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鵬：跨界通變 不忘初心

編者按：

為促進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獎勵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做出突出貢獻的青年學者，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2016.鄭州）評選出11位青年學者獎（金爵獎）。

「羨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升。

」青年考古學者的健康成長是中國考古學穩健發展「走向未來」的堅實基礎，他們心中的陽光和腳下的力量是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的學術希望。

青年人考古夢，為了將這些青年學者的幕後點滴記錄下來，中國考古網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研處聯合策劃「詩和遠方—青年學者金爵獎」專題，一睹他們青春歲月的今朝風采。

中國考古網：李老師，首先恭喜您獲得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青年學者獎（金爵獎），對於此次獲獎您有哪些感受？

李志鵬：謝謝！任何一種獎都有遺珠之憾，考古界優秀的青年才俊大有人在，我獲此獎既有自己努力的結果也有幸運。

獲得金爵獎，我視之為師長學友以及評委對我的厚愛與鼓勵，也視為動物考古學的發展和研究實績得到考古學界承認和重視的結果。

沒有以我導師袁靖先生等為代表的動物考古學界前輩篳路藍縷的開拓和發展，今天動物考古學界的青年學者也不太可能走上這個領獎的平台。

我將更勉學精進，見賢思齊，儘自己最大的努力，為動物考古學和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添磚加瓦，回饋一直厚愛、鼓勵和支持我的師友同仁。

2010年李志鵬在二里頭遺址考古隊整理二里頭遺址出土動物骨骼

中國考古網：您從1999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參加過多項考古挖掘工作，其中很多項目都曾獲重要獎項，對於這些重要的考古發掘經歷對您的研究有著怎樣的深遠影響？

李志鵬：我從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在我所夏商周研究室工作，先後參加過山西的陶寺遺址、河南的偃師商城、二里頭、殷墟等重要遺址發掘，能參與這些舉世聞名的遺址發掘工作、後期考古資料的整理和報告撰寫，我覺得很幸運也很自豪。

這些重要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經歷對我的研究確實影響深遠。

1999年我大學本科畢業後剛到考古所工作，就被所里安排和梁星彭先生一起開始重啟陶寺遺址多年停止的考古工作。

那時候在陶寺遺址工作的條件比現在艱苦得多，梁先生即將退休，但他那麼大的年齡卻每天不顧勞累地和我們年輕人跑遍陶寺遺址的溝溝壑壑。

他重啟陶寺遺址的工作，是帶著明確的學術目標的，一是找居住址和生活區，二是找城，這實際上就是聚落考古的理念，這一點對我以後的考古工作理念影響較大。

那年發現並集中發掘了陶寺遺址迄今為止發掘面積最大的白灰面居址群。

領隊梁星彭、學術顧問張彥煌以及後來短期來工地指導的高天麟先生，讓我見識和學習到了考古所老先生們田野水平的精湛、考古發掘的細心與大局觀，身先士卒的吃苦耐勞精神，純粹為學的考古精神，平等待人的生活態度。

這些先生沒有一點長者的架子，其中梁星彭先生還總是和我分享他的學術思考，也鼓勵我和他爭論，比如對夯土認定的討論。

他對我田野工作態度和發掘水平的肯定也讓我找到了從事考古工作的自信。

這些考古前輩是我進入考古所工作的引路人，給一個剛參加考古工作的青年上了學術和人生最好的一課。

從2000年開始我進入偃師商城考古隊工作，參與偃師商城遺址的宮殿區的考古工作，包括宮殿基址、池苑遺址和祭祀區的考古發掘。

和陶寺遺址一樣，考古隊從隊長到學術顧問如杜金鵬老師、王學榮兄、胡秉華先生等，都是田野工作中水平純熟、嚴謹細緻的發掘高手，隊長和顧問每天堅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線，從大局到細節，從發掘到後勤，無不兼顧。

偃師商城考古隊發掘的傳統，是堅持讓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先從自己獨立領方發掘積累經驗開始做田野考古工作，發掘中重要的遺蹟現象也互相現場觀摩、討論，這些都鍛鍊了我從事古代都城遺址發掘和第一線田野考古工作的各項技能。

考古隊各位先生都各有所長，從田野考古、室內考古整理、考古類型學的實踐、操作,到治學理念和方法以及篤實為學的治學精神都值得我學習,我在和他們一起工作、生活的過程中受益良多。

2002年我被借調到二里頭遺址參與宮殿區的田野考古，當時我親自發掘了出土綠松石龍形器的貴族墓葬，也首先在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二里頭四號宮殿基址的跡象，這種親歷重大發現的興奮，重要遺蹟發掘過程中對考古發掘水平的鍛鍊，都讓我體驗豐富，受益匪淺。

二里頭考古隊有很好的學術討論氛圍和參與感，我們從田野考古中的遺蹟現象的認定、清理到背後的學術問題，從隊長、隊員到技師都共同討論、切磋，這種集思廣益對於考古工作的推動以及我的學術成長、考古水平的提升都有很大幫助。

2003年到2004年我還參與過殷墟孝民屯遺址的考古發掘以及後來的報告整理。

孝民屯遺址發現了殷墟文化早期的居址群或聚落，也發現了殷墟文化時期的鑄銅作坊和各個時期的墓葬群等，考古發現十分豐富。

孝民屯遺址是一次考古「大會戰」，發掘面積數萬平方米，但各家考古機構協調共進，從發掘記錄、發掘過程的規範化、精細化、系統化做了大量的工作，讓每一個參與其中的考古人的考古發掘理念和水平都得到了一次整體提升。

我自己領著幾位技師負責其中數千平方米的遺址區域的發掘，對於鍛鍊我獨立帶一個考古工地的發掘、注意田野考古工作的全局都有很大幫助。

2016年5月 李志鵬在洛陽伊川徐陽東周墓地現場鑑定車馬坑中出土動物

中國考古網：是什麼機緣讓您專業從事動物考古工作的？

李志鵬：我個人在田野考古之時經常會接觸到一些動物考古骨骼標本，但真正讓我對動物考古產生興趣是袁靖先生關於動物考古的系列文章，另外就是2000年至2001年我參與了偃師商城宮城內祭祀區的發掘，親自發掘清理了大量動物犧牲。

我們像清理人骨架一樣細緻清理了考古發掘中露頭的動物骨骼。

我自己最有成就感的是帶領工人清理了一個祭祀坑中的四具豬骨架，每一節細小的尾椎骨都清理得紋絲不亂。

這個祭祀坑的豬牲後來成了偃師商城祭祀區豬牲的典型代表。

在發掘這些動物犧牲和後期整理、思考的過程中，這些動物犧牲的具體文化內涵如用牲特徵，一直吸引我去深入思考一些三代祭祀禮儀的問題，使我產生了研究商代乃至夏商周三代動物祭祀制度的想法。

但是如果不懂動物考古，不可能將考古遺址與祭祀有關的動物研究深透，不可能將動物祭祀制度研究深入。

但那時還沒有產生專門學習動物考古的念頭。

2002年我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開始在職碩士生課程學習，當時專業方向還是夏商周考古，在碩士畢業之前我面臨考博的選擇，聯想到自己在偃師商城發掘的經歷和對動物祭祀制度研究的興趣，以及對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廣闊學術前景的憧憬，在袁靖老師的鼓勵下，我選擇了動物考古方向。

讀博以後，我在學習過程中了解了很多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尤其對於涉及國際上動物考古進展的英文書籍和文章閱讀較多，更深刻地體會到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大有廣闊天地，當時就想到了研究殷墟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因為殷墟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不僅僅與日常肉食消費有關，還涉及畜牧業經濟和漁獵經濟，喪葬、祭祀禮儀中的動物犧牲，動物產品的多層次開發，社會複雜化、城市化過程中的動物資源利用及供應、制骨手工業、文化交流等等。

我的博士論文後來就確定為研究殷墟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

在整理完自己博士論文材料後，又以「中國新石器時代末期到青銅時代早期的動物經濟及其與社會複雜化進程的關係研究」為題申請到了美國Henry Luce基金的資助，到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訪學將近一年，大大開闊了學術視野。

2009年博士畢業後我從我所夏商周研究室調到了科技考古中心，開始了專業從事動物考古工作的學術之路。

中國考古網：您專業從事動物考古以來，主要做了哪些工作？這些工作對於中國動物考古學研究有哪些推動？

李志鵬：第一從我從做博士論文的材料開始，逐步對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遺址如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殷墟遺址、灃鎬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等遺存進行了系統整理和梳理，目的是對三代都城遺址居民包括王室貴族到普通民眾消費利用的動物資源進行動態的長時段研究，對中國古代早期國家形成和發展時期城市化過程中動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及其供應進行系統的研究，裡面涉及的具體專題非常豐富。

第二，我和我的同事合作，對夏商周時期都城遺址的制骨作坊出土的動物骨骼、骨料及骨器進行了全面分析，首先是晚商時期的安陽殷墟，之後往前擴展到二里頭文化時期的二里頭遺址、殷墟文化之前的洹北商城遺址，往後延續到西周時期的豐鎬遺址，在有的遺址我還參與到田野考古發掘和標本收集方法的設計中去，採用動物考古學和制骨工藝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在手工業考古的視角下，對制骨手工業的生產運營鏈、制骨技術與工藝流程、制骨手工業的專業化程度及其發展等相關學術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在諸多方面有所收穫，尤其是通過定量化統計、手工業專業化程度的分析，對晚商時期制骨工業的商品化生產的規模和意義進行了深入研究，與合作夥伴在《Antiquity》等刊物上發表的合作研究成果，使得國內外學者對中國早期文明的經濟、手工業發展程度有了全新認識。

第三，我走上動物考古的初心就是要系統研究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使用動物在祭祀、喪葬禮儀中的運用，結合動物考古學和考古學背景的整合研究、審慎利用古代文獻來系統揭示中國古代的動物祭祀制度及其涉及的古代禮儀、社會複雜化、文化交流等。

因此，從學習到專業從事動物考古十餘年來，對三代的祭祀遺蹟和墓葬中出土的動物進行了大量的現場鑑定或分析、整理，以及文獻的系統梳理，有很多重要的發現，由於我喜歡窮究研究所涉的一手材料和相關問題，我這方面成果還只有少部分發表，今後爭取儘快發表我的相關成果。

第四，以往對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有家養和野生動物、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我從事動物考古以來注重開拓動物產品的多層次開發利用，如是否存在開發羊毛、畜力利用及其起源和發展，我和我的合作夥伴的研究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末期到青銅時代早期中原地區存在羊毛開發利用、晚商時期存在牛的畜力利用的證據。

此外，我和其他學者一起，整合動物骨骼形態學研究、古DNA和穩定同位素分析的多學科研究手段，在前輩學者如我的導師袁靖先生等人的研究基礎上，進行西北地區家養羊和馬的起源和傳播過程的系統探索，以後可能擴展到家養黃牛起源的深化研究中去。

因為現在生物分子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已經揭示，家養的羊、黃牛和馬等草食性家畜都是非中國本土起源的，我尤其想以團隊合作研究的方式，搞清楚草食性家養動物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路線、傳入方式及背後的動因、機制。

這方面的研究我的導師袁靖先生以往做了很多工作，我們會沿著他開拓的方向將這一問題繼續深入研究下去，究明更清晰具體的細節和過程，探討背後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過程及其對中國古代社會和文化的影響。

這方面的研究我們正在進行，目前在甘肅、青海、新疆等地的考古遺址做工作，已經取得一些成果，我們也爭取儘快發表其中已取得的成果。

當然我個人還有一些其他的研究計劃和個案研究，如遊牧經濟的起源、發展過程和動因等，就不一一介紹了。

總之希望不負我從事動物考古的初心。

動物考古學是考古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多學科的整合研究，我和我的合作夥伴將繼承導師袁靖先生一貫堅持的團隊作戰合作研究理念，將科技考古與常規考古進行有機結合，以人類學的視野、大歷史學的研究理念、社會考古學與文化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等多維度、多角度、多層次地系統研究古代社會對動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動物在古代社會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從而為研究古代社會與文化、通古今之變做出一個考古學學者應有的努力和貢獻。

2010年6月 李志鵬與同事在河南淅川下王岡遺址考古工地

中國考古網：最後，您怎樣看待考古工作的「詩與遠方」的？

李志鵬：著名歌手許巍有一首歌，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其中有兩句歌詞：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

歌詞特別契合考古人的精神。

考古長期以來是一項清貧的職業，卻是一個「理想」的事業，沒有理想，考古人恐怕很難堅持下來。

考古人雖然也要為生活、生存而奔波，但是考古人始終有情懷，有吃苦耐勞和工匠細作的精神，有通古今之變的學術理想，那些生存的羈絆與眼前的苟且從來擋不住考古人心中如詩一般的情懷，始終心繫遠方的田野。

因為田野是考古學家一切學術探索的出發之地，是考古人大展拳腳的廣闊天地。

一代代的考古人治學務嚴謹，卻是骨子裡的田野詩人，雖然他們不一定寫詩。

遠方的田野始終在召喚考古人，去發現、解讀古人遺留的實物遺存，讀地書亦釋天書，解讀遠古之謎。

這使得考古人除了有探史求真的收穫感，還有一種純粹的精神滿足。

這就是我理解的考古工作的「詩與遠方」，它是考古人能持之以恆從事考古事業和志業的動力。

（採訪：韓月 策劃：喬玉 審核：劉國祥）