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芝加哥大學教授：秉持二重證據法 重證中國上古史

芝加哥大學教授 夏含夷

不少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有一定出入。

這就好像面對半杯水，信古的說杯子半滿，疑古的說杯子半空，或者相反，由於兩種思潮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一樣。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疑古思潮在中國學界流行。

然而自70年代起，重大出土文獻陸續發現，疑古之風漸湮，遂有學者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觀點。

如何正確看待中國的傳世文獻與古代文明，如何在疑古與信古思潮中求得平衡。

本報記者近日採訪了美國知名漢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中國古代史研究專家夏含夷先生，聆聽他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過程中的心得體會。

年代研究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中國上古文化史、古文字學研究方面的專家，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對中國感興趣的？

夏含夷：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不少西方年輕人對東方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禪宗感興趣。

那時的我也想一窺東方文化的神秘，就讀了中國古籍——《莊子》的英譯本，覺得這本書非常好，之後就考慮學習中文，以便讀懂並真正領會原著的真諦。

讀《莊子》的原文是我那時的夢想。

大學畢業後，我到台灣地區學習中文，後來又經人介紹跟隨愛新覺羅·毓鋆老師學習中國的古籍經典，包括「四書五經」、《老子》、《莊子》等。

1978年我回國後進入史丹福大學研究所。

剛好那時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創立，《古文字研究》也隨即出版。

受《古文字研究》和其他中國考古發現的影響，我決定研究《易經》的源頭，之後我的研究方向也就確定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研究中國上古史，年代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您曾確認了西周時期的年代問題，您認為年代學對中國上古史研究有何意義？

夏含夷：歷史學家歷來都很重視年代問題，不明史事之先後，就無法理解歷史的演變。

但對中國上古史研究而言，知道史事的大致先後，已經可以滿足一般的史學研究要求，因此不是每個學者都必須下幾年功夫研究「武王克商」這樣的年代學問題。

例如，我們大致同意學者有必要弄清「武王克商」是發生在公元前1122年還是公元前1046年，因為這牽扯到西周是延續了351年還是275年。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武王克商」具體的年代究竟是公元前1046年還是公元前1045年並不重要。

儘管如此，研究年代學的學者都知道年代框架里的年代都是連續的，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值得詳細研究。

這點亦是中國學界所認可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一種觀點認為漢學研究已出現東方化的傾向，您如何評價這一觀點？

夏含夷：無論是國學、漢學還是中國學，研究對象都是中國，研究資料和研究人員也多半在中國，研究範式也多是中國學者創造的。

可以說，中國本土學者崛起，成果豐碩，然而外國學者對中國社會科學問題有其獨特的視野，也會為研究作出新的貢獻。

融合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 重證中國上古史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寫過《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一文，通過結合考古遺址和文獻史料，論證了商周兩朝馬車的軍事用途及其對日後朝代更迭所起的作用。

在研究中國上古史時如何才能有效地將考古史料與文獻資料相結合？

夏含夷：馬車問題是我早年做的一項研究課題。

當時我曾研究過西周戰爭史，因為它是研究西周銅器的一把鑰匙。

要研究戰爭史，當然會碰上馬車的問題，當然要考慮考古證據，這才有了《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一文。

國外學界現在基本上已經有定論，認為馬車的發源地是高加索，然後西傳到美索不達米亞，東傳到中國，其形制在傳播過程中稍有改變。

目前已有不少中國學者承認馬車是從西亞傳進來的。

當然，也有一些中國學者認為中國馬車與美索不達米亞馬車不同，因此中國馬車是「獨有的」。

不過在我看來，中國馬車和高加索馬車非常相似，所以不能僅憑中國馬車和美索不達米亞馬車的差異就斷定中國馬車的獨有性。

中國學者非常希望弘揚中國文化，但是不同文化間沒有高低之分。

現在的中國大眾很樂意使用最新的國際產品，這就正如明代末年中國南部的農民也迅速接受了西方的農作物。

在此之前，唐代的首都匯集了來自歐亞大陸各地的人民，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風俗習慣。

可見這種吸納和包容一直存在於中國文化中。

在更早的時候也不例外。

現在中國政府提供各種項目讓年輕學者到國外去留學與訪問，這些機會非常難得，因為多接觸其他文化以後，我們才可以判斷什麼是獨有的，什麼是共性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長期以來，您一直致力於研究《竹書紀年》，曾指出《竹書紀年》的錯簡問題，請您為我們詳細介紹一下該研究。

夏含夷：《竹書紀年》是中國史學的重要課題之一。

它是西晉時從汲郡古墓出土的，但到清乾隆時，學者開始懷疑所謂的「今本」是明代人偽造的（明代嘉靖以後，出現二卷本《竹書紀年》，被稱為《今本竹書紀年》）。

到了20世紀初期，王國維寫了《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論證了偽造者所引用的史料，之後歷史學家幾乎都認同此書是偽造的。

1985年我發現有一段文字，《今本竹書紀年》將其置於周武王紀年之中，但是鑒於很多原因我們可以知道這段文字應該置於周成王紀年裡，這樣的錯置似乎是因所謂的「錯簡」而產生的。

我之所以認為是錯簡，是因為這一段文字差不多有四十個字，而《竹書紀年》原整理者晉人荀勖在其《穆天子傳序》里說在汲郡發現的文獻「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

如果確實是錯簡，那只能是荀勖整理竹簡時造成的，他「謹以二尺黃紙寫」以後，不會再有錯簡的可能。

因此我寫了文章《也談武王的卒年——兼論〈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指出至少這一段文字不可能是明代人偽造的，而只能追究到荀勖的錯置。

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不少討論，無論如何至少說明《竹書紀年》是值得重新研究的。

此後，我又做了一些類似的研究，又在《今本竹書紀年》里發現了三處不同的錯簡證據，每一處都是四十個字。

這些文章都收錄在《古史異觀》和《興與象》里。

但這並不是說《今本竹書紀年》是毫無問題的史書。

我在文章中已經論證除這些錯置的段落以外，荀勖還做了某些更改。

然而無論如何，至少有相當一部分是可靠的，我們在研究古代歷史，尤其是古代年代學時決不應該棄之不顧。

現在我已經步入老年，有時會思考自己有什麼學術遺產能留給後人，如果有的話，那恐怕就是這麼一點貢獻。

如果能為《今本竹書紀年》翻案，我就滿意了。

用發展眼光看古代文獻 平衡「疑古」與「信古」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後來在《重寫中國古代文獻》中提到過存世文獻經過後世的不斷整理，與原本有較大出入。

您認為我們該如何對待傳世的中國古代文獻？

夏含夷：清末的俞樾曾在《古書疑義舉例》的序言中說：「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猶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簀也。

」就是說，如果以為我們現在看到的古書都是古代真實的文本，那就等於聽說竹筍很好吃，回家把蓆子煮來吃一樣。

例如，我們現在所說的《老子》與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非常相似，但二者並不完全一樣。

西方有很多學者傾向於認同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認為《老子》是公元前3世紀的戰國後期才寫定的。

馬王堆的《老子》分兩篇，一篇是「道」，一篇是「德」，從某個角度看，《老子》作為完整一部書還不存在。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覺得早在此之前已經有一部《老子》了，只是與我們現在看到的本子不一樣。

在中國古代，文本還沒有固定下來的時候，抄寫者和作注者會混在一起。

抄寫者在抄寫的過程中，對經文有自己的解釋，會按照自己的家法來抄寫，從而影響到經文。

那些作注的人一邊看一邊抄寫，一邊作注一邊傳授。

直到東漢，甚至到唐代，經文被刻在石碑上才逐漸固定下來。

文獻在最後固定下來之前，仍在不斷地變化，歷史過程也一樣，無論有沒有新數據，歷史都會繼續改變。

現在的我們只是歷史完成過程中的一個點，將來對文獻還會有很多解釋。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提到《詩經》與《周易》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聯繫，將占卜與詩歌聯繫在一起。

能否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夏含夷：《詩經》和《周易》體現了同一個社會背景和宇宙觀。

這一宇宙觀將人間世和大自然視作一個單元的兩面。

眾所皆知《詩經》里有很多「興」，這些「興」往往是與人類社會相關的。

《周易》卦爻辭里含有許多「象」，占卜者會判斷「象」的象徵意義來揭示人的命運。

我認為《詩經》的「興」和《周易》的「象」起著同樣的象徵作用。

在《興與象：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一書中我細談了這個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目前西方學界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認識中存在「疑古思潮」，能否介紹一下當前西方學界對中國上古歷史的看法？

夏含夷：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西方學者大多對中國傳統歷史和文獻的可信性一直持有某種程度的懷疑。

這和中國當時盛行的疑古思潮是並行的。

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陸續發現重大出土文獻後，我們已經意識到古史辨派「疑古過頭」。

因此，現在中國國內出現了相當普遍的「信古思潮」。

在國外，有不少學者很樂意看到這些真古的文獻，但是恐怕很少有人會說他們信古。

質疑是為學應有的態度。

這不僅僅是思潮的問題，還涉及某些具體問題。

例如《禮記》是儒家經典，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

然而，一直都有人說《禮記》是漢人編的，說許多篇章也是漢人生造的。

譬如傳統的說法有：《坊記》、《中庸》、《表記》和《緇衣》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

然而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一直有人懷疑這四篇是秦漢人造的。

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郭店簡和上博楚簡中都發現了《緇衣》寫本，證明了《緇衣》並非作於秦漢。

很多人以為這一發現就可以推翻「疑古」，支持「信古」。

我同意前者，但認為它不一定就支持信古。

這裡的「古」相當於《禮記》的《緇衣》，但《禮記》的《緇衣》與郭店簡、上博簡中的《緇衣》不僅次序完全不同，而且很多內容也不一樣。

如果說二者系同一本子，當然沒有什麼不對；若說二者是兩個獨立的本子也完全可以。

楚簡《緇衣》反映的可能是戰國中期末年楚國的歷史，而《禮記》本《緇衣》反映的肯定是漢代編者的歷史。

除《緇衣》以外，其他不少出土文獻也與傳世文獻有一定出入。

這就好像面對半杯水，信古的說杯子半滿，疑古的說杯子半空，或者相反，由於兩種思潮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一樣。

秉持「二重證據法」書寫《劍橋中國古代史》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參與編寫《劍橋中國古代史》，當時是在什麼背景下編撰該書的？反響如何？

夏含夷：《劍橋中國史》的第一卷題作《秦漢帝國》，但不包括先秦時代。

據編者所言，20世紀60年代考古發現已經創造了一個「新信息的浪潮」，但當時西方還沒有人對這些新證據和傳統文獻做出公認的詮釋，因此編者決定以秦漢時代作為第一卷的開端。

1987年該卷出版後，有很多書評批評了這一遺漏。

之後該卷編撰者之一、劍橋大學教授魯惟一建議我與他合編《劍橋中國古代史》。

我們從1994年正式開始籌備，邀請了當時西方先秦文化史方面權威學者參加。

全書共有十四章，核心部分是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代，每一時代各有兩章，分別針對「歷史」問題和考古資料。

《劍橋中國古代史》出版後，中國和西方都有人發表了書評，多半比較客氣，但是也有尖銳的批評。

在中國批評最尖銳的是上海大學教授謝維揚，他先後在兩篇文章中批判了我們編輯的歷史觀，認為作為西方漢學界的一部代表性力作，《劍橋中國古代史》對於古史史料學問題是有敏感意識的，該書在撰寫結構上採用了並不多見的將地下出土資料與文獻資料作「二元」處理的辦法。

首先，在複雜的古史史料學問題面前，該書希望避免在每一處關乎古史史料學原則的問題上作簡單表態；其次，該書又試圖通過這種「二元」的辦法宣示其依據地下出土文物講古史乃古史史料學之正宗的觀念，而文獻的地位則相應變成了「依賴性的」。

因此該書雖沒有正面將傳世文獻一棍子打死，但依其寫法，文獻作為獨立古史史料的地位則曖昧了許多，甚至基本上沒有了獨立性。

這種古史史料觀也許並不是眾多學者目前所能認同的。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史嘉柏則發表了與之全然相反的觀點，他批評該書的缺點恰好是太重視傳統歷史資料和傳世文獻。

他的論點也值得引用：「此書之價值更深一層也在於暴露了那幾位學者之間的抵融，有意無意地也讓讀者間接參加辯論。

辯論題目是什麼？投稿者裡面的考古學家如貝格利、羅泰等人在不同程度上認為要了解中國古代史必須擺脫傳世文獻的架子而直接在考古發掘文物之基礎上建立新的歷史解釋，然後再以研究結果糾正補充舊文獻上之缺點。

而投稿者裡面的歷史學家則比較重視文獻的歷史性，以古代史書如《尚書》、《竹書紀年》、《逸周書》、《左傳》等定為出發點，再旁參其他傳世文獻、出土文獻等，即使不能完全使其一致，但最後還可以尋出所有資料之間的相通性。

」

史嘉柏的觀點能反映某些西方學者的看法：「在漢學正在國際化的關鍵時刻，最令西方學者疑惑的就是要了解中國的過去，對中國古代歷史的了解應該是全新的、全科學化的、客觀的呢？還是應該儘量融合曆代中國人本身對過去的看法？一定要有所取捨，只是還不知道要取什麼，要舍什麼。

」

《劍橋中國古代史》受到了來自兩方面的批評，但我仍覺得我們的編輯工作和歷史觀是合理的。

我和魯惟一所秉持的最基本原則是要融合文字資料（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和考古發掘的文物，寫出一部全面、綜合的先秦史。

也就是王國維所提倡的「二重證據法」，也是西方典型的歷史方法。

史嘉柏以為「歷代中國人本身對過去的看法」和「全新的、全科學化的、全客觀的」歷史觀是對立的，我則不以為然。

全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全科學化的、全客觀的歷史觀恐怕也不存在。

我非常重視考古資料，認為考古工作促進了當代史學的重大進步，但我也覺得先秦史永遠離不開傳世文獻。

原題：疑乎信乎不如樂乎——芝加哥大學教授夏含夷的中國上古史研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