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收藏的青銅器與銘文

故宮 商代三羊尊

西周格伯簋

故宮是明清兩朝的皇宮，保存有魏巍壯觀的古建築群和180萬餘件文物，是世界的重要文化遺產。

在收藏的各類文物中，中國古代青銅器是一重要門類，尤其是商周青銅器與銘文，有著更重要的學術價值。

故宮收藏青銅器萬餘件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青銅器約1萬餘件，是我國收藏青銅器數量最多的博物館，是研究青銅器與銘文的一個重要平台。

藏品絕大部分是清宮舊藏的傳世品，一部分是1949年後收購的，少部分是私人捐獻和考古發現的。

例如，在捐獻的青銅器中，就有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捐贈的西周水鼎、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捐贈的商代和簋等，更豐富了故宮所收藏的青銅器。

從歷史角度考察，我國對青銅器和銘文的發現、收藏和研究由來已久。

較早的先秦文獻中的《墨子》、《禮記》、《左傳》等書，對於製作銅器的目的和利用銘文內容作為修史的資料等，都有一定的闡述。

以後的《史記》、《漢書》、《後漢書》也有一些記載，如：《漢書·郊祀志》記載漢武帝時發現一件銅器，其上有銘，經李少君（西漢時期的術士）研究，此器為「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之器」。

漢梁孝王收藏有罍（léi）尊，值千金。

許慎著《說文解字》一書，很多內容都採用了銅器銘文資料。

宋朝的青銅器與銘文研究，屬「金石學」範疇，這時有關專著應運而生，如：《考古圖》、《博古圖》、《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都是代表性著作。

清代宮廷收藏青銅器很多，清高宗乾隆又極喜愛這些文物，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殿廷之陳列、內府儲藏」之青銅器，命梁詩正等大臣奉敕編《西清古鑒》、《西清續鑒》、《寧壽鑑古》幾部專著，其功不可沒。

從一定意義上說，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青銅器與銘文，是清宮收藏之延續，但又增添了許多新的重要藏品。

從整體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青銅器器類豐富和齊備，包括食器、酒器、水器、樂器、車馬器、銅鏡、度量衡器、工具與農具、符節璽印等。

銘文內容豐富，有族徽、祭祀、策命賞賜、征伐、訂契約等。

從藏品的時代看，有上自商、西周、春秋、戰國，中經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以迄宋朝以後的青銅器。

從藏品的性質看，有商周時代「明上下、別等列」的青銅禮樂器，兩漢以後的生活用器，以及宋朝以來的仿古器，其中包括今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不少珍品，如：毛公鼎、散氏盤、宗周鐘等。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青銅器大部分是傳世品，由於時間久遠有的對其來龍去脈也不清楚了，因而失去了一定的科學依據。

但這門學問文化遺產豐厚，歷代學者、專家都不同程度地作過貢獻，為我們今天研究探索起到了重要作用，許多都需加以學習和傳承。

今天研究青銅器和銘文，首先要注意歷史、歷史理論的學習和指導；其次研究中要依據科學考古發掘的青銅器標準器和標準器群。

再次是，傳世青銅器在研究方法上，一定要遵循全面考察青銅器的各個方面，造型、裝飾、銘文、鑄造等，且不可孤立片面地只研究某一方面，以致造成結論的不準確性；第四，儘可能利用現代科技方法進行研究，如：對金屬成分和比例的測定，可分析出合金技術之變化。

用鉛同位素分析法，可以確定青銅原料產地；用X光透視技術進行辨偽工作等。

為了利用和研究青銅器及銘文，首要的就是要保護好青銅器。

青銅器因成分特點易生鏽和腐蝕，這是因為空氣中的酸性氣體，如：氯氣和二氧化氮與空氣中的水分起化合作用後，對青銅器有著極強的腐蝕作用，因而要對收藏銅器的處所採用自然通風和空調通風，並要注意調節室內的溫濕度，特別要注意防止銅銹中的氯化亞銅的產生，這種粉銹狀的銅銹，對銅器有著較強的腐蝕與破壞作用。

下面我們列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先秦青銅器和銘文中的若干典型作品，進行簡明考釋研究，從中可窺見其學術等方面的價值與意義。

商代三羊尊是青銅文物中的瑰寶

商代三羊尊，圓腹、廣肩、高圈足，高52厘米，口徑41厘米。

屬大型盛酒器。

器身飾饕餮紋（現稱獸面紋），雙目凸起，有冷艷怪誕之感。

器肩上三個羊首逼真。

該器為二次鑄造，即先鑄好器身，在器肩上留下相應孔道，接上羊首范，然後再與器身澆鑄在一起。

從實物觀察，還可清晰看到羊首壓住了器肩上的花紋。

該器是20世紀50年代收購的藏品，當時僅認為是一件後作器，作為一件資料保存。

但經深入研究後，尤其是與1977年北京平谷劉家河出土的小型三羊尊比較發現，平谷三羊尊與故宮三羊尊除大小有別外，造型、裝飾等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進一步確認故宮三羊尊為真器。

該器有著獰厲之美，審美價值極高，是青銅文物中之瑰寶。

商代弋阝其卣（yǒu），計三件，分別為商末紂王時期二年、四年、六年所鑄。

三件卣均屬商代長銘器，其中四祀弋阝其卣42字，器作長頸圓腹狀，飾獸面紋。

三件卣銘文內容保存了商代貴族祭典和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

對三件卣的真偽歷來有不同看法。

我們認為，以幾件器物的造型、紋飾、銘文、鑄造等角度研究，器與銘均真。

後來有人又提出四祀弋阝其卣為偽器、偽銘，此說不確。

我們分析，該器銘文中有「文武帝乙」一詞，無獨有偶，1976年陝西岐山西周遺址出土的先周甲骨文內有「彝文武帝乙宗」一句，「彝」是祭祀之義，「宗」是宗廟，「帝乙」是帝辛（紂）之父，此是周人祭祀「文武帝乙」的卜辭，與四祀弋阝其卣上的「文武帝乙」的稱號完全相同。

可以說，再高超的作偽者也杜撰不出古人之語言。

四祀弋阝其卣銘文，文通字順，反映了先祭祀宴饗百官，最後是賞賜的程序。

也有人利用現代科技方法辨別三卣的真偽，結果均確切證明了三件卣為商代真器、真銘。

西周格伯簋 記載以物易田的歷史

西周格伯簋，圓腹方座，二象鼻耳，腹與座飾直線紋，通高23.5厘米。

簋是盛黍稷稻粱的器皿，器內底銘文8行83字。

其中有幾句特別重要的內容：「格伯（付）良馬乘於倗生，氒貯三十田，則析。

」大意是，格伯用四匹良馬，換取倗生三十田（一田等於一百畝，三十田等於三千畝），二人於是訂了交換契約。

從銘文可看出，從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到封建社會土地私有制這一歷史性變革孕育發展演變的軌跡。

該器屬西周中期共王時器。

1975年山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幾件西周中期衛器銘文，也有以物易田的記載，同是研究奴隸制社會政治、經濟變化的重要史料。

春秋少虡（jǜ）劍，傳以往出土于山西，屬於晉器，長54厘米，寬5厘米。

劍保存完好，鋒、鍔銳利。

劍身兩面有錯金銘文20字，其中「吉日壬午，作為元用，玄鏐鎛（bó）呂」，「玄鏐鎛呂」，應為金屬名稱。

「玄」，《說文》：「黑而有赤色為玄象」，「鏐」字，《爾雅》：「黃金美者謂之鏐」，這裡的「玄鏐」應指鉛而言，《說文·金部》：「鉛，青金色。

」《書·禹貢》孔穎達疏曰：「青，黑色。

」可見青有黑色義，與《說文》對「玄」的解釋也基本一致，「玄」指鉛而言，而這裡的「鏐」字，應解釋為美鉛。

對「鏐」字新的認定，還可補《說文》之不足。

「鎛呂」，在句中與「玄鏐」為並列關係，金文中也可寫作「（fǔ）鋁」。

金文中亦有「黃」、「赤」，從總的看都應指銅而言。

對銘文中金屬名的研究，也有助於科技考古的展開。

龍耳蓮鶴銅壺，通高122厘米，寬54厘米。

1923年河南新鄭出土。

是大型的盛醴（甜酒）器。

器作橢方形，有蓋。

體四面飾糾結的夔龍紋和垂尾鳥紋。

頸部飾二龍耳，器四角各鑄一龍形怪獸。

蓋沿有鏤孔蓮瓣兩層，蓋中心有一板，板上鑄一圓雕仙鶴，姿態優美，作展翅欲飛，引吭高鳴狀。

壺下部以雙虎托壺體。

該壺的鑄造反映了春秋時的開拓創新精神，龍、獸、鶴採用分鑄後才得到器物凝重活潑的藝術效果。

以上我們論述了故宮收藏青銅器和銘文的一些重要研究方法，並列舉數例藏品進行研究考證。

科學研究是連續的，應不斷提升它的研究水平，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新的文化理念相結合，對青銅器與銘文的研究一定會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