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藏青銅器與銘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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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羊尊 三羊尊羊頭局部之一 三羊尊羊頭正面 三羊尊腹部回文地 格伯簋 格伯簋銘文拓片 師趛鬲全形 師趛鬲銘文 師趛鬲銘文拓片 少虡劍 少虡劍另面 蓮鶴方壺 蓮鶴方壺壺體紋飾 蓮鶴方壺兩側鏤空雙龍耳 蓮鶴方壺腹部四角飛龍 其次勾鑃 其次勾鑃局部 其次勾鑃局部

故宮是明清兩朝的皇宮，保存著巍峨壯觀的古建築群和上百萬件文物，是世界上重要的文化遺產。

在收藏的各類文物中，中國古代青銅器是一重要門類，尤其是商周青銅器與銘文，有著更重要的學術價值。

故宮收藏青銅器約1萬餘件，是我國收藏青銅器數量最多的博物館，是研究青銅器與銘文的一個重要平台。

故宮博物院青銅器藏品絕大部分是清宮舊藏的傳世品，另有一部分是近年收購的，還有少部分是私人捐獻和近年考古發現的，例如，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捐贈的西周水鼎，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捐贈的商代？簋等等，更加豐富了故宮青銅器的收藏。

從歷史角度考察，我國對青銅器和銘文的發現、收藏和研究由來已久，可謂史不絕書。

較早的先秦文獻如《墨子》、《禮記》、《左傳》等書，都曾記載製作銅器的目的，還有利用銘文內容作為修史的資料等等。

以後的《史記》、《漢書》、《後漢書》也有一些記載，如《漢書·郊祀志》記漢武帝時發現的一件銅器，其上有銘，經當時的方士李少君研究，此器為「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之器」。

漢梁孝王收藏有罍尊，值千金。

許慎著《說文解字》一書，很多內容都採用了銅器銘文資料。

宋朝的青銅器與銘文研究，屬「金石學」範疇，這時有關專著應運而生，如《考古圖》、《博古圖》、《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書都是代表性著作。

清代宮廷藏青銅器很多，清高宗乾隆皇帝極喜愛這些文物，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殿廷之陳列、內府儲藏」之青銅器，命梁詩正等大臣奉敕編《西清古鑒》、《西清續鑒·乙編》、《寧壽鑑古》幾部專著，其功不可沒。

從一定意義上說，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青銅器與銘文，是清宮收藏之延續，但又增添了許多新的重要藏品。

從整體看，故宮收藏的青銅器器類豐富和齊備，包括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車馬器、銅鏡、度量衡器、工具與農具、符節和璽印等等。

銘文內容豐富，有關於族徽、祭祀、策命賞賜、征伐、訂契約等等方面。

從藏品的時代看，上自商、西周、春秋、戰國，中經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下迄宋以後的銅器。

從藏品的性質看，有商周時代「明上下、別等列」的青銅禮樂器，兩漢以後的生活用器，以及宋朝以降的仿古器。

故宮青銅重器，其中還應包括今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不少珍品，如毛公鼎、散氏盤、宗周鐘等等。

前已言之，故宮收藏的青銅器絕大部分是傳世品，由於時間悠遠，有的對其來龍去脈也不清楚了，因而失去了一定的科學依據。

但因為古青銅器的學問中包含了豐厚的文化遺產，歷代許多學者、專家都不同程度地致力研究，並作出了一定貢獻，為我們今天的研究探索起到了重要的鋪墊作用，許多都值得學習和傳承。

從今天的角度分析，舊時的研究，又常常受到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包括對材料之運用、研究方法等等。

我們今天研究青銅器和銘文，首先要注意歷史、歷史理論的學習和指導。

其次是研究中要依據科學考古發現的青銅器標準器和標準器群，例如：1976年陝西扶風莊白一號出土的青銅器窖藏，以西周共王時期的史牆盤為中心，聯繫同出的具銘銅器，按銘文中家庭輩份排比，可排出以昭王至厲王不同王世的眾多標準器。

近年考古發現的青銅器中，銘文中的人名、地名或事件等等，常可與傳世的銅器相印證或補充，例如：故宮收藏一件傳世的「史？簋」，前人研究多以為是偽器、偽銘。

有幸的是，1966年陝西岐山賀家村出土的一件銅簋①，器的風格、銘文內容與故宮的史？簋一致，從而證明了故宮史？簋為真器、真銘，兩器均為西周康王時的史？所作。

近年在河南安陽發現的商代「戍嗣子鼎」，其上銘文有「在？宗」，「？」即「管」字，為地名，即近年發現的鄭州商城。

故宮藏一件「古亞簋」，其上有「王在？」銘，從該器銘文、造型與裝飾分析，亦為商代器。

第三，傳世青銅器在研究方法上，一定要全面考察青銅器的各個方面：造型、裝飾、銘文、鑄造等，切不可孤立片面地只研究某一方面，以致造成結論的不準確性。

第四，儘可能利用現代科技方法進行研究，如對金屬成份和比例的測定可分析出合金技術之變化，用鉛同位素分析法可以確定青銅原料產地，用x光透視技術進行辨偽工作等。

為了利用和研究青銅器及銘文，首要的就是要保護好青銅器。

青銅器易生鏽和腐蝕，空氣中的酸性氣體如氯氣和二氧化氮與空氣中的水份起化合作用後，對青銅器有著極強的腐蝕作用，因而要對收藏銅器的處所採用自然通風和空調通風，並要注意調節室內的溫濕度，特別要注意防止銅銹中的氯化亞銅的產生，這種稱作粉狀銹的銅銹，對銅器有著較強的腐蝕與破壞作用。

下面我們列舉故宮收藏的先秦青銅器和銘文中的若干典型作品，進行簡明的考釋研究，從中可窺見其學術等方面的價值與意義。

商代三羊尊

圓腹、廣肩、高圈足。

高52cm，口徑41cm。

屬大型盛酒器。

器身飾饕餮紋（現稱獸面紋）雙目凸起，有冷艷怪誕之感，器肩上三個羊首造型逼真。

該器為二次鑄造，即先鑄好器身，在器肩上留下相應的孔道，接上羊首范，然後再與器身澆在一起。

從實物觀察，還可清晰地看到羊首壓住了器肩上的花紋。

本器是20世紀50年代收購的藏品，當時僅僅認為是一件後作器，作為一件資料保存。

但經深入研究後，尤其是1977年北京平谷劉家河小型三羊尊的出土，此器與故宮三羊尊除大小有別外，造型、裝飾等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

進一步確認故宮三羊尊為真器。

三羊尊有獰厲之美，審美價值很高，是青銅文物中的瑰寶。

商代其卣

共計三件，分別為商末紂王時期二年、四年、六年所鑄。

三件卣均屬商代長銘器，其中四祀？其卣42字。

器作長頸圓腹狀，飾獸面紋。

卣是用來盛「秬鬯」的，「秬鬯」是一種香酒。

三件卣銘文內容保存了商代貴族祭典和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

對三件卣的真偽歷來有不同看法。

我們認為，以幾件器物的造型、紋飾、銘文、鑄造等多角度研究，器與銘均為真。

後來有人又提出四祀？其卣為偽器、偽銘，此說法不確。

我們分析，該器銘文中有「文武帝乙」一詞，無獨有偶，1976年陝西岐山西周遺址出土的先周甲骨文內有「彝文武帝乙宗」句，「彝」是祭祀之義，「宗」是宗廟，「帝乙」是帝辛（紂）之父，此是周人祭祀「文武帝乙」的卜辭，與四祀？其卣上的「文武帝乙」的稱呼完全相同。

我們認為，再高超的作偽者也杜撰不出古人之語言。

四祀？其卣銘文，文通字順，反映了先祭祀，宴饗百官，最後是賞賜的程序。

也有人利用現代科技方法辨別三卣的真偽，結果均確切證明了三件為商代真器、真銘。

西周格伯簋

圓腹方座，二象鼻耳。

腹與座飾直線紋。

通高23.5cm。

簋是盛黍稷稻梁之器。

器內底銘文8行83字。

其中有幾句特別重要的內容：「格伯？（付）良馬乘於倗生，？貯三十田，則析。

」大意是格伯用四匹良馬，換取倗生三十田（一田等於一百畝，三十田等於三千畝），二人於是訂了交換契約。

從銘文可看出，從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到封建社會土地私有制這一歷史發展的軌跡。

該器屬西周中期共王世器。

1975年陝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幾件西周中期衛器銘文，也有以物易田的記載，同是研究奴隸制社會政治、經濟變化的重要史料。

西周師趛鬲

鬲高50.8cm，口徑47cm，為大型炊煮器。

其形體之大，可稱鬲王。

作圓腹，三袋足，足上有扉棱。

二腹耳高出口沿。

腹內銘文5行30字，反映了器主師趛為死去的父母作這件祭器。

人名中的「趛」字，《說文》云：「從走，金聲」。

器銘中「？」字，學者考證即「？」字，音「辱」。

「？」應是腹耳袋足鬲的一種專名，這對於青銅器定名很有價值。

該器鑄造精良，器制宏巨，造型雄奇瑰麗。

春秋少虡劍

劍長54cm，寬5cm。

傳以往出土于山西，屬春秋時晉國器。

劍保存完好，鋒、鍔銳利。

劍身兩面有錯金銘文20字：「吉日壬午，作為元用，玄鏐鎛呂，朕余名之，謂之少虡」。

銘文中需要解釋的是「玄鏐鎛呂」，此應為金屬名稱。

「玄」，《說文解字》：「黑而有赤色為玄象」；「鏐」，《爾雅》：「黃金美者謂之鏐」。

按青銅器是銅、錫、鉛，或銅與錫，或銅與鉛之合金，這裡的「玄鏐」應指鉛而言，《說文·金部》：「鉛，青金也。

」，《書·禹貢》孔穎達疏曰：「青，黑色。

」可見青有黑色義，與《說文》對「玄」的解釋也基本一致，「玄」指鉛而言，而「玄鏐」字，應解釋為美鉛，對「鏐」字新的認定，還可補《說文》之不足。

「鎛呂」，在句中與「玄鏐」為並列關係，金文中也寫作「？鋁」。

金文中亦有「黃？」、「赤？」，從總的看，都應指銅而言。

所以，對銘文中金屬名的研究，也有助於科技考古的開展。

龍耳蓮鶴銅壺

銅壺通高122cm，寬54cm，1923年河南新鄭出土，是大型的盛醴（甜酒）器。

器作橢方形，有蓋。

體四面飾糾結的夔龍紋和垂尾鳥紋。

頸部飾二龍耳，器四角各鑄一龍形怪獸。

蓋沿有鏤孔蓮瓣兩層，蓋中心有一板，板上鑄一圓雕仙鶴，姿態優美，作展翅欲飛、引吭高鳴狀。

壺下部以雙虎托壺體。

龍、獸、鶴採用分鑄法後，凝重的青銅器紋飾更取得了活脫的藝術風韻。

此壺的鑄造反映了春秋時代開拓創新的精神。

其次勾鑃

戰國時代越國青銅樂器，體狹長，口部呈內凹弧形，雙銑尖銳，持柄為扁平四面體，使用時口朝上。

此樂器上銘文31字，從銘文「擇其吉金鑄句鑃，以享以孝」看，其功能為祭祀或宴享時所用。

至於此種樂器為何稱「句鑃」？「鑃」字讀何音？，以往均尚未解決。

關於「句鑃」的「句」字，《說文·句部》：「句，曲也，從口，丩聲。

古侯切又九迂切。

」師鄂父鼎銘有「用祈眉壽，黃耇吉康」，「耇」字寫作「？」，此即「句」字，表明「句」可假作「耇」，此處「句」的音讀，應是「古侯切」。

表明「句」與「耇」音同，韻母同為「ou」，屬侯韻。

古籍不乏「黃耇」一詞，《詩·商頌》：「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爾雅·釋詁》：「黃髮，耇，老壽也。

」因此，「句鑃」之「句」，從器物功能和銘文考釋分析，也是「長壽」之義。

又，「鑃」字，從金從翟，《說文·羽部》：「翟，山雉尾長者，從羽從隹，徒歷切。

」金文中有翟與祭連用之例，史喜壺銘：「史喜作朕文考翟祭」，可知「翟」為一種祭名，「翟祭」即「禴祭」，就是宗廟四時祭之夏祭。

《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

古人在創「鑃」字時，是將「翟」祭名與金屬所制樂器結合了起來，創造了「鑃」字，成為與「句」結合起來的樂器名，祈求生者壽考。

推測古人在使用此種樂器時，舞人等有關人可能頭戴「羽葆」等裝飾。

至於「鑃」的讀音，應讀「ti」音，或如《廣韻》：「鑃，德吊切，同銚」。

尚需深入研究。

以上我們論述了故宮收藏銅器和銘文的一些重要研究方法，並列舉數例藏品進行研究論證。

科學研究是連續的，應不斷提升其研究水平，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青銅器與銘文的研究，一定會更加走向深入，使傳統文化與現代新的文化理念進一步聯接起來。

註：

①《岐山賀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長水《文物》197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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