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疑古思潮為考古學開了路

天津日報2014-10-15 11:00:54

當我們現在來總結、回顧20世紀的疑古思潮的時候，對於現今的考古研究來說確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首先應該強調，要充分估計疑古思潮所起的進步的、正面的作用，估價它的重要貢獻。

我出了本書，叫《走出疑古時代》，但並沒有意思要抹殺疑古思潮的進步，我在文章里首先就是肯定疑古思潮的進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在20世紀，實際上在19世紀末，開始出現一種懷疑和批評中國傳統的古史觀的情況，這完全是進步的。

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有非常重要的貢獻，衝決網羅、打倒偶像，在當時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

當然也有學者們指出，說這個疑古思潮是不是顧（頡剛）先生受外國的影響？因為我個人是比較仔細地讀過顧先生的日記，可以說顧先生並非是這樣的。

顧先生日常不太看國外書，他主要是繼承了宋清以來的辨偽思潮，與當時新的思想相結合，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新的想法。

我們的古史辨派曾受到日本的白鳥庫吉、法國的馬伯樂的影響。

是不是這樣的呢？當然，他們之間是有共同點的，特別像白鳥庫吉，他的著名的說法就是「堯舜禹抹殺論」，這就很像顧先生他們的一些論點了。

我認為，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從日本的史學史上來看，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當然，白鳥庫吉後來的一些東西，我們是很不敢苟同的，後來他講滿蒙，為當時的日本政治起了相當的服務作用，不管主觀上怎麼講，它是起到了作用。

可是，「堯舜禹抹殺論」從日本的思想史、學術史上來看，應該說還是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

那時日本的情況和我們差不多，白鳥庫吉的觀點提出後，就在當時引起一場爭論。

站在他的對立面和他爭論的，是日本當時最有權威的漢學家，即以林泰輔為代表的那些人。

大家知道林泰輔的文集叫做《支那古代之研究》。

林泰輔這一家日本發音是特別的，它是念「はやし」，「はやし」這個「林」在日本是研究中國《詩》、《書》的一個世家。

林已奈夫也屬一家，但他比較遠一點，不好說他是不是和林泰輔有直接關係。

可是林泰輔是直接的，他們這一派在日本是極有根基的。

所以在我看起來，就和我們中國的情況一樣，一派是從當時的思想史來看，做出了巨大貢獻；另外一派是對於考證歷史史實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我們看林泰輔的那些書，看他和王國維的討論，都可以了解一些。

直到今天，疑古思潮對我們整個學術界還具有特別影響。

而且我特別要說，不但在今天國內的學術界還有相當的影響，對於海外、國際上的漢學界影響更大。

一些外國人，如果你跟他們談起疑古思潮的論點，他們一定非常高興，非常興奮。

你要是相反呢，他們一定大不高興，而且最後就提出來了:「你們中國人是不是想做文獻研究了？」「你們是不是不做text criticism（文獻批判）了？」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疑古思潮的產生和歐洲的「text criticism」的產生是類似的。

文藝復興之後，歐洲學術界對過去的傳統觀點進行了批判，產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從而出現了一個學科，叫「text criticism」，「criticism」就是批判，我們因為「文革」批判多了，所以今天聽起來太刺耳。

「text criticism」就是文獻批判，影響實在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在研究這些方面，不可不考慮國際學術背景。

馮友蘭先生在《古史辨》第六冊序言裡面，提出的那個三段論說法，叫做「信古、疑古、釋古」。

馮先生是我的老師，他提的這一點還是很重要的。

可是現在大家對信古、疑古、釋古的解釋，跟馮先生有點不太一樣了，所以我建議我們還是讀讀原文。

就此而言，這個「古史辨」、「古史辨派」的說法，就有點不太合適。

顧先生本人就不贊成說「古史辨派」。

為什麼呢？因為《古史辨》是一個討論集，不是一個單純的學派的集子，而是有多種觀點的。

而且顧先生本人，是不願意跟人家說是古史辨派的，正如剛才說的《古史辨》是多種觀點組成的。

顧先生胸懷極其寬廣，特別能夠包容，只要有反對他的文章，他都會推薦發表。

錢穆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是反對康有為一直包括到崔觶甫崔適和顧先生這一派最激烈的。

這個稿子送到北京來，當時顧頡剛先生在燕京大學，便將這個稿子拿到《燕京大學學報》上發表。

錢賓四先生之所以能夠到北京來當教授，就是因為這個，完全是顧先生的推薦。

顧先生的這種氣度、海量，我認為是今人不可及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因為在古史辨派最盛行的時候，王國維先生就有批評。

這一點因為過去大家不太清楚，不太清楚的原因，就是由於王國維先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那個講義《古史新證》流傳太少了，雖然有過趙斐雲、趙萬里先生影印的一個本子，玻璃版的，可是當時一共印了100本，除了極個別人，沒有人看過。

現在清華大學已經把這本書重新出版了，人們可以看到他對古史辨的批評，我們也可以印證他的幾位學生是怎麼轉述他對古史辨的批評。

這裡已經談了《古史辨》與《古史新證》，我想還有一個應該提的口號，就是「古史重建」，這是現代考古學最早的奠基人李濟先生提出來的。

李濟先生在美國哈佛是學體質人類學的，可是他回來以後實際上做考古。

他是我國第一個真正開始進行科學發掘工作的中國人，那是1926年，在夏縣西陰村。

我們現在從材料看，他和王國維先生是有合作的。

他剛從西陰村發掘出的材料，王國維先生就來看了，然後他們進行了很多討論。

對之，他的弟子，還有當時的材料記載，都非常明確。

李濟先生，在幾年以後這段時間裡面，也就是他剛到中央研究院來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的時候，就提出來了我們要「重建古史」。

他寫了好幾篇文章，一直到50年代，他還寫了文章，1954年發表了《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

他所謂「重建古史」，在今天看來，他的思想就是以考古學為主來重建中國的上古史。

所以最後，在他的倡議之下，台灣出了一套《中國上古史》，有四大本。

《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一卷就是李濟先生主編的。

關於古史重建，其基本思想就是用考古學來重建歷史。

這個思想正好是由於疑古思潮的結果，因為疑古思潮對於那些文獻的東西已經否定得差不多了，所以現在主要可依據的就是考古學。

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是和古史辨派、《古史新證》相輔相成的。

所以，我就想起夏鼐先生在文章里寫的一句話，他說疑古這一派，為考古在中國的發展開了路。

因為大家以前不覺得考古重要，因為中國的古器太多了，中國的古史文獻是現成的，要你們考古幹什麼？所以是疑古思潮為考古學開了路。

李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