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重邑——望京樓遺址

望京樓遺址（曾稱孟家溝遺址）北距鄭州商城約25千米，南距鄭韓故城約4千米。

早在20世紀60年代，該遺址就出土過青銅器。

據郝本性先生言，其中有一件大型青銅鉞，1972年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中展出。

1974年，當地村民在農作時又發現一批銅器和玉器，青銅器有爵、斝、鬲、觚、分襠鼎等。

郝先生曾到現場勘察，並向村民了解到，與銅器一起出土的還有幾具人骨，可能是一座有殉人的墓葬，而且附近還出土過很多人頭骨。

之後，郝先生將這些發現及相關信息寫信告訴了鄒衡先生，遂引起鄒先生高度關注。

特別是其中的兩件銅器顯得尤為重要。

一件即20世紀60年代出土的青銅鉞，此鉞通長34厘米，刃寬39厘米，不僅在當時是體量最大的幾件商代青銅鉞之一，即使到現在仍然如此。

其他幾件較大者，如1966年蘇埠屯M1出的「亞醜」（或釋「亞酌」）鉞，通長32.7厘米，刃寬34.5厘米；1974年盤龍城李家嘴M2出的青銅鉞，通長41.4厘米，刃寬26.7厘米；1976年殷墟小屯M5出的「婦好」鉞，通長39.5厘米，刃寬37.3厘米。

如果僅就刃寬而言，望京樓出土的一件鉞刃寬於「亞醜」鉞和「婦好」鉞，其擁有者身份之高可想而知。

另一件是鋬上有鏤孔的銅爵。

在當時，考古發掘出土的同類特徵的銅爵僅見於二里頭遺址，另有一件傳出於商丘。

二里頭遺址的性質，當時普遍認為是成湯之西亳，其出土的青銅容器當時僅有銅爵。

而望京樓也出這種銅爵，表明該遺址的規格非同一般。

1977年冬，鄒先生在改定他的論文集時，將二里頭文化定為夏文化、二里岡文化定為早商文化，他認為望京樓出土的銅爵屬於夏代、銅鉞屬於早商。

當時他還注意到望京樓遺址的規模，發現它和密縣曲梁遺址是新鄭及其附近地區「兩處較大的夏文化遺址」。

基於這些原因，他認為「這兩處遺址雖都比不上稍柴、二里頭的規模，但都有銅器墓的發現，尤其是孟家溝還出土大型銅鉞，說明在夏、商時代，該處應有較大的貴族居住，從而證明是當時比較重要的邑聚」。

70年代之後，雖然該遺址也進行過考古發掘，但收穫一般。

2010年，鄭州市鄭新快速通道開始實施，為配合該通道建設，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鑽探和搶救發掘，取得諸多成果，證明鄒先生的推斷是正確的，望京樓遺址確實是夏、商時期的重要邑聚。

首先要提到的是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城址。

因該城位於黃水河與黃溝水交匯處，故部分已被沖毀。

加之二里岡文化時期的城址坐落其上，毀之甚重，城址保存不佳。

城牆僅見東牆和東北與東南兩個拐角，牆外有護城壕，見於北、東、南三面，西面未見，或原本就無，假河為壕，或有而毀於黃水河，發掘報告稱該城為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內城。

在該城之北另有一條東西向壕溝（G13），其東西兩端分別與黃溝水和黃水河貫通，如此，G13與黃溝水和黃水河共同圍攏成一個封閉的空間，報告將其稱之為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外城。

二里頭文化時期，居邑設壕的現象已有若干發現，如新砦、花地嘴、南窪、東下馮遺址等。

因此，望京樓二里頭時期的外城可能只有壕溝而無城牆。

外城北寬南窄，南北長約1510米，北寬約1181米（即G13之長），南寬985.4米，面積約160萬平方米。

在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遺址，規模超過100萬平方米者非常罕見，至於超過100萬平方米的城址，除二里頭遺址外，只有望京樓遺址，該邑聚規格之高可想而知，遺址內出土二里頭時期青銅容器也就不足為怪了。

目前，屬二里頭文化的城址發現不多，二里頭文化腹心地區僅在二里頭遺址發現有宮城，其他幾處則略呈弧線形，分布於二里頭文化腹心地區的東部外圍，由北往南分別有鄭州大師姑、新鄭望京樓和平頂山蒲城店城址。

此種布局應該有其特殊用意，將其放入大的時代背景中觀察便可明了。

察二里頭文化的分布範圍，就東部和南部而言，都初見輪廓。

往東，二里頭文化分布到杞縣，杞縣以東到商丘和魯西南之間，相當於二里頭文化晚期階段則屬岳石文化、二里頭文化和下七垣文化的交匯地區，有學者將其稱為夷夏商混合文化，如鹿台崗遺址所見。

再往東的商丘與魯西南地區則屬岳石文化的分布範圍。

不少學者認為商人南下是在夏代末年，即成湯發動「十一征」系列戰爭時期，若果真如此，則在成湯南下之前，杞縣往東一段地帶主要應是岳石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交匯地帶。

那麼，這東西相鄰的兩種文化相互影響如何？對此，學者們有過一些研究，結果是在二里頭文化中發現不少來自東方典型龍山文化或岳石文化特徵的器物，茲不一一列舉。

而在岳石文化中卻少見二里頭文化典型器，如二里頭文化陶器中的盉、爵、花邊小罐等。

這些二里頭文化典型器的影響範圍，有的可以遠達燕山以北，淮河以南，唯獨相鄰較近的岳石文化中不見或少見。

由此可知，與二里頭文化相比，岳石文化的獨立性和封閉性更強，這應與其勢力強大有關。

依文獻記載，幾乎在整個夏代，夏王朝的外族威脅主要來自東方「九夷」部族，而二里頭文化和岳石文化無論在時代還是地域上，都與文獻記載中的夏、夷相符，杞縣左近就是夷夏之爭的地帶。

而新鄭望京樓城址位居夏王朝腹心之地以東，且距杞縣不太遠，正如該報告作者所言，該城與鄭州大師姑城一樣，均屬夏王朝東部重鎮。

之所以建在鄭州—新鄭一線，防範東夷應是主要目的。

由望京樓往南，駐馬店一帶仍屬二里頭文化分布範圍，如楊莊遺址。

再往南的信陽地區，乃至湖北北部，雖有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遺址發現，但資料有限，整體面貌不明，難以確定是否屬二里頭文化的分布範圍。

不過，既有二里頭文化因素存在，就說明這裡與二里頭文化有著較密切的聯繫。

由於早商二里岡文化的分布範圍多與二里頭文化分布範圍相重合，而鄭州往南直到湖北盤龍城一線均屬早商文化分布範圍，因此稍早一點的二里頭文化的勢力往南滲透到湖北北部也完全可能。

如此看來，望京樓二里頭文化之城還是通往南方的重要樞紐。

其次是二里岡文化時期的商城。

談到二里岡文化時期的商城，大家自然會首先想到與鄭州商城的關係。

望京樓商城北距鄭州商城僅25千米，因學界普遍認為鄭州商城是成湯之亳都，很明顯，望京樓商城則屬亳都南郊的衛星城，其所扮演的角色與二里頭文化時期有所不同。

近年來，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鄭州商城西郊亦發現有同類同時城址，其性質當與望京樓商城相類，它們與鄭州商城互為表里，共同構成一個具有時代特色的都邑群。

望京樓二里岡文化的城址與二里頭文化的城址上下重疊，規模相當。

雖然面積遠小於鄭州商城，也沒有偃師商城大，但就田野考古發現而言，亦有其特殊之處，或屬首次發現，或屬對已有認識的肯定，豐富了商代城址的內涵。

最引人關注的發現，就是報告中所謂的「護牆墩」。

這是緊依主體城牆內外的特殊設施，體量相同，間距相等，內外對應，規律有序。

發掘得知，城牆直邊處每個墩一般長2.6米、寬2.2米，城牆拐角處者加長近1米，體量都不算小；墩與墩相距約19.5米，排列比較密集，確實能起到加固與保護主體城牆的作用，稱之為「護牆墩」是合適的。

這一現象在以往發掘的商城中未曾見過，北方地區雖有類似發現，如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等，但差別明顯，功能未必完全相同。

發掘報告認為它不僅具有加固城牆的作用，同時也具有防禦功能，可起到後世「馬面」的作用。

如果「護牆墩」垂直向上，與城牆頂部等高，則此種推測是合理的。

因現存「護牆墩」僅是基部，其與主體城牆平行的外邊是否一直垂直向上，難以判定；也許還有另一種可能，即其與城牆平行的外邊向上內收，越往上越薄，呈陡坡狀。

上端不構成一個可以活動的平面，甚至未及城牆頂部。

倘若此，它就只具有加固和保護主牆的作用了。

另一項引人關注的發現是東一城門。

望京樓商城已發現城門有三，其中東牆有二門，將東城牆等分為三段。

東一城門居南，發掘較為完整；東二城門居北，因民居所限，未能全面揭露。

東一城門的構築比較特別，系由門道兩側的城牆分別向城內轉折兩次圍攏構成，可謂內凹式城門，與之相類者，見於偃師商城西三城門。

更為特殊的是，護城河也在門前約與門道兩側城牆轉折對應處，兩岸呈直角轉折兩次收攏變為窄溝。

現存東護城河除正對城門一段外，口寬為13～15米，而正對城門收攏後的窄溝口寬3.5～5米。

此處護城河之所以變窄，顯然是為進出方便特意為之。

窄溝中部，即與門道中線相對的位置未挖通，以1.5米寬的生土梁阻隔。

早商城址發掘城門不少，但城門與護城河的關係，特別是出城後如何跨越護城河的實證卻極少。

在望京樓商城發掘之前，只有偃師商城西一城門與門前護城河，乃至門下進水道的關係被揭示出來。

雖然二者形制與結構等有很大不同，偃師商城西一城門前護城河上的設施更為複雜，在復原上也都會有不同的想像空間，但它們都為出城逾河提供了難得的實例。

望京樓城址的發掘，還為確定早商城址一些成規律的現象提供了新的依據，也為今後的田野考古發掘提供了重要參照。

比如沿城牆內側大量埋墓的現象，此前已在多座商城發現，它是早商時期的一種埋葬習俗。

這一現象自郜向平博士揭破以來，已得到學界認同，有學者稱之為「環城墓」。

再如已發掘的兩座城門，門兩側都有夯土「木骨門牆」，這種城門營造法，在偃師商城發掘的城門中也有多處發現，偃師商城發掘報告稱之為「木骨夯土牆」。

因夯土內木柱成排，既密且粗，柱徑一般20厘米左右，且下有石礎，故發掘者多認為與門上建築有關。

看來，早商比較講究的城門多用此法。

另外，在城內發掘的道路上，還發現有雙輪車的車轍印，共四組，軌距1.05～1.1米，與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商城發現的車轍軌距（1.2米）相當而稍窄。

這是晚商以前發現的第三處雙輪車遺蹟，說明在夏商時期，雙輪車的使用比較普遍，至少在規格較高的城邑內是這樣的。

在望京樓遺址發掘期間，本人曾兩次到現場參觀學習，2015年又看到報告初稿，學習就有收穫，以上列舉的發掘成果便是自己粗淺認識的一部分。

個人理解有限，該報告的出版，相信會引起學界普遍重視，會有諸多高見疊陳，望京樓遺址的重要性也會更加突顯。

伴隨該報告的出版，也希望各級政府相關部門能對該遺址的保護、展示及合理利用給予高度重視。

以往的發掘畢竟有限，與遺址規模相匹配的各方面重要遺存多未發現，如各類手工業作坊還未找到；高等級的墓葬埋在何處，也不清楚；大型建築發現也很少；整個遺址各時期各種功能區的分布與演變過程遠未究明等，這都有待來日予以探尋。

因此，保護、展示及合理利用成為第一要務。

本文由孫莉、張亞娜摘編自 顧萬發 主編，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新鄭望京樓——2010~2012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之「序」。

內容略有刪節、調整。

978-7-03-048238-9

本報告是新鄭望京樓遺址2010年9月至2012年6月期間勘探和發掘成果。

本報告以勘探及發掘資料為索引，對所有二里頭及二里岡時期的遺蹟、遺物進行了全面、系統地介紹，同時還詳細報導了城牆勘探及解剖，城門勘探及發掘，建築遺蹟、墓葬發掘及城址內生活區的勘探和發掘，以及出土遺物和遺址的二里頭文化及二里岡文化分期等，為我國夏商歷史研究提供了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