普遍認為，宮城城牆以及城門址的發現，證明了陶寺遺址「城郭之制」完備，陶寺很可能是中國古代都城制度重要內涵的源頭或最初形態。

記者循著指引看到了一段宮城城牆的基槽，有些地段的夯土基槽能夠看到層理非常清晰緻密的夯層，從城牆構造、位置和走向，可以看到陶寺人對城址有著明確的規劃。

高江濤介紹說，宮城城牆的發現可以說是「必然中的偶然」，當時考古人員只發現了宮殿區，但對宮殿區是否有城牆、城牆位置一無所知。

2012年秋的一天，他偶然下到溝壑的斷崖下，一抬頭，忽然發現斷崖的斷面上，土層似乎有夯土的痕跡。

於是，他沿著斷崖繼續走了50多米，發現斷面全是夯土，高度疑似城牆，隨後立即進行鑽探、切面解剖，確認了宮城城牆的存在。

「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為了搞清楚宮城城牆的位置和具體構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支持下，從2013年3月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與山西省考古所聯合持續對宮城城牆進行了發掘，到2017年基本廓清了宮城城牆堆積、結構、年代、發展演變等問題。

陶寺宮城面積達13萬平方米，位於陶寺遺址東北部，呈長方形，東西長約470米，南北寬約 270米，方向大體北偏西45度，與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形成了宮城在里，郭城在外，呈「回」字形布局的「雙城制」。

同時，陶寺宮城形制規整，自成體系，並具有突出的防禦性質，學界普遍認為陶寺宮城是目前考古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宮城。

「陶寺宮城東南角門，在形制結構上與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有些相近，陶寺城牆建築形制對同期其他地區考古學文化可能有著深遠影響。

而陶寺南東門址形制特殊，結構複雜，具有較強的防禦色彩，又與後世帶有闕樓的門址如隋唐洛陽應天門等有些類似，對後世影響亦深遠悠長。

」高江濤說。

陶寺文化被發掘者分為早、中、晚三個連續發展的階段，主體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從目前發掘與研究的情況來看，陶寺遺址在陶寺文化中期達到了鼎盛，出現了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大城，是迄今在全國範圍內已經發現的這一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都邑遺址之一。

高江濤介紹，陶寺城址內部基本上有了嚴格的功能區劃，東北部是宮城和宮殿群所在的核心區，宮城西南近處為下層貴族居住區，宮城南部近處是倉儲區，城址南部偏東是早期墓地所在。

早期墓地東南單獨圍出一個小城作為特殊的宗教祭祀區，內發現有「觀象台」遺蹟和中期墓地。

城址西南部為手工業作坊區，西北為普通居民居住區。

陶寺文化已出現明顯的等級分化，不僅居住區又細分為高等貴族居住區、下層貴族居住區和一般平民居住區，同時，建築既有大型宮殿類夯土，又有半地穴式的簡陋房屋。

墓葬等級分化更加明顯，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且存在著多個層次等級，反映了社會等級分化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

「陶寺遺址的文化內涵豐富，地層堆積深厚，要求考古工作者必須掌握高水平的田野發掘技術，這對考古隊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高江濤說，儘管已經挖掘了40年，但相對於280萬平方米的城址總面積來說，目前為止只發掘了千分之五。

薪火接力，層層揭秘陶寺文化

陶寺遺址於1958年文物普查時發現，迄今已60年。

數代考古人不懼艱辛、孜孜以求，使陶寺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績。

「實際上陶寺考古的一系列成果都是建立在張彥煌、高煒、高天麟、張岱海等幾位先生為代表的第一代學者的發掘研究之上，臨汾盆地有將近100處跟陶寺相似的文化，因此最初確立陶寺文化是至關重要的，是後續研究的基礎。

」高江濤說，自陶寺遺址發現至今，其發掘、研究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

上個世紀50年代發現到1978年正式發掘，是初步認識陶寺遺址的階段。

1959年至1963年，中國科學院考古所（1977年後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山西隊在首任隊長張彥煌領導下，開始了大規模的晉南考古調查，發現了從仰韶文化及以後的遺址306處，陶寺遺址就是其中一項，調查中重點複查了陶寺遺址。

1973年，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山西隊恢復考古工作後，再次重點複查了陶寺遺址，並將其作為晉南考古工作首選四個目標（陶寺、方城、東下馮和天馬—曲村）之一。

且於1974年對陶寺遺址進行了簡單的試掘。

「這使我們認識到陶寺是一處屬於龍山文化時期的十分重要的大型遺址。

」高江濤說。

從1978年至1985年，進入了連續考古發掘階段，獲得突破性的大收穫。

隨著墓地和居址的發掘，陶龍盤、陶鼓、鼉鼓、大石磬、玉器、彩繪木器等大批精美文物出土，並發現了扁壺上的朱書文字，震驚海內外。

高煒、高天麟、張岱海等先生確立了「陶寺文化」的稱謂，初步弄清了陶寺文化的內涵、特徵、年代，並建立起了陶寺文化早、中、晚的文化序列，為日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同時，隨著研究深入，學術界意識到了陶寺遺址對探討中國文明起源及國家形成有著重要意義。

1999年至2001年，以梁星彭為隊長的陶寺考古工作進入一個新時期，重點對陶寺大城進行勘探和城牆解剖工作，基本確定了現在可知的大城時空分布。

第四階段則是從2002年春開始，何努接任陶寺考古隊隊長，此時陶寺遺址的聚落考古研究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中，經過發掘，逐漸釐清陶寺都城性質功能和分區，發現了古觀象台，並經過研究逐漸確立了陶寺遺址為史前一處重要都城聚落的地位。

這一階段最為人熟知的是觀象台遺蹟的發現，考古隊通過對遺蹟復原，又經過一年多的反覆模擬觀測以及與天文學家的合作研究後，最終發現13個柱子間的縫隙，是古人根據陽光透過縫隙照射到圓心點來觀測天象，以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農時節氣的觀象台，證實了《尚書·堯典》上所說的「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對中國遠古時期天文曆法研究重要的實物例證。

陶寺觀象台形成於公元前2100年，比英國巨石陣觀測台還要早近500年。

「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探源工程啟動與實施以來，陶寺遺址作為重要中心性城邑，考古隊進行了重點的聚落布局考察，確定了早期墓地、中期大城址、宮殿區及宮城、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中期大型墓地等，使得陶寺遺址作為都城的構成要素和特徵逐漸顯現出來。

」高江濤說。

崇「文」德，匯聚融合四方文化

每一次重大的考古發現往往都伴隨著珍貴藝術品的出土，陶寺遺址大墓里出土的精美的器物，沉睡數千年卻依然古樸優美，令人震撼。

在陶寺遺址已發掘的墓葬中，最為重要、也最令人矚目的一座大墓，是陶寺文化中期的「王級大墓」——M22。

這座大墓為豎穴土坑墓，墓壙為圓角長方形，開口長5米、寬3.65米，深約7米，規模較大。

墓室四周共發現11個壁龕，用於放置隨葬品。

隨葬品豐富，棺內殘留46件，擾坑出土20件，墓室未擾動部分出土72件（套），包括彩繪陶器 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鏃 8組、漆木器 25件、紅彩草編物 2件，以及豬10頭、公豬下頜 1件。

在M22墓室東壁中央顯著位置，立有一具完整的公豬下頜骨，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粗壯的獠牙，即《周易·大畜》所言之「豶豕之牙」。

以該下頜為對稱兩側各排列放置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

「豶豕之牙」及圍繞它布置的玉石兵器共同表達的恰是「其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體現了墓主衛兵弗用、修兵弗戰的和善意識。

M22中這些跡象表明了墓主以和為主，崇尚「文」德的思想。

就文化因素而言，M22墓中出土的玉石器如玉琮、玉璧、玉鉞、石鉞以及玉獸面等，均非源於陶寺遺址所在的晉南本地。

「玉琮、玉璧等多為年代早於陶寺文化的長江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所常見，陶寺此類玉器很可能源於良渚文化因素；玉石鉞與雙孔石刀則是含有明顯的黃河下游地區大汶口-龍山文化因素；而玉獸面與常見於長江中游江漢平原的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鐘祥六合、天門肖家屋脊遺址出土的玉獸面形象十分相似，又與天門石家河遺址新近出土的玉人頭像面部特徵相似。

」高江濤說。

實際上，早年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就敏銳地意識到陶寺文化是源於中原的仰韶文化、燕山以北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以及長江下游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等多種因素相聚於此。

此外，高煒先生對陶寺文化早期出土玉器作了概括性研究，指出陶寺玉器群集紅山、大汶口、良渚、薛家崗諸文化玉器的因素為一體，並在吸收融合的基礎上創造出自身的獨特特徵。

陶寺文化對這些外來文化因素不是簡單的「拿來」，而是經過了相當程度的改造和創新。

陶寺文化墓中出土的玉鉞多素麵，而未見如良渚鉞上的神人獸面紋及鳥紋，此類玉器顯然已非宗教法器，而是用於區別貴賤、身份的同時又有飾品化的傾向，世俗和禮制的內涵彰顯。

「可見，M22高等級的隨葬品又表現出匯聚融合四方文化因素與精華的現象，也正是由於對其他地區先進因素的吸收，從而創造出了一支新的博大精深、異彩紛呈的陶寺文化。

」高江濤說。

通過墓葬中出土的各種器物，有學者斷定，陶寺文化時期社會上、中層已普遍使用了禮器，並已形成按貴族的等級身份依次有序的一套使用禮器的制度。

至陶寺文化中期，大墓的禮器群更加華麗，非實用性更強，禮器色彩更濃。

這些禮器表現出的顯然是規範現實社會中各階層行為、身份、儀禮等社會關係或「禮序人倫」的禮制。

不僅如此，通過與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紅山文化等宗教色彩濃厚的文化對比，高江濤認為，陶寺文化和社會發展中更加「重禮務實」，統治集團比較「世俗化」。

例如遺址中不見巨型的宗教建築，卻捨得花力量修建城池，用於防禦外敵的入侵；器物製作多是用於日常生活和生產，即使一些與祭祀有關的器具，也多同時是以酒器、食器等容器為主的禮器。

「由此可見，陶寺文化的統治者們在宗教祭祀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相對較少，將主要力量放在生產性勞動領域，作風務實，並致力於禮制的建立，這就在客觀上有利於其實力的積蓄和可持續發展。

」高江濤認為，陶寺文化和社會在文明和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所創造的政治制度、統治模式、執政理念等文明內涵多為夏商周三代及其後世所繼承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明和成熟國家形態相關特徵與模式的主源。

圖文：掌上微襄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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