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創新與拓展：2013—2015年度中國古代史研究

2013—2015年度中國古代史研究十分活躍，在原有政治史、制度史、經濟史、軍事史等傳統領域繼續取得進步的同時，新資料、新領域和新視角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進展。

一、傳統研究課題的繼續深入和突破。

傳統領域的研究成果豐碩，學者在早期國家的形成、商周封建、春秋諸子、秦漢宗教與思想、魏晉國家體制、唐宋社會變革、明清中西交流、科舉制度、內閣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觀點和理論，相關問題的研究繼續精細化和深入。

在原先一些薄弱領域，如西周史、春秋史、戰國史研究方面，有新的著作出版，如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組織與運行機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過常寶《制禮作樂與西周文獻的生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王准《春秋時期晉楚家族比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都是對這些領域相關問題的深入探討，推動了兩周史研究的前進。

在眾多傳統領域的研究成果中，有的討論不僅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有所創新，而且在研究方法甚至對古史的整體認知上都有所突破。

尤其是在如何認識中國上古史、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的結合問題上，近幾年出現了新的轉變。

如安徽蚌埠禹會村遺址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遺存，與文獻記載中的「禹會塗山」可以相符合，對於古史考證和研究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大價值。

學者就龍山文化「禹會村類型」的相關問題及其是否可與古代文獻所記禹會諸侯事件相印證進行了討論。

又如對陶寺遺址與堯都平陽關係的探討，越來越多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即古代堯都遺存。

禹會村遺址與禹會諸侯、陶寺與堯都的關係的討論及傾向性意見，不僅僅是一個考古遺址性質的確定或一個歷史事件得到考古的證實，也是考古學與中國傳統歷史學、文獻學結合的突破。

考古學注重實物資料的發掘和整理，對於古代文獻尤其是關於上古時期的記載持極為謹慎的態度，甚至有將考古體系與古史體系各自獨立不相闡釋的建議，這種情況在一些通史類著作中尤其明顯，甚至將上古史變成純粹的考古資料的堆砌。

禹會村遺址與禹會諸侯、陶寺遺址與堯都平陽的討論是將古代文獻與考古體系相結合的重要推動，無疑會起到示範性作用，改變考古與歷史過度分離的狀況。

類似的理論和方法上的思考在中古歷史研究中也有突破，如魏晉國家體制研究中，以往對於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認識多側重其異族身份與漢化過程，對於其本身的社會發展情況及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的作用與地位缺少討論。

有學者從北方政權與正統王朝在歷史上的地位進行討論，指出北方政權的作用及其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

這對於認識魏晉時期北方政權以及曾經在歷史進程中起過類似作用的政權或朝代具有啟發性意義，對於民族史具有重要意義。

從具體考證方法上而言，越來越多的著作不再是單純的文獻考證，而是結合了文字學、考古學與文獻學的綜合論證，研究角度也由單純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考察，轉變為結合底層的、細部的自下而上的具體的全面分析。

二、研究資料、內容、方法和領域的創新。

學科創新的重要動力之一即是新資料的發現與刊布。

近年來考古發現、出土文獻、古文書、墓誌、族譜等資料大量湧現，以新資料發現為基礎，形成了金文研究、簡帛研究等多個熱點領域。

金文研究有諸多新資料和相關研究發表，其中以隨州葉家山、文峰塔墓地出土青銅器研究最為引人關注，兩處資料可相互系聯，為研究兩周曾國提供了重要資料，極大促進了相關研究。

學者召開研討會、座談會分別專門討論葉家山、文峰塔西周墓地問題，多名專家參與討論，此外還有李學勤、黃鳳春、李維明、馮時、張昌平、曹錦炎、徐少華、王澤文等多名學者發表數十篇論文，對葉家山、文峰塔西周墓的時代、族屬以及反映的相關制度等進行討論，促進了學界對西周時期江漢地區歷史的認識。

與金文新資料不斷發現相適應，對相關資料進行全面整理也取得進展。

繼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後，又有綜合性的整理研究著作出版，如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採用分期分類的方式對商代青銅器銘文進行了全面整理和綜合性研究。

張桂光等《商周金文辭類纂》（中華書局，2014年）將商周金文按六千餘字形，以單字為綱，對金文資料進行了按字彙編，為研究提供了便利。

簡帛研究也是近幾年歷史學研究的熱點，成果豐碩，成為歷史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增長點。

特別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嶽麓書院藏秦簡、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江陵鳳凰山漢簡、肩水金關漢簡、長沙走馬樓吳簡等簡帛資料的出版，極大促進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大量湧現。

尤其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帶動作用最為明顯，隨著《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四、五、六輯出版，引起學界轟動和競相研究，據不完全統計，2013至2015年間出版相關專門性著作近10部，發表刊物論文近200篇，網站發表研究論文數百篇，形成了一股研究清華簡的熱潮。

隨著甲骨文、金文、簡帛等古代出土文獻的發現和研究，學者開始關注中國古代文獻及其所表述的歷史的形成過程。

裘錫圭發表《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出土文獻》第四輯，中西書局，2013年），提出「古典學」重建問題，倡議「對於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進行整理與研究，利用出土文獻從「古書的真偽、年代」，「古書的體例、源流」，「古書的校勘、解讀」三個方面重新認識古代典籍，釐清古代典籍的形成過程。

研究者也意識到，基於長時段、動態研究的「古書年代學」及「古書形態學」理應受到重視，謝維揚、趙爭主編《出土文獻與古書成書問題研究——「古史史料學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論文集》（中西書局，2015年）聚焦於中國古史研究的史料學問題，在探討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學基礎方面有新的推進。

〔美〕倪德衛著，魏可欽等譯，邵東方校《〈竹書紀年〉解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通過考古學、古文字學、天文學等多方面信息來分析「今本」之價值，得出其並非偽書的結論。

這些都是通過古文字、出土文獻研究古代典籍的收穫。

與古典學的重建緊密關聯的，是對中國上古史和疑古學派的反思。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疑古學派在史學界影響甚深。

隨著大量文獻以及考古新材料的出土，為重新認識上古史提供了豐富資料和新的契機，早在20世紀90年代李學勤即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由此引起學界的熱烈爭論。

近幾年，關於如何認識中國上古史的爭論依然持續，2012年楊慶中與廖娟編《疑古、出土文獻與古史重建》（灕江出版社）、梁濤與白立超編《出土文獻與古書的反思》（灕江出版社）對疑古學派及相關辯論進行總結與探討。

近年又有路新生《中國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綱》（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梁韋弦《古史辨偽學者的古史觀與史學方法》（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繼續就如何認識中國上古史進行探討。

與埃及、亞述等建立在考古學基礎上的其他古代文明的歷史不同，中國很早即已建立一個獨立的史學系統。

這就要求我們對傳統古史不能僅進行真實與否的考察，而且要對於古史系統的形成模式與影響古史形成文本記錄、史官制度、史學思想等做綜合的思考。

考察中國早期傳統史學敘事方式，正確認識中國古史系統與史學傳統的形成過程，是牽動中國古代史學科發展的重大問題。

「古史辨」學派與「走出疑古」思潮，貫注了幾代史家對中國古史和史學傳統的深入思考，其基本認識是逐步推進、積累和發展而來的，充分利用新資料加以科學總結和綜合分析，應是今後一段時期中國古代史學科的重要任務。

隨著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的進步，新領域和新學科得以開闢、拓展和建立。

學界創新未局限於對新材料的發掘和闡釋，更重要的學科創新表現在對新領域的開拓和推動，如環境史、海洋史、城市史、區域史、災異史、人口史、社會保障史、水利史、出版史、家族史、家譜史等新方向得到開拓和發展，出版了大量新的著作，為多角度、多層面認識中國古代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隨著學科交流和斷代、專題界限的打破，一些新的學科建立起來，如中國古文書學、形象史學等，擴大了歷史學的研究範圍。

例如「中國古文書學」是近年建立的一個新學科，重點研究各個時代的文書，從文書的行款、格式到國家政令製作與運行形式多個方面進行研究。

古文書學者先後舉辦了4屆「中國古文書學研討會」，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古文書學研究」也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成為歷史學研究中的一個新天地。

新領域的開闢，為研究和認識歷史提供了新的視角，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新研究方法得到更廣泛的使用，歷史學研究日益成為多學科參與的交叉學科。

研究方法創新，除文獻學、文字學等傳統方法之外，考古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相互滲透，一批採用多學科方法相結合的著作出版；新技術和新方法得到廣泛應用，植物孢子分析、14C、金相分析、銅同位素、鍶同位素、DNA、大數據、網絡化等運用到研究中，提供了全新的資料和結論。

值得注意的一個方面是成果發布方式的變化，繼以前資料收集和整理的電子化、網絡化之後，著作的發布方式也開始網絡化，大量有價值的成果先是通過網站刊發並伴隨互動討論，在學界引起廣泛關注，網絡發表已經成為成果公布和學術交流的一種常見形式，如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已經成為簡帛研究成果最及時、集中發布的平台之一；學科多平台、多中心的構築以及協同創新方式的出現，改變了以前平台少、單中心的局面，例如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聯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等9所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共11個單位對出土文獻進行集中整理和研究。

大量平台的建立以及協同創新模式的出現使同一領域或主題的交流日常化，整合了科研力量，大大促進了學術研究的進步。

三、中國古代史研究在橫向擴展方面取得了極大進展。

中國古代史研究的範圍和視野越出中國囿限，注重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和互相交流。

中國古代史橫向擴展研究在不同階段、不同領域呈現不同的特點，中外比較研究、中外交流史與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史是其中三個重要主題。

總體而言，在早期歷史尤其是文明與國家起源以及先秦思想與社會等方面，側重於中外比較研究，將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南亞文明和東亞文明進行對比，探索人類歷史的共同規律以及文化傳播途徑；在漢以後的橫向擴展研究中，則側重中外交流史的研究，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成為主要研究對象。

比往年更進步的是，許多學者開始從全球視角下考察中國古代史，評估整個中華文明在世界史上的獨特地位及其影響。

尤其是明清時期，全球視野下的明清史研究是一個重要的趨勢，許多學者對「歐洲中心觀」、「中國中心觀」的局限進行了反思，主張把中國歷史的研究置於全球背景下考察。

中國古代史橫向擴展研究還包括周邊文明與中原文明、古代漢族與周邊民族等課題。

在研究方法上，由原先重中原文明的傳播和周邊民族「漢化」，向關注多種文化之間的互動、關注少數民族對漢族文化的影響轉變，對中國境內各文化之間的互動和融合做更全面的解析。

但是其中也有矯枉過正的部分，如部分新清史學者過於強調滿族的視角，忽略中國統一國家和共同文化的事實，對於正確認識中國古代史造成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隨著全球化以及世界交流加強，如何在全球視角下認識和敘述中國史，表達中國歷史文化的獨特性和獨立性，已經成為一個新問題。

在橫向擴展研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即是話語權與話語體系的構建。

由於近現代中國歷史學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傳統史學與西方方法結合的結果，許多理論和術語引進自西方，導致中國學者在國際學界的表述和交流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充分認識中國歷史的獨特性，對其進行總結性研究，構建自己的知識和話語體系。

《中華思想通史》即是這樣一個大型科研項目，集學術性與科學性於一身，梳理中國社會和思想脈絡，構建自己的歷史和認識體系，建立中國古代史的話語權。

與世界視野下研究中國史相適應，大批國外資料得以整理和出版。

這類資料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外國藏中國古代史資料，如《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大象出版社，2014年），共44冊，輯錄了梵蒂岡圖書館所藏170種珍貴漢籍文獻，是近百年來歐藏中國文獻整理出版的重要成果。

繼《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三種文獻彙編之後，比利時漢學家鐘鳴旦等又編輯出版了《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台北利氏學社，2013年），該書共收錄明清中西人士所撰有關天主教著作84種，很多是首次面世的珍貴文獻，對天主教史、中西關係史研究有積極作用。

第二類是有關中國史事的外文資料得以翻譯出版，如劉天路等譯英國亨利·埃利斯著《阿美士德使團出使中國日誌》（商務印書館，2013年）、李華川譯清代中國本土神甫李安德用拉丁文所撰日記（《〈李安德日記〉節譯》，《清史論叢》2013年號）等，為開展相關研究提供了便利。

第三類是中國周邊國家的漢文記錄，如繼《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和《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之後，《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共5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提供了反映中、韓交流狀況的文獻。

其中規模最大的當屬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纂的《域外漢籍珍本文庫》（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該文庫第4、5輯分別於2014、2015年出版，刊布了大量朝鮮、越南漢文文獻，為研究東亞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四、存在的問題。

中國古代史研究成績顯著，存在的問題也十分明顯。

宏觀研究和理論研究雖然較往年有所進步，但依然明顯滯後。

側重實證性研究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優勢，但過多拘泥於具體問題研究，卻忽略了宏觀研究和理論研究。

宏觀研究和理論研究是總結歷史共性，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重要步驟，也是在國際史學界建立話語權的重要因素。

由於中國古代史研究在宏觀研究和理論研究方面的不足，無法提供規律性的總結和結論，使得學界在很多方面是西方理論的跟隨者，無法建立平等的對話機制。

史學界的工作成果與平等的對話訴求之間還有一定的差距。

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現象依然普遍，具體的問題研究占大多數，長時段、多維度的歷史著作缺乏，個案的研究占大多數，歷史發展的動態把握與規律性總結著作缺乏。

中國擁有獨特的歷史進程和豐富的歷史記載，具有進行全面觀察歷史動態和把握歷史發展規律的獨特優勢，目前這一優勢尚未得到充分發揮。

學術研究的功利性依然可見。

在對於新材料的追逐和課題設置的功利追求方面尤其明顯。

例如一帶一路、海洋疆域研究成為熱點，即出現了眾多課題一擁而上的現象，在絲綢之路研究方面表現尤其明顯，很多所謂「一帶一路」成果與「一帶一路」並無關係，只是藉助地理上的靠近甚至是概念上的引申而併入到「一帶一路」項目中。

真正從大地域大視野乃至整個世界歷史的角度考察和認識一帶一路，尚需要時間的積累。

另外，在「一帶一路」的表述上也不統一，不僅出現了玉石之路、乳香之路、香料之路等多種稱呼，甚至還出現為了將本地區或項目納入「一帶一路」框架而對歷史生硬解釋的現象。

這些現象固然一方面表明了「學以致用」的治學思想和學界對當前國家政策的支持，但也說明平時積累不足，有被動應對和盲從跟風之嫌，也反映了某些項目的設置不是以研究為核心，而是以能夠立項為目的。

普及性古代史著作缺乏。

隨著社會進步，人們對歷史文化需求越來越大，歷史普及讀物銷量很大，但綜合考察當前的出版市場，存在大量水平不高、缺乏真實性和嚴肅性的作品，誤導普通讀者。

由於缺乏專業學者的參與，嚴肅、真實與可讀性結合的著作罕見，學術研究的社會效益沒有充分發揮，鼓勵和組織專業歷史學者撰寫高水平的普及性著作是極有必要的事情。

學術陣地和發布平台建設不足。

隨著學科的發展，新領域、新機構、新學科、新人才不斷湧現，對發表陣地的需求大增。

但目前的刊物種類、容量和空間彈性有限，無法滿足新成果不斷增加的實際情況，限制了學術發展的規模與活力。

（本文發表於《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6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