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音樂考古學的形成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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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編鐘的出土,引起音樂界和考古界的廣泛關注。
美國小提琴家梅紐因曾感慨:古希臘的樂器都是竹木器,沒能保存到今日,只有在中國才能聽到2000多年前的樂器奏出的樂曲。
緣於曾侯乙編鐘,中國的音樂考古學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圍繞相關問題,本報記者採訪了天津音樂學院副院長方建軍。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簡要介紹一下中國音樂考古學的產生,以及曾侯乙編鐘對其的推動作用。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這個學科是在考古學滋養下產生的新興學科。
新中國成立以來,音樂考古學逐漸萌生,越來越多的音樂史學家認識到,古代音樂文化的實物資料在音樂史研究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
音樂史學家李純一是較早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學者之一,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開始運用出土樂器從事古代音樂史研究,並搜集了大量考古發掘的古代樂器和音樂遺蹟等資料,以考古材料的研究成果和文獻記載相互印證。
1977年,音樂考古學學者黃翔鵬到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黃河流域省份進行出土樂器的考察。
在檢測了近百件編鐘後,黃翔鵬在論文《新石器和青銅時代的已知音響資料與我國音階發展史問題》中,闡述了先秦編鐘的雙音奧秘,以及西周編鐘音律編組的設計和「一鍾二音」音程關係的基本規律。
然而,文章在當時並未引起重視。
1978年,曾侯乙編鐘出土,以其65件青銅編鐘的正、側鼓部130個明確無誤的音響實證,加上每一個編鐘上對應這些音響的階名和律名的錯金標音銘文,使人們確認了先秦「雙音鍾」的存在,確認了黃翔鵬此前提出的關於先秦已發明了編鐘雙音技術的理論。
緣於曾侯乙編鐘,「音樂考古學」這個尚處於萌芽期的新領域得以發展。
由此開展的研究工作推動了中國音樂考古學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曾侯乙編鐘出土之前,我國也有編鐘等音樂考古發現。
為什麼曾侯乙編鐘格外受到學者關注呢?
方建軍:確實,在曾侯乙編鐘發現之前,1958年在河南信陽楚墓出土了編鐘,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了一批重要的樂器,等等。
之所以曾侯乙編鐘的發現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首先,因為曾侯乙墓是保存得非常好的墓葬,經過科學發掘,出土樂器種類、數量也多。
在曾侯乙墓發現了125件樂器,包括編鐘、編磬,琴、瑟、笙、排簫等,以及弦樂器、管樂器、打擊樂器等,這些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曾侯乙編鐘規模較大,製作更精良。
每一件鐘都能發音,而且能發兩個不同的樂音。
以姑洗律為基調(相當於現代國際通用的C大調),音域寬達五個半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演奏多種樂曲。
再次,每件鐘上、鍾鉤附件上和鍾架上,都有關於音樂方面的銘文和刻文。
這些文字資料填補了文獻記載的空白。
過去有人認為,中國的七聲音階是從外國傳入後才形成的。
這套鐘的銘文非常明確地記載了中國當時就有七聲音階。
實際演奏也證明它們能奏出七聲音階樂曲,這從根本上否定了七聲音階是從外國傳入的說法。
此外,曾侯乙編鐘反映出生律法是「用管子五音為基礎,兼采純律三度的生律法」的一種新生律法,由這種生律法產生的律制是一種新的律制,人們稱其為「複合律制」,是兼采上述兩種律制、靈活運用兩種生律法的一種多變的體系。
它是曾國人在繼承傳統律學基礎上的一種創新。
曾侯乙編鐘銘文記錄了曾國和周、楚、齊、晉、申等國的律名和階名的相互對應關係,這是有關先秦音樂史極為難得的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報》:曾侯乙編鐘給音樂考古學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方建軍:音樂學對樂器音響的採集和分析方法,在曾侯乙編鐘研究的運用中逐步成熟而規範。
同時,編鐘的音樂學和樂器學考察成果,作為一種重要技術手段,豐富了考古界依形制、紋飾銘文對編鐘進行斷代研究的方法,為音樂考古中的樂器斷代研究開闢了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
考古學重「形」,音樂學重「音」,二者在曾侯乙編鐘鐘體研究中的結合,充實了考古學對鐘體分型分式的觀察要素。
這種交集,又深化到鍾型的選擇和鐘體的局部變化對鐘聲的影響,以及雙音技術的形成過程。
進而,在樂鍾演進史的「形」「聲」考察中,學者找到了早期圓形鍾器型在後世罕見的原因,也證明圓形鍾並非後世由西方傳入。
音樂學與考古學的結合,推動了考據名物、證經補史的傳統考古向探討社會歷史和文化重建的進程。
曾侯乙編鐘音樂藝術、演奏性能的探討和鍾樂的重建,引發了藝術傳統的研究及其在現實中的應用探索。
《中國社會科學報》:未來音樂考古學還需要從哪些領域拓展對曾侯乙編鐘的研究?
方建軍:曾侯乙編鐘出土至今快40年了,其研究在曾侯乙編磬銘文及考釋、曾侯乙編鐘樂音監測和聲學原理、曾侯乙編鐘的樂律學成就、曾侯乙編鐘與先秦鍾樂的比較研究、曾侯乙編鐘的鑄造技術等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2015年出版的四卷本《曾侯乙編鐘》是對其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梳理。
不過,還有很多值得我們研究的。
比如,編鐘是如何發展和走向輝煌的?為什麼編鐘在戰國時期可以達到如此高的藝術成就?編鐘的發展史值得梳理。
曾國國家不大,但音樂成就很高。
在隨州葉家山已經發現了比曾侯乙編鐘早500年的曾國的編鐘,棗陽郭家廟也發現了曾國春秋早期的琴瑟等樂器。
曾國編鐘等樂器的發展脈絡和歷史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
從曾侯乙編鐘的銘文記載中發現,曾國跟周朝有關係,它的根在北方。
曾國遷到南方以後,它跟楚國的關係特別密切。
曾侯乙編鐘樂律體系是周文化和楚文化的結合體,當然它也有自己的特色。
對曾國的音樂文化研究,以及曾國音樂文化與周、楚音樂文化間的比較研究,也亟待學者關注。
此外,曾侯乙編鐘編磬銘文還有一些字尚未得到確解,有待今後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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