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謙先生的主要研究領域和學術成就

構建青銅文化結構體系

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這是中國學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工作。

1928年，在傅斯年的努力爭取下，剛剛組建的中央研究院設立了歷史語言研究所，下設考古組，聘請李濟擔任考古組主任。

史語所成立伊始，就選擇安陽殷墟遺址開展考古發掘，從此揭開中國國家考古機構進行青銅時代考古研究的序幕。

從1928到1937年，史語所考古組在殷墟進行了十五次發掘，獲得大量珍貴資料，而這也幾乎是新中國建立之前全部的青銅時代考古材料。

但隨著國民黨政府的敗退，這批資料以及史語所的主要研究人員都移往台灣，新中國的青銅時代考古幾乎是在一片空白上起步的。

1961年10月，在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了五年的李伯謙因品學兼優被北大考古專業主任、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相中留校任教，由於當時考古專業商周考古方向的教員僅有鄒衡一人，所以蘇秉琦建議李伯謙以商周考古為自己的主攻方向。

未等在校園裡安頓下來，李伯謙就打起行囊，與鄒衡、俞偉超、高明等幾位教員一起帶領考古專業1958級學生來到北京昌平雪山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這次發掘，不但發現了相當於夏商時期的雪山三期文化遺存，而且還發現了西周時期遺存和東周時期的燕國墓葬，首次帶隊發掘就接觸到大量青銅時代遺存，這讓李伯謙更加堅定了今後從事青銅時代考古研究的志向。

1962年9月，李伯謙又和高明、嚴文明等同事帶領考古專業1959級學生來到安陽殷墟遺址發掘。

殷墟堪稱是中國考古學的聖地和搖籃，更是每一位從事青銅時代考古研究者的嚮往之地。

在將近5個月的時間裡，北大師生們參加了殷墟大司空村商代遺址的發掘和資料整理，並對豫北紗廠和大正集等遺址點進行了調查和試掘。

通過這次殷墟發掘，李伯謙獲得了對商代晚期考古學文化面貌的總體認識。

1963年9月，李伯謙又帶領北大考古專業1960級學生到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工作。

二里頭遺址是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1959年在豫西調查「夏墟」時發現的，遺址規模宏大，文化遺蹟豐富，是當時探索夏文化和商湯亳都的重要對象，能夠到二里頭遺址開展工作，這是夏商周考古工作者夢寐以求的事情。

發掘和整理工作一直持續到次年1月，不僅獲得豐富的遺蹟遺物，而且把二里頭文化遺存分為早、中、晚三期。

連續三年間，每年都有將近半年的時間在野外進行發掘和整理，這不僅充分鍛鍊了他的田野考古能力；更重要的是，這三處遺址在時間上縱貫了夏商周三大歷史時期，二里頭和殷墟更是夏商兩代都邑性遺址，這讓李伯謙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起完整而又紮實的夏商周考古學基礎。

李伯謙的學術生涯剛剛起步，政治形勢就開始急轉直下，政治運動接踵而來，先是1964年秋季的四清運動，再是1966年春季的半工半讀運動，只有1965年秋冬季帶領學生在安陽殷墟開展了一個完整的發掘季，發掘了豫北紗廠商代墓葬以及大寒寨、鮑家堂等地的龍山時代遺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學術活動被徹底終止，李伯謙一度被安排到北大哲學系學哲學。

被迫離開了自己心愛的專業，李伯謙在心理上十分苦悶，但他沒有消極，而是利用空閒時間充實自身的專業知識。

1971年，北大考古專業要為次年招收工農兵學員做準備，把李伯謙從哲學系抽調回歷史系。

回到本專業的首要任務就是協助他的老師鄒衡先生為即將入學的第一批工農兵學員編寫《商周考古》講義。

從1961年畢業留校到1971年返回本專業，前五年基本上是在考古發掘工地上度過的，後五年則大多耗費在政治運動中，當了十年老師的李伯謙居然還沒有一次登台講課的機會，而突然間卻要接受編寫專業教材的任務，李伯謙面臨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按照分工，李伯謙負責《商周考古》講義的序言和商文化這兩部分。

雖然李伯謙沒有授課經驗，但他在殷墟兩次發掘的寶貴經驗發揮了關鍵作用，田野發掘讓他對殷商文化有了最直觀的認識，所以很快就寫出了高質量的講義，並於1972年印出了鉛印本作為當年入學學生的教材。

此時，國內很多高校的考古專業還開不出完整的商周考古課程，所以李伯謙分別於1973和1979年應山東大學和南京大學之邀，為兩校新成立的考古專業講授商周考古課程。

在隨後的幾年中，北大考古專業還把這份鉛印本《商周考古》講義寄贈全國各有關單位徵求意見，最後由鄒衡先生執筆修改完成的正式教材《商周考古》一書於197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青銅時代考古領域第一本系統教材，一經出版，廣獲好評，成為全國高校考古專業的通用教材，並於1988年獲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次年，由鄒衡、李伯謙和劉緒共同主持的「商周考古課程教學改革與收穫」獲國家優秀教學成果獎。

《商周考古》的出版標誌著中國高校考古專業中青銅時代考古教學體系的首次確立，北大「商周考古」課程體系則成為國家模式，為全國各高校所沿用。

在參與編寫教材的同時，李伯謙一刻也沒有放鬆田野考古工作，他似乎又回到畢業留校之初的那段時光，年年奔波在考古工地上：1972年發掘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1973年帶學生赴石家莊、安陽、鄭州和洛陽等地參觀學習，1974年和江西省博物館合作發掘清江築衛城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吳城商代遺址，1975年遠赴青海樂都柳灣和甘肅永登連城史前遺址發掘，1976年南下湖北發掘黃陂盤龍城商代遺址，1977年出席河南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1978年在承德整理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遺址出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資料，1979～1980年連續對山西曲沃縣的天馬-曲村晉國遺址進行調查和發掘，1981年又赴湖北孝感地區調查當地新石器和商周時期遺存，1982年則在安徽六安、霍邱、壽縣一帶進行考古調查和試掘……

考古學是一門最講究材料的科學。

連續多年的野外發掘，一方面是艱苦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以及無法照顧家庭的深深歉疚，但同時也讓李伯謙極大地拓展了眼界，迅速地豐富了知識結構，並爆發出旺盛的創作力，連續完成了多篇高質量的論文，對夏商周三代考古的若干重大問題均提出了獨創性意見。

夏文化探索被譽為中國考古學的「哥德巴赫猜想」。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廣泛分布於晉南和豫西的二里頭文化成為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對象，1963年李伯謙曾經帶領學生在二里頭遺址發掘過整整一個學期，對二里頭文化並不陌生。

當時學術界對於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關係上有多種不同認識，他的老師鄒衡教授力主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

1981年李伯謙發表《東下馮類型的初步分析》一文，對二里頭文化分布在晉南地區的東下馮類型遺存進行詳細分析，論定東下馮類型在年代上晚於二里頭類型，分析出東下馮類型的主要文化因素來源於二里頭類型，同時繼承了以陶寺上層為代表的晉南龍山文化的某些因素，並先於二里頭類型接受了先商文化的影響，從而得出「夏族與夏文化的發祥地應在二里頭類型主要分布區的豫西地區」，「隨著夏族勢力的擴展，夏文化才跨越黃河北向發展到山西南部」等重要觀點。

1986年，李伯謙又對二里頭文化的核心遺存——二里頭類型進行了系統研究，完成《二里頭類型的文化性質與族屬問題》這篇重要論文，他從二里頭類型中顯著存在的山東龍山文化因素出發，結合文獻記載，得出了二里頭類型「既不是夏代晚期的文化，也不是整個夏代的文化，而很有可能是『太康失國』『后羿代夏』以後的夏文化」這一創造性觀點，並提出「以臨汝煤山二期為代表的由王灣三期文化到二里頭文化的過渡類型遺存，論時間當已跨入夏代，很可能是夏代初期的文化」的推論。

時至今日，上述觀點和推論在夏文化探索研究中依然具有廣泛的指導意義，並且得到越來越多考古材料的支持。

商代考古中，關於商人的來源問題，也即對先商文化的認定是一個關鍵問題，因為這不僅涉及商文化編年體系的建立，同時也是辨認夏文化的必由之路。

20世紀80年代後期，李伯謙先後發表《先商文化的探索》《論造律台類型》和《夏文化與先商文化關係探討》等文章，提出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區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分布在豫東和魯西南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造律台類型不是先商文化而可能是有虞氏文化、夏商文化各有來源與去向等重要觀點，極大地推進了先商文化的研究，堪稱經典之作。

這一時期，李伯謙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構建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

連續多年大範圍、廣時空的考古發掘讓李伯謙意識到中原地區以外青銅文化的重要性。

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起，李伯謙在密切關注中原地區夏商周考古學文化的同時，開始系統研究周邊地區青銅時代遺存，著力探討中國青銅文化的起源、發展以及不同譜系文化之間的影響、碰撞和融合等問題，以期對中國青銅文化形成一個鳥瞰式的認識。

他在這一時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中國境內不同地區的重要青銅文化逐一進行研究，其中關於北方地區青銅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論著：《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張家園上層類型若干問題研究》兩文系統論述了華北北部和東北地區青銅文化的年代譜系，《從靈石旌介商墓的發現看晉陝高原青銅文化的歸屬》論述黃河兩岸晉陝高原地帶青銅文化的屬性，《內蒙古考古的新課題》對內蒙古中南部青銅時代提出了指導性意見，《北京房山董家林古城址的年代及相關問題》則分析了周文化北上並與燕山地區土著青銅文化融合問題。

關於中國南方地區青銅文化的重要論著：《試論吳城文化》為贛江流域青銅文化確立了年代標尺，《我國南方幾何形印紋陶遺存的分區、分期及其有關問題》是學術界第一次對中國南方地區青銅文化進行了分區和分期研究，《湖熟文化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對長江下游寧鎮地區湖熟文化的年代和屬性給出了指導性意見，《吳文化及其淵源初探》和《馬橋文化的源流》兩文則分別對江浙地區吳、越文化的源流進行了詳盡分析，《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和《對三星堆文化若干問題的認識》著重研究了成都平原青銅文化的形成及其與中原青銅文化的交流。

在上述分區研究的基礎上，1990年李伯謙發表了《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一文，文章把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發展歷程劃分為四大階段，即：初始階段，相當於歷史上的夏代；發展階段，相當於歷史上的商前期；鼎盛階段，相當於商後期與西周前期；衰落階段，相當於西周后期至春秋末年。

文章同時對上述各階段中國境內不同區域內青銅文化的年代和特徵進行了描述，在學術界第一次完整地闡述了中國青銅文化的結構體系。

1998年，李伯謙把上述相關研究以《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為題結集出版，標誌著這一研究體系的最終確立。

追尋中華文明之源

中華文明以歷史悠久、光輝燦爛著稱於世界，但中外學者公認的歷史年代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這與中華文明悠久的歷史很不般配。

1996年5月16日，由時任國務委員李鐵映和宋健共同倡導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宣布啟動，把制定有充分科學依據的夏商周三代年表作為「工程」的主要目標。

「工程」組織了來自歷史、考古、天文、測年、古文獻等多個學科超過200位專家學者聯合開展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學研究，聘請李學勤、席澤宗、仇士華和李伯謙等四人為首席科學家，其中李伯謙為「工程」考古領域的總負責人。

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主要參與學科，考古學的關鍵任務有二：一是為「工程」建立科學和完整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學文化序列和分期標尺，二是為「工程」的碳十四測年提供文化屬性明確、出土層位確鑿的系列測年樣品，以獲取構建三代年表的必要數據。

「工程」設立考古學專題研究15個，組織力量對17處遺址進行了新的發掘，幾乎涵蓋了夏商周三代全部重要遺址及主要考古學文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為建立科學的三代年表奠定了堅實基礎。

作為負責考古領域的首席科學家，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的五年多時間內，李伯謙不但要統一規劃課題設置，統籌各關鍵性遺址的考古發掘，積極協調各課題組以及各相關學科之間的研究計劃和研究方法，更需要他對重大學術問題和學術觀點作出科學的裁決，這促使他對三代考古和年代學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由此獲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在夏代年代學框架中，夏王朝的始年是一個關鍵問題，它的基礎就是必須對夏文化發展歷程作出科學的回答。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期間，李伯謙以二里頭類型是「少康中興」之後夏文化這一論斷為出發點，結合登封王城崗遺址和新密新砦遺址的新發現，明確提出了夏文化發展的三個階段，即：以王城崗大城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以新密新砦遺址二期為代表的新砦期類遺存、以偃師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代表了夏文化的早、中、晚期的發展軌跡，王城崗大城可能是史籍中「禹都陽城」的陽城，新砦期遺存可能是「后羿代夏」時期的夏文化，二里頭文化則可能是「少康中興」以後直至夏桀滅國時期的夏文化。

上述論述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構建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提供了考古學依據。

在商代年代學研究中，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何者可以作為夏商分界的界標是學術界最為矚目的焦點。

針對有學者主張偃師商城是夏商分界唯一的界標，李伯謙在全面梳理鄭州商城歷年發掘材料的基礎上，綜合「工程」期間新獲資料，撰寫了《對鄭州商城的再認識》一文，辨認出鄭州商城內相當於成湯滅夏前後的多組遺存，從而為鄭州商城為夏商分界的界標之一提供了考古學證據。

「夏商周斷代工程」要求對西周各王「提出比較準備的年代」。

自1992年以來，李伯謙主持了山西曲沃天馬-曲村遺址晉侯墓地的發掘，清理了從西周早期到兩周之際的9組19座晉侯及晉侯夫人墓葬，這是迄今為止考古發掘的最為完整的西周諸侯墓地，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西周考古發現，是構建西周年代序列的極佳材料。

作為發掘領隊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科學家，李伯謙針對晉侯墓地發表了系列文章，釐清了該墓地的墓葬序列、墓主考定以及埋葬制度等關鍵問題，為確定西周列王年代提供了確鑿的考古學依據。

2000年10月，「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核心成果「夏商周年表」公布，在國內外和社會各界產生了重大反響。

但李伯謙並沒有停下腳步，而是把眼光投向了更加深遠的領域，主持起草了《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幾點設想》送呈國家領導人，建議國家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開展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隨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獲批為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項目，李伯謙為主持人之一。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項目的實施，激發了李伯謙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和特徵等重大問題進行深入探索，他這一時期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文明探源與三代考古論集》這部著作當中。

這本論著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他以一個考古學家的身份，堅持一切問題的探討從具體考古材料出發，不作空泛的議論，由此獲得的若干重大結論極具客觀性和說服力。

如他從紅山、良渚和仰韶文化大型墓葬的對比中總結出中國古代文明演進存在重神權和重王權兩種模式，從諸多考古材料中歸納出中國古代文明進程歷經酋邦、王國和帝國三階段，從聚落分化入手提出判斷文明形成的十項標準，無不具有新意，發人深省。

受中國考古學奠基人夏鼐先生和蘇秉琦先生的影響，李伯謙在他的很多論著中反覆強調考古學是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古學研究必須要上升到歷史學研究的高度。

他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貢獻切實地體現了他的上述理念，他以自身的學術實踐為中國考古學的學科定位作出了完美的詮釋。

強調研究方法創新

在長期的考古實踐中，李伯謙深刻意識到理論方法的重要性，他說：

加強國際交流，大興理論探討之風，不斷引進、借鑑國外考古學理論方法，在我們自己豐富的考古實踐基礎上總結提高，提出符合中國考古學發展需要的理論方法，指導我們的考古實踐，是促進中國考古學躍升囯際一流、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

為此，李伯謙多年以來一直堅持給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研究生開設「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課。

但李伯謙和他的學生們不作純粹的理論探討，而是從解決具體考古問題出發，由此引導出一系列理論和方法的創新。

田野考古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

五十多年來，李伯謙始終堅持在田野工作的第一線，豐富的田野實踐讓他對考古學的基本方法——地層學有了深刻體會，意識到傳統地層學的局限性，於是大力提倡引入埋藏學的方法來研究古代遺蹟現象中所包含的人類活動。

埋藏學方法的運用使得考古學資料獲取的途徑與方式取得突破性飛躍。

考古學文化是考古學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但考古學文化的組成十分複雜，如何正確認識每個考古學文化的屬性是開展考古學研究的核心環節。

在大量實踐的基礎上，特別是在對吳城文化的具體研究中，李伯謙領悟到分辨一個考古學文化中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意識到它是繼地層學和類型學之後，考古發掘、整理和研究必經的一個環節，隨後他又成功地將這一方法運用到對二里頭文化和晉陝高原青銅文化的研究中，並於1988年完成了著名的《論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一文，系統地闡述了這一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作用和操作方法，指出它是由考古學研究過渡到歷史學研究的橋樑。

現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已經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在對一系列考古學文化研究後李伯謙發現，雖然每一個考古學文化都在不斷的變遷之中，但它們變遷的速率是不同的，那麼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經過對大量考古材料的分析，他提出了考古學文化變遷中的「漸變」和「突變」模式。

不僅如此，他還把考古材料上所見的上述模式與具體史實聯繫起來，如指出從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到二里頭文化之間的「漸變」現象折射出的是夏王朝的建立是發生在部落聯盟內部，而夏商之際和殷周之際考古學文化的「突變」則正反映了夏商王朝更替和殷周王朝更替是異族入侵的必然結果。

在對考古學文化研究中李伯謙還對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互動與傳播產生了濃厚興趣，提出必須注意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的差別，分辨文化傳播的主體、中介與受體，體會文化傳播中的激進與浸潤模式，分析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傳播因素的抵制與選擇，重視文化傳播與文化交匯區的形成，關注文化傳播中的「文化飛地」與「文化滯後」現象。

李伯謙的學術生涯具有一個鮮明特色，那就是始終牢記考古學研究一定要上升到歷史學研究。

過去的考古學研究比較重視遺蹟、遺物等物質遺存的研究，而比較忽視其蘊含的思想觀念等精神領域的研究。

李伯謙在自己的研究實踐中，認為應該充分重視精神領域的考古，從對物的研究上升到精神文化的研究，這樣才能對考古學文化及其反映的問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所以如何把考古學材料轉化為歷史研究素材是他一直關注的問題。

他說：

通過考古調查、發掘出來的遺蹟、遺物乃至遺蹟現象，是人們在生產、生活等各種活動中遺留下來的，而在特定時間、特定地域內發現的具有共同特徵的遺蹟、遺物的總和即是考古學上所說的考古學文化。

作為一名考古工作者，能夠通過自己辛勞的工作發掘幾處考古遺址，對遺址進行正確的分期，搞出一個考古學文化，無疑是對考古亊業的重要貢獻，但從考古學研究的整個過程來看，並不能就此止步。

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歷史是人的歷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歷史科學的使命是要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考古學研究僅僅滿足於遺蹟、遺物的研究，見不到製造、使用這些遺蹟、遺物的人和由人組成的社會，怎麼可以滿足、可以止步呢？

作為考古學既要「見物」又要「見人」的具體實踐，李伯謙十分注重對考古學文化的族屬判斷，他在《考古學文化的族屬問題》一文中對這項工作的艱巨性和方法的重要性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判斷考古學文化的族屬必須首先做文獻的可信性研究，再從時代、地域、社會發展階段、文化特徵與文物制度、文化關係與族際關係等多個方面加以考察，才有可能確定某支考古學文化是文獻記載中的某族。

2013年，李伯謙完成了近四萬言的長文《感悟考古》，他結合自身考古實踐，對考古研究中帶有普遍意義的十六個問題展開了論述，這既是他對個人學術生涯的一次整體回顧，更是對中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全面反思。

致力考古人才培養

北京大學考古學科與中國考古學共同起步，20世紀20年代，以田野考古為標誌的近代考古學剛剛傳入中國，得風氣之先的北京大學即於1922年在文科研究所下設立了考古研究室，這是中國第一個考古專門研究機構。

新中國成立之後，為適應文物考古事業的大發展，在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積極支持下，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於1952年正式設立，這是中國高校設立的第一個考古專業，為國家的文物考古事業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是新中國考古學家的搖籃。

李伯謙長期擔任北大考古學科的負責人，特別是1992年出任北大考古系主任之後，更是把學科建設放在第一位，全力打造高水平的人才教育平台。

1995年，針對當時考古學發展趨勢及國內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李伯謙主持對考古系的學科設置與教學內容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與改革，為北大考古學科的大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1998年，在李伯謙的積極籌划下，北大考古系發展壯大為考古文博院，新增設古代建築和文物保護兩個專業方向，在穩固考古專業的傳統優勢的同時，著力加重了科技考古方向的力量。

同年，北京大學以考古文博院為依託與國家文物局聯合成立了「中國文物博物館學院」，興建了新的考古教學用樓。

這次調整使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成為全國高校同專業中基礎設施最完整、學科覆蓋面最寬、教研力量最雄厚的院系。

1999年，李伯謙以考古文博院為依託，聯合北大相關人文學科，創辦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至今。

十餘年來，在他的規劃與努力下，該中心出版了《古代文明研究通訊》56期，出版古代文明研究叢書20餘種，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重鎮。

2000年，在學校領導下，李伯謙又組織以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為主的力量申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獲得成功，並出任該中心的首任主任。

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的成立進一步確立了北大考古在中國考古學界的領先地位。

數十年來，李伯謙一直奮鬥在教書育人的第一線。

作為一名教考古學的老師，他不僅在課堂上循循善誘，更在發掘區的探方里身體力行，真正體現了一名考古學者知行合一的優秀品質。

他直接培養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多達數十人，其中絕大多數活躍在考古工作的第一線，不少人已經是卓有所成的專家。

他教過的北大考古專業的學生超過千人，得到他指點的全國各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更是不計其數。

他對年輕人充滿期待，鼓勵他們積極創新，超越自己這一代學者。

他曾經深情地寫到，「青年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你們要有雄心壯志，要發揚顧頡剛倡導的『古史辨』運動的疑古精神，敢於向權威挑戰，敢於和傳統決裂，敢於獨樹一幟。

……在學術發展史上，沒有對傳統結論的不斷挑戰，就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

」

2011年，在北大考古專業工作了整整五十年的李伯謙這樣寫道：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間已進入老年，這是誰也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

但在精神上，說實在的，我還沒有特別明顯的感覺，心裡常想的還是晉侯墓地發掘報告沒有寫完，雪山遺址的報告我再不整理可能就真的石沉大海了，而學術上一個又一個新問題又似乎都在向我招手，我還想繼續探索。

學術研究既枯燥又充滿快樂，在你梳理材料、思考問題、尋找證據時，感覺是枯燥的；可一旦問題迎刃而解、豁然開朗，又是無比快樂的。

那就讓我們衷心祝願這位不服老的老人享受著越來越多的快樂吧。

（本文原載錢偉長總主編《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第二分冊，科學出版社，2015年）

本文由孫莉、李茜摘編自 何駑主編《李下蹊華——慶祝李伯謙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之「李伯謙傳記材料」。

內容略有刪節、調整。

978-7-03-051745-6

本書為慶祝李伯謙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

書中收錄先生諸位弟子、學術友人的學術文章49篇，分為7個欄目。

「道器之論」「文明蘊化」「三代遺珠」「歷史勾沉」「文字新探」「文博文保」「足跡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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